王木 本报记者陈东

　　在格兰仕集团，俞尧昌不是职位最高的，现在仍是集团的副总经理，却是格兰仕集团最出名的人，只要有格兰仕的地方，似乎就有俞尧昌在那里“张嘴就来”。

　　也许，这跟他的本职工作有关，俞尧昌自己说，“事实上我在企业里面扮演一个说的 角色，说的角色也就是新闻代言人的角色”。

　　如果硬要用一个很通俗的比喻来形容俞尧昌的职责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句坊间常用的词汇来描述俞尧昌，俞尧昌是格兰仕的“大嘴巴”。

　　“嘴巴大”的可能出名也快。于是，我们就时常看见这个“大嘴巴”南来北往地为格兰仕陈述一个一个的欣喜和委屈。这个教师出身的格兰仕副总似乎很善于寻找自己的讲台。

　　俞尧昌的两次重要“插队”

　　47岁、出生于上海的俞尧昌，曾经两次“插队”。虽然老俞从没正式总结过这两次“插队”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但是这两次“插队”无疑改变了他的大部分生活内容。

　　第一次“插队”是在1975年，小俞作为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插队到了安徽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庄。

　　对很多人来说，当时的“插队”好像是不得已的行为，俞尧昌也是这样，“很多上山下乡的上海人到了外地以后都想回城，后来回城的希望没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考大学回来。”1979年，俞尧昌通过高考回到上海上大学。

　　大学毕业后的俞尧昌又被分配到上海的一个农场做老师。当地的农垦局要搞一个农垦系统的厂长经理培训，俞尧昌此时便开始涉足企业的管理领域。回忆这段经历，俞尧昌显得很平静，“以前我是学机电工程的，现在改行学管理，我只有边工作边学习。好在当时我有一个老师，跟着他我学了不少东西。这个老师是复旦的，早年被错划为右派，他对企业管理非常专业。”

　　俞尧昌的第二次“插队”是在1995年。这次是俞尧昌主动要求“插队”的，他把自己“放逐”到当时被很多上海人视为“乡下”的广东顺德，出任格兰仕集团的副总经理至今。

　　自然，这一次的“插队”跟第一次有本质的区别。俞尧昌说，“我到广东之前，在一家农工商下属的公司工作。工作过程中我感觉和领导之间话不投机。这时想去寻找一个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环境，所以到广东去了。”

　　做芯片的不要

　　看不起做土豆片的

　　用现在的话讲，俞尧昌是“空降”到格兰仕的。到广东后，俞尧昌就跟微波炉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他指挥了格兰仕的多次降价行动，由此被称为“价格屠夫”。他们从实践到理论，总结出了一套一套的降价理论为自己“辩解”，以消解同行的指责和怨气。这些理论早已散见各个媒体，在此不多赘述。

　　我们关心的是格兰仕在获取了那么多利润后，是否总在家电行业里转圈？都知道目前的家电行业正进入微利时代。

　　俞尧昌说，除了价格战外，格兰仕还有很多保护自己经营安全的策略，比如，我们企图摧毁一个产业的投资价值来保证自己的经营安全，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就要去做几十年的苦行僧。格兰仕还有一点，就是把所有的经验都告诉大家，让大家共享，一些国外媒体称格兰仕是中国的狼，我们希望中国由一条狼变成一千条一万条狼，冲出去打的时候，我们的经营安全就有更多的保证。

　　“在中国的家电行业中，除了格兰仕以外还有谁有这种‘狼相’？”

　　俞尧昌说，在海外拓展过程中，“我们感到比较孤独”。记得春兰的陶建幸提出来说，“真正衡量一个企业国际化，它至少有一半的产品要销往国外”。事实上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企业并不多，格兰仕好像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大差距，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比较窄，就是微波炉和空调。

　　“谈到这个产业链的问题，我们想知道格兰仕除了已经进军空调领域之外，有没有其它想法？像有些企业一样，资产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去搞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生物工程、药品，或者汽车等。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去把生产链拉宽？”

　　谈到高科技的问题，俞尧昌说，我的理解是很多企业在自我炒作。事实上做高科技产业要有基础。比方说微波炉年产1000多万台，我就可以投4个亿，如果没有1000多万台，只有10万台年产量我就投不起，投下去消化不了。比如在手机产业，诺基亚一年可投几亿美元，摩托罗拉也可以投几亿美元甚至十几亿美元来搞技术开发，这个技术开发的投入比我们一年的收入还要多得多。他投得起，他规模大，他能分摊，他能消化。“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规模作为一种消化平台，投入也是很危险的，投下去就捞不回来。”

　　现在格兰仕的走法是选择产业附加值比较低的或者说即将变低的产业。这种低附加值产业并非完全没有科技含量，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我们不排斥高科技。不要理解为作芯片的看不起作土豆片的。其实作土豆片的比作芯片的利润还高，这里面本身没有卑劣之分，只是产业的不同而已。只要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能够改变消费者的生活状态，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就要大力发展。”俞尧昌这样主张。

　　俞尧昌总是“说得多干得少”

　　也许因为有过做教师的经历，俞尧昌的口才一直不错，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格兰仕对外发布新闻的“大嘴巴”。

　　当我们“奉承”他为格兰仕立下了汗马功劳时，“大嘴巴”俞尧昌说，我只是一个说的角色，说的不如干的。现在的格兰仕是靠13000名员工干出来的，干出来我才能去说。他们干不出来，我去说不就变成吹牛了吗？事实上企业就是在两老总下凝聚了一批人才，具有一个团队的精神去发展。格兰仕应该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有些媒体说格兰仕是我说出来的，主要是大家对格兰仕的营销策略，几番掀起的价格大战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个是我说出来的，但策略是共同研究出来的。

　　由于缺少相关的土壤，俞尧昌认为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他把自己定位于在格兰仕打工的。“最近碰到一家企业的人员，他们自己说是职业经理人，一个企业亏了十几个亿，他们的年薪还拿几百万。投资者愿意让这种职业经理人去做他的经营者是不可能的。输了叫他一无所有，哪有他拿几百万年薪的？现在炒作的成份比较多些。”

　　谈到如何处理好他跟他的老板的关系时，俞尧昌说，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拼命干活。我们的人际关系很简单和朴素，就是干活。我们的管理层人员没有一些同等规模的国企的多，没有扯皮拉筋的现象。

　　“你有没有想回到上海自己单干？”

　　俞尧昌对我们的这个“建议”很“抵触”。俞尧昌说，“我希望有一天回来，还是去做我原来的老师，因为比较轻松，老板不太好当。”

　　也许是因为俞尧昌的爱人和孩子都还在上海，他的家人也希望他回到上海继续做老师。“做老师潇洒”，他的爱人也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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