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有的听众感到你的话语有点“狂”。“是吗，我‘狂’吗？”，又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摆开：“我是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记者张俊才 特约作者吴刚发自上海

　　6月中的上海已掀热浪。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二楼报告厅众多“狂热”的学子，紧紧簇围着像这天气一样有温度的学者———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

　　两百多人的会场，两个半小时的演讲，从掌声的密度里，人们可以解判到这位经济学家的“星级”水平。

　　老话题，新热度

　　“就像‘世界杯’一样，整个世界经济也需要制度、规则和协调。但是最主要的，是实力的较量。”张五常说，“加入世贸组织后，内地在十几、二十年内压力是很大的，因为规则逼使内地解散特权利益，但是，这个过程是相当痛苦和漫长的。”

　　他的演讲，有着极强的“煽动”力，太多的手势，太丰富的表情，使他的额头冒出汗津津的白光。他的夫人将他的“变味”的粤语转化成普通话，嗓子也沙哑了。不过，这种夫唱妇和似的演讲方式有着极其美妙的效果。

　　他的演讲内容依然是言必称科斯、弗里德曼，依然是数学归数学、经济归经济的论调；绝对少不了的，是那句“我早在20年前就说过”的自豪的话。

　　“这是自信，更是学者的坦荡。就像吴敬连，率真质朴，为自己赢得一份美名”复旦大学一位老师说，“正是这样的‘狂’，才能出现惊世骇俗的预测和批判。”

　　在成都演讲时，前来聆听演讲的学生不停地高喊他的名字。这样的狂热原本不会留给经济学家，只有在一些演艺明星的现场才能见到。而且类似的“捧星盛况”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中国高校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着实让人感动。

　　张五常告诫学生，要学会“专业”的分工及配合。他说：“就算你们每个人都学会制造圆珠笔，学会推销圆珠笔和修理圆珠笔，但是，充其量，你每天只能创造10元钱。现代经济是一个高度分工高度协作的专业化过程。就像我的孩子，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只是研究‘开关’为什么只能‘开’和‘关’，为什么不能处于既关又开的状态。”

　　还是有点“狂”

　　演讲结束后，记者问，有的听众感到你的话语有点“狂”。“是吗，我‘狂’吗？”，又习惯性地将双手摆开：“我是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花几十年时间去做研究，这就好似在轮盘赌上下注，我自己已经押了两个号码了，但轮盘很大么。”言谈之中颇显无奈，一扫方才豪气，“我的困难是，20多年来，我写的文章多以中文为主，另外在香港大学我只带了一个博士研究生，而通常获得诺贝尔奖学生的推荐是很重要的，科斯是个例外。”

　　和记者谈话时，他仍然在有关预测方面神气十足。

　　“如果在制度上可以改进的话，依我看，内地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5～20%也是没问题的。我20年前就对内地的前景很乐观，现在看来中国的发展比我乐观的判断还要好，我的判断很少出错的！内地的经济如果在制度上可以改进的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5～20%也是没问题的。”

　　“上海会赶超香港。因为上海日出比香港早一小时，上海会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假如放开外汇管制会怎样呢？资金一定就会外流？去哪里呀？我给你钱，让你去投资，你假如有清晰的头脑，你会把钱投向哪里，香港吗？美国吗？以目前的形势看，最好的投资地就在中国内地！”

　　金融开放是张五常在许多场合必说的话题。他说，当初迪斯尼在上海与香港之间选择，最后选了香港，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内地的外汇管制。张五常问现场：“你们说，如果取消外汇管制开放金融，人民币是上涨还是下跌？”不容人回答，他底气十足地说：“可能一开始会跌一点———因为有很多很傻的人；可是跟着下来呢，人民币一定会上升的，因为有很多资金会涌进来！”

　　张五常以香港为例说，如果香港政府宣布下月实行外汇管制，资金当然会马上撤离。上海与香港相比有许多管制，但还有那么多资金要进来，比如微软，通用。如果人们到上海浦东、到昆山去看看，就会很清楚的。

　　“上海要比香港早一小时见到太阳，这是很重要的！纽约的太阳比芝加哥早一个小时，芝加哥的股市就办不起来了。”———这是张五常的戏语还是张五常的“狂”？

　　什么都敢说

　　谈到国有企业，张直言说，不是改制的问题，“因为弗里德曼老早说过，用别人的钱总不比用自己的钱小心。”张说，人们好像更关注的是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其实问题最大的是那些赚钱的企业。那些企业中很多都是靠垄断赚来的，而因为赚钱就掩盖了很多问题，这很令人担心。这都提高了交易费用。”张五常矛头直指电信，说“香港打电话到深圳的花费是香港打到美国的10倍，这是说不通的！”

　　一位复旦教授提问：“如何看待内地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张反问：“剩余劳动力是失业吗？”很显然，他对这个概念很不敏感。不知道这是术语使用习惯问题，还是内地学者和海外、港台学者本身在这一问题上的见地相左。张五常说，这个问题并不如有些地方说的那样严重，事实上，整体而言，在整个亚洲,内地的失业率应该算最低的，所谓的“一千万人失业那是胡说八道！”金融开放带来的商机会带来人员流动，农村人口会大量进入城市，“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多少农民进城，战后多少人跑去香港，都没有问题。”张五常说，内地的问题并不是人多，如果知识足够高，那么人口是越多越好。

　　说到青年，张激情又现。“中国的实力是在青年。他们求知若渴、学术气氛很浓，在世界上都是最有竞争力的。这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知识资源、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其他都是次要的。长远来看，青年就是未来。”

　　“有一件事我是绝对不去做的，那就是很多人想拿奖就去四处推销自己，游说，这我绝对做不到的。”

　　张五常也有“牛”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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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是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外的学者，此外，1991年他作为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他的理论贡献是：1969年他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他的《合约机构与非私产的理论》、《企业的合约性质》等论文继续发展了他在交易费用以及产权重要性方面的理论。

　　张五常从1982年、1983年开始向内地介绍产权理论，著有被称作是经济学散文的小册子《卖桔者言》和经济解释。而真正使他被人重视的起因还在于1991年他的老师科斯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引发“张五常热”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伴随着一个无法证实的“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说法，60多岁，满头白发的张五常“大器晚成”地走到了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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