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然到WorldCom幻灭,美国一批大公司的出局,我们并不仅仅为某种股指少掉一些成分股而神伤。
荆林波
6月25日晚上,美国第二大长途电话公司——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承认在过去五个
季度先后虚报38亿美元的利润。这一业绩让数年造假6亿美元的安然公司相形见绌。目前,世界通信公司的资产超过1000亿美元,如果它宣布破产,这将是安然公司破产规模的两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大公司伪造财务状况,虚报盈利呢?如果极端地说,都是股票期权惹的祸。股票期权的本意是通过公司业绩——股票价格——高层管理人员回报,建立一套科学的激励制度。如今,高层管理人员为了保证公司股票的持续上涨,不计后果地虚假做账,经营者片面追求股票升值的收益,可能导致企业经营的短期行为。根据《商业周刊》调查,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中,1998年收入最高的CEO收入(主要是经营者股票期权收益)增长了36%,高于同期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的26·7%,而遗憾的是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并没有与CEO们收入同步增长,甚至出现了1·4%的下降。因此,有人质疑经营者股票期权——经营者的“金手铐”,会否“套牢”经营者与企业?另外,通过股票业绩好坏来激励经营者,有可能掩盖了某些真实情况。比如,某企业的经营业绩在考核中比去年有了较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可能并不是经营者管理能力的发挥产生的作用,而是整个社会环境的变化、行业发展甚至可能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例如,近几年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股票巨幅升值,CEO们因此获得了高额的经营者股票期权奖励,但是这是整个信息行业的发展促使了这些企业业绩上升,所以很难说是他们的经营所致。根据美国工会的统计,在过去的20多年间,CEO们薪水比普通员工平均高42倍。这意味着我们迷信的激励制度存在问题:CEO们一半以上的收入靠股票激励,难免导致高层管理人员以股票市场价格为指南针。
为了追逐股票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利好,大公司不断进行并购,壮大企业,获得华尔街的“眼球注意力”,利用财务手法蒙骗投资人,通常采取把费用支出作为资本开支,充当营运和获利数字。比如,世界通信公司在账目中有38亿美元被作为资本开支,掩盖公司的亏损。如果自己的现身说法还不足以打动投资人,那么,更直接的做法是雇佣安达信一类的投资顾问公司充当游说者,再不行,就“雇佣”美林等世界级投资公司直接鼓噪,宣传业绩卓著。如今,美林等投资公司来自面临美国投资人的大量投诉,指责它们违背诚信原则,误导投资,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大牌公司通过支付巨额赔付,息事宁人,勾销官司,避免进一步恶化自己的形象。而管理大公司的难度日益增加,已经迫使许多CEO提前离任。根据美国一家著名的猎头公司统计,CEO的平均任期从1995年的9.5年下降到2001年的7.3年,另外根据对美国376家大公司的统计显示,有57%的CEO在过去3年时间中换过工作,只有5%的CEO任期超过20年。
正如前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所言,资本主义的精髓是平息破坏性的人类特性——贪婪,使它变成良性的自我利益,就是我们称作“物资刺激”的某种东西。但是20世纪的90年代,贪婪成为社会特征,没有力量可以克制贪婪。
我们看到的是:贪婪吞噬了CEO的位子,吞噬了投资人的票子,吞噬了公司的根子。更重要的,贪婪吞噬了美国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诚信基础。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一人》一书中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渴望其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确实,这种冲动是那样根深蒂固,成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福山先生在《信任》一书中所揭示的是,我们从检验经济生活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丰田汽车公司的高冈装配工厂里,有几千名装配工人,任何一名工人都可以在他或者她的工作台上牵扯一根绳子,使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停下来。然而,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如今,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诚信体制面临重创。从微软公司到施乐公司,美国许多著名公司已经被迫重新申报它们的财务状况。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从1995年到2001年,重新申报的公司从每年50家增加到超过150家,一共有772家公司公开承认数字有重大错误,不得不重新申报。事实上,如果缺乏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现代经济生活是很难设想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认为的:“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所以,美国一批大公司的出局,我们并不是仅仅为某种股指少掉一些成分股而神伤,而且我们更不是一个匆匆的看客,理论界和实业界应当思考在这些大公司倒台背后的机制问题,也许,这些东西也是我们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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