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肇镳

　　美国传统产业起源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铁路大王、百货巨子、石油大王、林业及矿产大王、汽车大王等等的经营权都已转移到了第三、四代，除了少数几家像福特汽车，仍由其孙子辈主持以外，其它传统产业皆由专业经理人主持。过去20年来高科技企业的风起云涌，造就了一批又是大股东、又兼经理人的角色。

　　最近两年美国股票市场的困难，暴露了企业高层主管的另一面。专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及行走法律边缘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评论。本文将探讨美国大中型企业高层主管的一些做法及心态。

　　金钱挂帅

　　当一家公司要聘请CEO(最高执行官)或高层主管时，最主要的磋商要点是报酬、红利、配股及如何使公司成长，增加获利。至于如何提高员工福利、如何回馈社会、如何保护环境，则不在商洽范围之内。

　　笔者知道一位CEO，他每两三年就要董事会加薪，他的理由是每个月都有猎头公司要“猎”他去别处当CEO。当然，过去几年来他现在公司的好待遇、好同事、好社区等等，都是次要的了。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世界里，提到为了社会的公平性，一个社区内最高薪者与一般工人之薪资，不应超过5倍。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1980年中期建议，最高主管的报酬不应超过最低工资者的20倍。他认为CEO拿太高的报酬，对其他公司同仁员工的贡献，是很大的讽刺。

　　过去10年，CEO的报酬飞速成长，完全忽略彼得大师的名言。根据美国《商业周刊》对365家企业的调查，2001年CEO薪资平均为1100万美元，是一般工人的411倍。10年间，美国工人工资增加36%，而CEO报酬增加340%。

　　如根据《纽约时报》的调查，2001年200家企业CEO的薪资总额(包括本薪、奖金、股票期权等)，平均为1550万美元，是一般工人的579倍，真是惊人的悬殊。

　　思科公司的钱伯斯被《纽约时报》统计为报酬最高的CEO。2001年因为通讯设备需求低迷，公司业绩急剧恶化，他的奖金金额是零，但是钱伯斯的股票认股权共600万股，比2000年还多1.5倍。

　　笔者参加过数次大公司的股东大会，每次一定有一股东(他多半为工会代表)问为何CEO去年又增加那么多报酬，CEO的答复都是：“人事单位做过调查，比较与我们相同规模的公司，本公司的CEO报酬偏低，所以不得不做调整。”

　　因此比来比去，只要有一个CEO提高，其他CEO都获益。当然，一般员工由于成本控制，裁员减薪是永远挂在耳边，能保住饭碗已经很好了。

　　短期操作

　　公开上市的公司，不论大小企业，近年来每季都要受华尔街市场的压力，所以每到各季结束前两周，高层主管都要求下属尽量增加营业额，于是夸大营收、暂缓支出、浮报盈余等法宝都出笼。

　　最近较著名的例子是IBM(国际商业机器)于2001年第四季结束前三天，将其一业务单位以2. 9亿美元卖出，算入当季营业收入，如此IBM刚好达到并超前华尔街预估营收。虽然IBM是合法地做，但对一般投资者却容易产生错觉。像IBM这种大企业都如此做，其它中小企业就不得而知了。

　　董事懂事

　　美国大小企业都有一所谓太上皇：董事会。其董事20年前皆由公司内高层主管担任，后来为维持其中立性，绝大多数已改由外面的人来接任。为了表现企业的多元及多样化，成员中多有黑人、女性及西班牙后裔，另外当然有其它大公司现任或退休的总裁，这些董事们不一定对企业的运转、技术及公司文化有深入的了解，重大决策在董事会讨论，大多为橡皮图章。

　　有一个友人告诉笔者,他参与一个大公司的董事会，讨论一个重大投资案子，友人刚好坐在两位外部董事的旁边，听他们俩人悄悄地说:“有如此高的投资报酬率，在别的董事会可没看到过。”这些”专业”的董事们显然对“高报酬的高风险”及“高报酬预测的可靠性”都没有深入的讨论。董事们享受很好的待遇，每开一次会，一两天时间拿到5000到20000美元薪水，另加车马费及股票。出了事情时，又有保险公司的董事会责任险可理赔，可以说“万无一失”。

　　最近安然公司及其董事们被司法部调查，他们的理由是董事会被公司专业经理人“瞒骗”了。当然也有负责的董事，在公司困难中将CEO换下。但是那多半是在外界压力之下，不得不做的例外。

　　许多新创企业，董事会扮演明星般的角色，延揽知名人士支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是重要的策略之一。最著名的例子是2000年7月上市的DVIN(Divine InterVentures)上市前董事会成员增加到43名，其中一名为篮球明星乔丹(Michael Jordan)，DVIN是当时位于芝加哥网络育成业的佼佼者，投资了52家网络公司。

　　DVIN上市前三周，请乔丹来当董事，所提的条件是提供100万股认股权，可以以1美元认股。同时公司给乔丹130万现金信贷来买股票，多出来的30万是代付税金。当时DVIN的一员工在网络上投诉，提及他及同事们在公司内努力工作了两三年，只拿到1000到3000股认股权，而每股要以4美元来买。他希望乔丹进了董事会，公司股票可以好好上升。结果呢？上市时股票为9美元，没多久就降到3美元，最近只剩下0.20美元，多么令人失望的名牌董事啊！

　　专机伺候

　　为了节省时间，减少离家太久的时间，美国大中型企业多有自备商用客机，根据国家商务航空协会(National Business Aviation Association)估计过去十年公司采购飞机数目增加40%，财富500大企业中，有三分之二公司有自己的专机队。

　　通常专机是早上7点到8点间起飞，一部专机可乘12人，其中11人一定提早到专用小机场候机楼等候，领队者或老总或副总一定准时到达。他一走进候机楼立刻通过候机门，直上专机，其它11人则尾随而上。5分钟内专机立即起飞，下午三四点，原机返回约六点左右到达，正好回家晚餐。

　　如果乘一般民航客机，全部行程要花上2天到3天，专机确实是方便得多。但是企业有了专机队，滥用特权也会发生。

　　譬如惠普的现任女总裁三年多前就任时，第一件事就是买两架专机，加雇数十名驾驶员、空服员及保镖，供她使唤。另一怪现象就是许多大公司的CEO都有一部专机，24小时待命，供其公私使用。其理由是:公司如有紧急事件，可随时启程，譬如赴工厂察看意外，赴国会作证，或是拜访重要客户。

　　但是大公司有许多负责的单位主管，这是下属应该做的事，当然，老二跟着老大学，一旦老大退休，就任者就可以享受此专机。

　　最近美国最大物产保险公司之一St.Paul Company，位于明尼苏达州，从花旗银行的旅行者Traveler保险部请来一位CEO——Jay Fisher，特别安排一部专机供Fisher使用，其理由是“9·11”后为了CEO旅行安全。结果股东大吵，说乘民航客机是否就不安全呢？于是公司又改口Fisher要经常出差，家仍住东部的新泽西，公司在中西部，有专机回家方便多了，回家的飞行费用要自付。但Fisher每次回家前都是先去拜访客户及华尔街投资者，所以回家是顺道。

　　朋友讲个故事，有一位总经理，喜好打猎，有一年特别安排一部专机让他去一处位于乡下的工厂考察，“顺道”将他的猎犬也一并运去。

　　精打细算

　　企业大小主管收入丰富，但是许多人仍不满足，精打细算的程度，可谓叹为观止。有一主管为了要买一部自用轿车，跑遍全市比价才买到最便宜的车子。同时，有一科学家提出仪器申购单，价值40万美元，他连头都不抬就签字批准。

　　美国企业多为业务员买车子以便拜访客户，给业务员买的车子多为美国产的福特、雪佛兰等，用个三四年因公里数多，就不值多少钱。可是高级主管则可配到欧洲的豪华车，像奔驰、宝马等，开个三四年，仍然完好如新，就以低价收买，给子女、眷属用。

　　如果公司由外地请来CEO或高级主管，公司也常无息贷款，协助他们买百万豪宅。最近著名的例子是WorldCom的CEO——Bernard Ebbers，他将公司的股票抵押，借了数亿元去买牧场、林场等，后来WorldCom股票下降，他向公司借了3.6亿元去补洞，最近被美国证管会调查出，他的董事会回应说：“如果Ebbers将他的大量股票出售，会影响本公司股价。所以公司不得不借他3亿多元。”现在案子曝光，股票大降，Ebbers也被迫辞职。Ebbers原来精打细算，想保有大量股票等着增值，再买了大牧场、林场又可捞一笔，现在看来两头空。他的股票原值10亿元以上，现在只值数百万，目前正售牧场还债。

　　这里要说的基本问题是，“Wordcom”是个长途电话及网络公司，怎么可将公司数亿现金信贷给经理人呢？真是特权的恶例。

　　锦上添花

　　美国企业一般员工有相当好的福利，像保健、寿险及退休制度等。但是高级主管其福利则另加一套。譬如特设停车位、专用健身房，也可能提供高尔夫球场会员证、航空公司贵宾卡、免费定期健康检查、会计师协助报税、专用的贵宾餐厅。

　　据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退休董事长艾科卡的回忆，1970年代他任福特公司副总经理时，每天在贵宾厅午餐，一顿午餐的开销是75美元。

　　许多企业给员工的红利是每季或年底发。但最高层者另加一笔，称为“长期奖励计划”(Long Term Incentive Plan)，是为鼓励高级主管作决策时，能兼顾短期及长期利益，而事实上是另外提供三五年后多领的一笔奖金或退休金。

　　全球巨富之一的甲骨文公司(Oracle)老板拉里·艾里森，已拥有许多Oracle的股票，身价数十亿美元。他于2001年1月卖了2300股的Oracle认股权获利7亿美元。数周之后Oracle宣布，其业绩会比预估要低，于是股价下跌。艾里森卖股的时间虽然在证管会合法的时间内，但对于一个已拥有那么多股票的巨富大老板兼经理人，在道义上有必要做如此落人口实的事吗？

　　结语

　　大企业高层主管的报酬，虽然优厚，但是他们大部分是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日夜忙着，要决定长短期策略、财务计划、策略联盟、杠杆并购、裁员闭厂、结交议员、打点华府、应付华尔街分析师、讨好重要顾客。此外还要参加各式委员会、理事会、公益活动等等。他们如此努力，本应有好的报酬，但是过度自我精打细算，会使其数百数千甚至数万员工失去向心力，也使一般股东觉得被骗。最近半年，大小企业出现的问题，也许是企业主管自我检讨的时机。否则美国国会将会立法来限制主管享有的权利。

　　全球第二名富豪沃伦·巴菲特在2002年5月其任董事长的波克夏公司的股东会上说“我在本公司赚多少，你们股东也跟我赚一样多，我没有股票认股权，也没有红利，所有利润全体平分，我决不会像其它公司，可以CEO一人独占大份。”像巴菲特这种正派经营的经理兼老板，能长期保持他全球巨富的名次，绝非偶然。

　　在硅谷有句流行的话，公司是“Build to Last or Build to Flip”，是说企业主管应该将公司建立在如“十年树木”般的长期稳定求成长上，还是如赌场上“翻骰子”般的快马一鞭中，以便获利脱手呢？这是CEO们要反思的题目。(本文作者为美国富嘉创投负责人）

  目击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人――《焦点访谈》期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