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

　　曾挑起亚洲金融风暴、导致无数人陷入困境的72岁“金融大鳄”索罗斯，最近因为行善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得奖原因是他捐出巨款，给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在战后重建生活，并成立量子基金支持慈善活动。

　　索罗斯目前在许多地方都有捐款。他曾表示，在80岁之前，会将财富全数捐出。这样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怎么会和“面目可憎”的“金融大鳄”完美结合在一起呢？所以中国有记者问他：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说：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见2002年6月27日《南方周末》)。

　　为什么对捐款乐此不疲？索罗斯自己没有回答，至少没有正面回答。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同样无涉道德，它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安排导致的某种必然结果。

　　国外有很多大富翁，都非常热衷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绝大多数富翁都在生前捐出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财产，留给子孙的寥寥无几(相比于其拥有的巨额财富而言)。如果说这种情形只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我们还可以将之视为个人的道德自觉的话，当它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就完全有必要寻找它的制度原因了。

　　事实上，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了遗产税制度。对富翁遗产的继承，国家征收非常高额的遗产税。

　　在我们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社会变化的速度超过体制转轨的速度，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大量游离于社会监管体系之外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既是冒险家和暴发户的乐园，也是权力腐败的温床。从这个灰色地带中迅速崛起的权力和财富新贵，虽然拥有万贯家财，但仍然时不时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即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否合理合法。这样的质疑，会漫无目的地扩散到所有富人身上，这对社会的发展不利，对富人的发展和现有的财富安全也不利。

　　在这样情况下，尽早实行遗产税制度，就有了更为现实的迫切意义。这个制度的实行，既可以说是社会富裕阶层对其财富合法性的“阶段性赎买”(这是因为随着制度安排得越来越公平，个人的财富合法性将越来越有保障)，也使社会富有阶层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持久热情，由个人的道德自觉变成整体的制度安排，从而一改富人群体“为富为仁”的不良形象，使富人都变成社会的“道德楷模”和众人学习的榜样。当然，遗产税的起征点不能过低，不能只有一两套房、一两百万财产就被征得一个子儿不剩。

　　林则徐当年有一副对联，大意是：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且多财，愈增其过；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徒损其志。这是关于子孙后代的“未来的话”。而对于眼前现实的问题，有钱人多做善事，这样的道德自觉，应该成为富裕阶层的普遍共识，这也是他们自身安全感和成就感的需要。这种道德自觉，和遗产税的制度法律安排，应该是互相促进的关系，而不应该是一方强制执行，另一方被动接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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