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

　　维旺迪的CEO梅西尔终于辞职了。其实，在梅西尔倒下之前，他已经死了。一个法国的供水公司(在中国也有水厂)在梅西尔的手下脱胎换骨，成为全球媒体业的老二。梅西尔因此成为CEO众神殿中一尊耀眼的偶像。但是，两个月前，作为CEO的梅西尔还活着，作为偶像的梅西尔死了。

　　两个月前，华尔街最“精彩”的传奇之一的世界电讯的创始人和CEO厄伯斯辞职，宣告了CEO崇拜的结束。厄伯斯职业生涯的起点是送奶员，然后打拼成几家旅馆的“小业主”，19年前创立LDDS(世界电讯的前身)时对电信业所知无几(除了会打电话)，在75起疯狂的兼并与收购之后，塑造了电信巨人世界电讯，最高市值达到1800亿美元。头顶宽边帽、足蹬牛仔靴的厄伯斯不仅是华尔街的新贵，更是媒体的宠儿。

　　当爱已成往事，大梦初醒的媒体，放下笔——健忘地无视自己“造神”的过去，拿起刀——开始体会手刃CEO的快感。通用电器的韦尔奇，曾被《财富》称为“过去25年最成功的经理人”，被5月4日的《经济学人》无礼地唤作“情场老浪子”。这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报道叫做《偶像倒塌》，以厄伯斯辞职为由头，为CEO英雄们操办了集体葬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突然死亡的厄伯斯的葬礼，是还在台上的梅西尔的活丧，是对已经光荣引退的通用电器的韦尔奇、IBM的郭士纳、ABB的巴尼维克(人称“欧洲韦尔奇”)的鞭尸。

　　在英美资本主义和欧洲大陆资本主义两个日益趋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这些CEO犯了两宗罪：一是贪，二是骗。因为贪——主要是贪那和股价挂钩的期权，所以骗——骗的目的就是把股价做上去。安然和世界电讯就不说了。梅西尔的罪过和厄伯斯惊人相似：自己贪期权，从公司借巨款买股票(梅西尔现在否认)，公司作假账(公司现在否认)。通用电器有意把“通用电器工业”和“通用电器资本”两类不同的业务混为一谈，把这个口袋的风险装到另一个口袋，把另一个口袋的钱装到这一个口袋。结果也许没有安然和世界电讯那么严重，性质依然是非常恶劣。

　　CEO有私心并不奇怪，这是经济学中常见的“代理人问题”。奇怪的是，本来意图解决代理人问题的期权，反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为股价代表了股东利益，所以用期权把经理人利益和股东利益联系起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一大潮流。1980年，福布斯500强的CEO只有30%享有期权。1985年，这个数字首次突破一半。1994年，这个数字是70%。但是，期权带来了什么？我再举一个例子。

　　2000年底，当新经济的泡沫破灭，一大批高科技公司发出盈利警告。12月14日，甲骨文公司的CEO埃利森说自己的公司没问题：“我们是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市场里。”第二天，当大多数股票跌落，甲骨文一股独秀。2001年1月4日，埃利森行使了1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并将其售出(他比死活不抛的厄伯斯聪明)，赚了3110万美元(算算这没有风险的投资收益比吧)。1月22日到31日，他又售出2900万股股票并获益9亿美元。3月1日，甲骨文承认利润下滑，并怪罪于经济不好。3月2日，甲骨文股票跌掉21%。

　　期权体系需要重新设计，已经成为CEO圈子之外的一个共识。CEO不这么看。比如他们强烈反对把期权计入成本。5月4日，代表投资人的“股神”巴菲特，在其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表示以这些经理人为耻(顺便说一句，当“弑神运动”扩大化后，代表老牌投资价值观的巴菲特也在被“弑”之列)。

　　对于CEO来说，被“弑”的滋味并不难受——口袋里数以亿计的美元可以给任何人带来良心的平静。在厄伯斯辞职之前，有人问韦尔奇：CEO崇拜过时了吗？他说：你应该去问《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商业周刊》和其他商业报刊，因为是它们创造了CEO崇拜。韦尔奇显然不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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