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和岩/文

　　4月号的《中国商界》刊出《晋商衰落》后，一位读者调侃地来信询问：“下一期，你们大约会写徽商和潮商了吧？”虽然这是一种惯性的表达，但每当我们痛苦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商业标本的解剖后，是否应该替这一历史符号的消失开个挽救的良方？

　　今年2月8日，当《安徽商报》“寻访徽杭古道”的记者来到当年徽商云集的上海时，惊讶地发现曾风靡沪上，成为一个时代烹饪符号的徽菜已销声匿迹。其实，不该感到惊讶，因为，当年徽菜之所以能够从新安江畔、黄山脚下一路扬名上海滩，完全得益于明清年间崛起的一个庞大的商业集团——徽商。现今这个名播四海、驰骋商界300余年的“大商帮”就像一颗划过天空的彗星，而徽菜只不过是长长彗尾中的一小块陨石罢了。

　　天下徽商成于文化

　　徽商的出现不但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有关，还得益于江淮沿岸的一方水土。皖南古称徽州，它北靠黄山作为依托，南有天目山天然屏障。民谚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生存资源的匮乏，使得皖南人自宋朝以来就不断向外寻求发展，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民谣，恐怕就是这种经商习惯的真实写照。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

　　据了解，乾隆年代，仅扬州盐业的徽商资本就达四五千万两，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徽商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胡雪岩最有钱时，其“阜康钱庄”在全国各地有20多处分支，资金达2000万两白银，拥有田地上万亩，这在当时意味着，清廷近三分之一的国力是在一位“红顶商人”的操控之下。

　　不过，官商归官商，晋商、徽商、潮商三大商帮中，徽商之所以“以儒为名”，还是徽州一带独特深厚的文化背景在起作用。

　　话要回到公元4世纪前后，为躲避中原战乱，大批北方士族举家南迁，为当地带来治学业儒的家风。当年跋涉在徽杭古道的徽商，马背上不仅驮着盐巴、茶叶、布匹、木材，宣纸、歙砚、徽墨、宣笔等文房四宝，还有中国做生意最早的“资本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尤其是在徽商发了财后，他们大兴族学、书院，内容涉及理学、教育、医学、绘画、篆刻、经学、建筑、园林、雕刻、烹饪等当时文化的各个领域，或许就在“肚子温饱”之后，别具一格的徽商文化才会应运而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商业巨子为什么会在热闹了300余年后却烟消云散？

　　天下徽商败于文化

　　徽商的衰败，先是衰败在清政府剥夺盐商的垄断特权、太平军重创商业活动和洋货的大量蚕食上，但问题的最终“还出在徽商自己的文化上。”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产生过诸多大名鼎鼎徽商的西递村至今还留有这样一副对联：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在“官”与“商”的游离之间，徽商的科举入仕情结清晰可见。

　　到了19世纪末，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但“官本位”的徽商却做不到，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

　　也许正是徽商和晋商在这方面的不同，才为徽商日后埋下另一种伏笔。有人甚至认为，曾创造出老“文房四宝”的徽商之所以在新“文房四宝”面前毫无作为，是它的基因里对财富的创造有另外理解。今天，就连荣事达、美菱这两个曾一度让安徽人自豪的企业都存在业绩短缺的隐患，尤其是今年3月，与荣事达合资的美方突然决定撤资，以及这家公司自1999年以来一直亏损的消息传出后，这种印象在外界越来越深。当然，美菱电器的亏损也达5个多亿，其2001年年报每股收益只有-0.85元的坏消息也为新徽商蒙上阴影，而去年底面市的纳米材料冰箱的消息更被业界斥之为技术炒作。

　　今天，徽商的后代还拥有多少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和品牌？新徽商究竟有没有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让我们用一个与商业无关的例子作一段颇有意味的解释。就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那个崇尚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年代，中国科技大学似乎得风气之先，在当时的社会活动中空前活跃，扮演了超越自我定位的思想启蒙角色，在自然界和经济界的瞩目程度令北大和清华都望尘莫及。当时还在中学读书的记者就听说：科大要是在北京就好了。短短的十几年里，科大执政学界牛耳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不过即便这样，新徽商的后代们还是认为，“在我们安徽，科大的录取线比北大、清华还高。我们这里的家长、孩子都愿意在本地读大学，不想出远门”。显然在安徽人的心中，不仅科大依然是过去的科大，就连徽商当年闯天下的勇气也已丧失。不知是安徽人对科大的“地利情结”痴心不改？还是为自己的盲目自恋悲哀？或许，正是这种普遍弥漫于安徽人心中的“科大”情结，才让新徽商的后代们缺少了一种创造的动力。

　　投资环境差只让徽商脸上无光

　　在安徽，曾有一家媒体问在皖的一位外商：安徽投资环境如何？他深叹一口气说：“在安徽办企业，需要盖很多公章，与沿海地区相比，投资环境建设最少相差10年。”

　　对安徽来说，投资环境不佳让徽商失分的事例还有，南京雨润集团老总是个安徽人，原想在合肥投资以报桑梓，但因申办有关手续时得不到相关部门的配合，最后只好弃“肥”投“宁”；而名噪一时的“万燕”VCD，生在安徽后来却落户广东。当这类“自家种瓜，别人得豆”的窝心事在安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时，不知徽商的后代有没有问一句：这到底为什么？

　　或许，读了下面这件发生在霍邱县的“打假保优”事件，就能明白“万燕”们为何逃离安徽。事情还得从1998年10月说起，这个县临水镇镇办企业第二酒厂被法院拍卖，由田秀华出资28万元买下该厂，改名为“临水玉泉酒厂”。田接管酒厂后，由于定位准确，酒厂起死回生，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迅速占领了六安农村的中低档白酒市场。然而，这对同在一个县城的国营酒厂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保护所谓的“徽商”自己的利益。1999年11月6日，霍邱县委、县政府以整顿白酒市场为由，由公、检、法、工商、技监等部门组成“打假保优”联合执法队来到玉泉酒厂，同来的还有中华玉泉酒厂的职工。执法队以临水玉泉酒厂“涉嫌非法经营中华玉泉系列酒”为名，查封200余万元的物品。令人费解的是，部分被查封的物品竟被中华玉泉酒厂的职工拉回自己厂里。

　　接下来的发展更为荒唐。11月30日，霍邱县法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田秀华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这个判决结果引起当地舆论哗然，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许多私企老板对企业所处环境忧心忡忡。他们说：“打假保优”使当地的私营造酒业元气大伤，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或许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在霍邱县酒厂中，只有中华玉泉酒厂一家是国营企业，属县里的纳税大户。

　　心有余悸的田秀华后来说，这次行动让他感觉仿佛回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上个世纪60年代。如此投资环境岂能不让徽商的形象大打折扣！

　　可能徽商的没落也有自我封闭的原因，最根本的是，近十几年来，徽商就像徽菜那样缺少创新，没有任何突破性的改革。而在过去，快速流通和对外开放恰恰是徽商打通市场的制胜法宝。

　　过去，每个外出的徽州人一旦踏上经商之路，身上都有一种破釜沉舟的果敢与决绝。做起生意来往往是“一贾不行再贾，二贾不行三贾，三贾不行犹未尽焉”。在杭州，“徽商王”胡雪岩就是这样的发家典型。他很小时就单独出来打天下，然后到杭州阜康钱庄当学徒，全凭努力勤奋，肯吃苦，被擢升为“跑街”，深得店主器重，并于咸丰十年(1860年)继承了并无子女的店主遗赠的产业。在此基础上，机敏的胡雪岩抓住了一个又一个机遇，赢得了大发展，虽然后人质疑他的道德品质。

　　在徽商的根据地屯溪老街，生意做得很大的不是安徽人而是浙江人；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城市”义乌也曾是当年徽商大显身手的地方，现如今已很难见到经商的安徽人。据义乌小商品城工商管理所的同志介绍，在这里进散货的安徽人还有一些，但在“小商品城”里搞大批发的可能没有。今天，“目光短浅，习惯落在别人背后”似乎成了安徽各级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

　　信用不佳更让徽商失去人心

　　更可怕的是，与徽商一同远去的还有它的商业道德和信用观念。在安徽绩溪的胡雪岩故居，写有这样的字样：“徽商四德：一、货真；二、价实；三、热诚；四、守信。”这是徽商在多年的经营活动中最基本的准则。

　　当年胡雪岩在杭州创办胡庆余堂国药号时，曾亲自制作了一块“戒欺”的巨匾，警示制药行业必须“修合虽无人见，诚心自有天知”。比如这家老号生产的花露，在顾客中享有较高声誉，每年销量都很可观。为满足需求，每年必有一定库存。但存放到下个年头，自然又有药效和香气逊色的地方。为了对顾客负责，胡庆余堂严格规定：凡当年卖不完的花露，一过夏天，就全部倒掉。

　　而今，先人们拿徽商这块牌子做保的商德恐已逐渐远去。在今年5月27日合肥市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会上，合肥市市长郭万清尖锐地指出：

　　“合肥的经济发展环境经过几年的整顿虽已有改进，但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表现在市场生态环境不佳，信用缺失。”

　　其实，市场生态环境不佳的又岂止合肥？在今日徽商故里投资环境严峻，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信用不断短缺已成一种定式，而且还渗透到许多政府官员乃至普通百姓的头脑中。

　　有一条消息振聋发聩，在安徽亳州市，几年前，该市交通路曾是条脏、乱、差的大街。1997年，亳州市委、市政府将其列入改造行列。管辖该路段的南市区公所(现改为薛阁办事处)因工程“投资大、效益差、筹资困难”，找到私营企业主张振峰，同年4月与张签订了《交通路拆迁建设联合开发协议》。协议约定：由张“负责全部改造建设资金筹集”，区公所“负责协调”，包括房屋拆迁。张把纯利润的5%交给区公所作为“有偿服务金”。但由于从开始签协议就已违规，接下来的履约过程中，南市区公所便置投资商的利益不顾，多次违规行政，使张面临血本无归的困境。

　　更为恶劣的是，南市区交通路拆迁指挥部在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与拆迁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该协议不仅不符合原安置方案，而且违反了国务院、安徽省及亳州市等有关城市房屋拆迁规定。据估算，如按该违规协议张将净赔400多万元。

　　去年8月19日，张将薛阁办事处推上被告席。今年3月11日，谯城区法院鉴于签订还原协议已造成事实，因而一审判决该协议有效，但责成办事处赔偿给张造成的损失。然而，赢了官司的张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意义上的经济补偿，其合法权益依然继续受到损害。就在法院对张建的30间门面房进行诉讼保全期间，部分拆迁户强行用砖将张已建好的全部门面房的大门完全封死，直今不能拆除。许多已从张那里付钱购买了商品房的客户无法入住，纷纷找张“算账”。

　　“你发财、我发展”曾是亳州市招商引资的响亮口号。可当张斥资千万元投资该市城市改造，收获的却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有关人士认为，“这一事件折射出安徽一些地方从基层政府到有关司法机关都漠视法律，法治的‘缺失’恶化了徽商的投资环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注重契约恰恰就是徽商过去的传统。有关学者在分析了徽商遗存的大量商业合同、分家契约、诉讼文书后，认为徽商有“健讼”之风，法制观念强于其他省份。

　　商德问题文化解决？

　　让我们继续把眼光置于一个与商业无关的话题。尊师重教、崇尚教化是徽商的传统，较高的文化素养也曾是徽商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今年《安徽日报》刊登的有关阜阳市一起考试舞弊事件的报道，就会明白以儒商闻名天下的安徽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嬗变。

　　“鉴于社会上各类考试中舞弊行为越演越烈，安徽省率先规定：不准考生将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带进考场，违者一律按夹带处理。据悉全国作此规定的只有安徽省。然而去年11月4日，在全国经济专业技术资格统考中，阜阳市一监考人员蓄意作弊，竟将复印机搬进考点楼办公室，伙同他人把考卷传出复印。”

　　当这辱没斯文的一幕在徽商故里上演时，采访此事的记者万万没有想到“许多学生对老师参与考试作弊不以为然，有一学生竟然说他在参加中考时，各课老师都在课堂上公开向他们传授考试作弊的技巧。最让记者痛心疾首的是，一些人的道德麻木和观念的可怕转变：以前视作弊为可耻，而现在仿佛习以为常，甚至有的人还因自己有作弊的路子而引以为荣。”

　　或许正是这种可怕的“文化失衡”，才有今天安徽过度输出“小保姆”、“建筑工人”的结果。仅以上海为例，目前在沪的安徽暂住人口达134万。但即便这样，据有关资料介绍，前几年，安徽建筑行业曾有“8万雄狮渡浦江”的优势也不复存在。随着安徽建筑大军在上海滩头阵地的一个个失守，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建筑队伍正在瓜分着这种劳务资源。究其原因，还是文化素质的不断下滑。

　　当然，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归结于这不是徽商的专长，而令人震惊的是，今天的徽商的后代却不会经商了。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安徽省白酒行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安徽白酒产量继续大幅下降，据最新数据表明，3月份降幅达到44.3%，今年白酒行业很可能由盈利走向亏损。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前所未有的衰退暴露了安徽诸多白酒企业面对买方市场环境存在的不适应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白酒企业现代营销理念的严重“缺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应对乏术，手段出奇的一致，要么不断推出新品，追求包装；要么千人一面的“送礼”手法：从打火机、派克笔、廉价化妆品最后直到送“打的费”——价格战、模仿战以及贿赂营销等损招。

　　在黄山市“屯溪老街”，一大半店铺是浙江人开的，店面最大的是浙江人的，生意最兴旺的，也是浙江人。虽然他们跟当地人经营同样的产品，但一段时间后，总会很快地超过当地人。老街工商联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外地店铺的税收要占整个老街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

　　以上隐隐约约的数字似乎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在徽商的家门口，真正控制局面的已经不是徽商自己。徽商作为儒商，其核心的“儒”字正在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偏旁”。

　　也许我们无法为徽商的复兴列出时间表，但我们可以为文化和商业二者间的关系找出一条“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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