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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主笔许知远 记者赵剑飞 覃里雯 波士顿报道
试图在一场革命中保持清醒充满困难。它要求你既能充分明了正在发生的革命的与众不同之处，又时刻意识到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而不能截然地否定过去。阿兰·韦伯时常想起1993年的那次小小的意外：他不小心撞到书架上，除了疼痛，还看到一叠杂志散乱在他面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滚石》、《哈佛商业评论》。
“能否有一本杂志兼具这三者的特点？”当时在《哈佛商业评论》担任执行主编的阿兰·韦伯知道，一场浩大的技术革命正在席卷全球，这必将重塑商业社会。比韦伯更迷信技术、更具激情或冲动意识的路易斯·罗塞托与他的合作者凯文·凯利在这一年大胆地创办了《连线》(Wired)杂志，雄心勃勃地宣称要缔造新的全球技术文明。正像凯文·凯利所说的：“这些(杂志)内容好像被来自2020年世界的未来感所包裹，正好对了时代的味道。”韦伯缺乏未来学家的气质，他在接受采访时表明的冷静气质，暗示他无法也不愿成为激烈的革命鼓吹家。
韦伯在《哈佛商业评论》长达六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即将到来的商业革命更为敏感。“我们朝四周看去，发现一代新的商业人士正在成为主流，更多的妇女进入公司的高层。新的竞争更需要全球性视角，新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戏剧性地改变人们如何、何时、何地、为何工作。世界充满创新，却没人告诉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以及如何进入新的游戏。”阿兰·韦伯与比尔·泰勒终于在1995年出版了第一期《快速公司》(Fast Company)，一本试图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经济”做出阐述的杂志。这本杂志兼容了《哈佛商业评论》对思想的追求、《滚石》的流行感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新闻性。
是的，就连阿兰·韦伯也会承认，《连线》无可争辩的是90年代最著名的杂志，就像20年代的《时代》、60年代的《滚石》一样具有领袖地位。《连线》领导了一场新杂志运动，《快速公司》及《红青鱼》(Red Herring)、《颠覆》(Upside)、《行业标准》(Industry Standard)、《商业2.0》(Business 2.0)成为其合奏者。在纳斯达克震荡两年后，我们几乎很难相信这些年轻的新经济杂志在90年代后期那场“淘金热”或“数字文艺复兴”中获得的声誉与利润。
让传统新闻业目瞪口呆的首先是这六本传奇杂志的厚度。在鼎盛时期，《红青鱼》每期的厚度达到了440个页码，重达1磅多；《商业2.0》是444页，重量则增至2磅又3.5盎司；作为周刊的《行业标准》的一个月的页码可以达到1096页。另外几本新经济杂志——《颠覆》、《连线》、《快速公司》，厚度和重量同样让传统杂志《名利场》、《时尚》心惊不已。厚度也就意味着广告量。传统的时尚杂志曾经因为达到400个页码而兴奋异常，但2000年第一季度的广告销售表明，《行业标准》广告额为1380万美元，超过声名显赫的《财富》杂志的1200万美元。
尽管自1995年的网景革命起，传统商业报道巨人《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和《华尔街日报》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对于Dot-com的报道，但这六本杂志由于其故作姿态与自我标榜而更适合新经济公司的口味。同时，这六本杂志最为鲜明的姿态是，它们不仅仅是商业报道杂志，更加是生活方式杂志——新技术不仅仅与商业有关，更在改变我们传统的思维习惯与为人态度。所以，这些新经济杂志也同样对传统的时尚杂志产生了威胁，因为首席执行官们除了商人的身份以外，还是最重要的时尚制造者——他们的散漫穿着方式、硅谷的自由主义办公室哲学，还有35岁就退休的宣言都是那个时代最抢眼的时尚。
在繁荣期谁都是生意高手，困境才是考验能力的关键时刻。阿兰·韦伯说9·１1恐怖事件对每一位商业领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大出风头的新经济杂志来说，考验在2001年就已表现得严峻无比。在《行业标准》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巴特勒自比为90年代的《商业周刊》、麦克·格劳希尔后不久，这家杂志宣布了停刊。但《快速公司》却比任何同行(包括《连线》在内)都更为成功地承受了这场考验——控股人转换了三家公司，不得不宣布裁员，杂志的厚度也不断压缩，但《快速公司》却依旧保住了最成功的新商业杂志的地位。
阿兰·韦伯在dot-com最为疯狂的时候表示了质疑，而在目前的萧条时期，他却继续坚持1993年自己感受到的那场巨变仍在继续，并扩展到全球范围。阿兰·韦伯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走向全球化》依然代表着未来商业发展的方向，只不过，人们需要考虑更复杂的现实情况。
走进波士顿一幢外貌平常的办公楼内，里面的《快速公司》总部完全与众不同，空间设计风格就像杂志设计一样别致，而员工们身处极为友善的工作界面——一切如阿兰·韦伯所说的，“追求一种更和谐的工作空间”。助理编辑安娜说，韦伯的热情与开放感染了所有人。
毫无疑问，韦伯是当今美国最成功的媒体人之一。除了《快速公司》两次获得地位崇高的“美国国家杂志奖”外，阿兰·韦伯与比尔·泰勒还被《MediaWeek》评选为1999年年度编辑，《哥伦比亚新闻评论》认为他是全美最杰出的15位杂志编辑之一，《波士顿》杂志将他们视作波士顿最有权势的媒体人之一。此外，韦伯还是一位极富知名度的商务演讲者，他与安迪·格罗夫、汤姆·彼得斯同台讲演；他的文章时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上；他还到ABC等电视台做特别评论。
与韦伯谈话就像阅读《快速公司》杂志一样，你为自己不断获得清晰而富有新意的观念而兴奋。他是我们正在变化的世界最敏锐的观察者之一，并自觉地抵制了大声喧哗，他拒绝以狭隘的商业观念思考世界，而站在更高的角度描述整个社会的变迁，并在这种变迁中寻找能够保留下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快速公司》是一本更年轻而有活力的《哈佛商业评论》。
我们有理由相信《快速公司》将在未来10年的商业世界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在dot-com狂热之后，那场被阿兰·韦伯与很多商业思想家预见的全球性商业革命其实已经到来，即使9·１1这样的悲剧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场革命的影响是多么广泛。
所以，就像阿兰·韦伯在乐观的情绪下不断强调的：“革命仍在继续。”
访谈全球化仍是非常强大的力量
问：1996年，你出版了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书《走向全球化》(Going Global)。你觉得，9·１1事件是不是全球化受到的一种打击？
答：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暗示着全球化存在不止一个阶段。美国人往往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以美国方式行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正确的。9·１1事件暗示了——从中国来的你们更清楚——整个世界与以前不同了，即使世界变得更小。因为我们可以相互交流，即使我读不懂这份报纸《经济观察报》，我很尊敬这份报纸，可以理解你们在做些什么。所以，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更小”的地方。
而9·１1表明这个世界仍然存在许多差别。有时这种差别会导致暴力、战争，有时则会带来灿烂的艺术、美妙的地方印象。所以，我从中得到的结论是，全球化仍然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它没有后退，没有受挫。我们必须要记住，全球的商业、政治和宗教在继续前进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各种变化。同时，我们要努力弄清楚如何相互尊重，尊重差别。
问：90年代，每一位管理思想家或者杂志都宣称，全球化将改变商业领导力(leadership)。杰弗瑞·加登有一次提出了从新经济到“受困的经济”(sieged economy)这一观点。你如何看待这种领导力的变化？新的领导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答：我想，我们正在看到全世界范围内领导力(leadership)发生的变化。你可以看到杰克·韦尔奇的GE与杰夫·伊梅尔特的GE的不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能干、专注的竞争者，不同的部分原因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差别。
你们有多大？你们是比我更年轻的一代人。杰夫·伊梅尔特是比杰克·韦尔奇年轻的一代领导人，每一代人都会改变他们对领导、领导如何发挥作用和对成功的定义。现在崛起的这一代人——比我年轻大约5-10岁的一代人——他们已经全球化了，在全世界穿梭；他们已经在使用像互联网这样的科技与人联络，从全世界获得资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这样的产品(阿兰拿起记者的MP3播放机)在全世界都有。国内经济(domestic economy)越来越成为一个你无法再坚持的提法，全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当日本经济遇到困难时，美国经济也出现问题；当美国经济繁荣时，就可以对全世界帮助甚多，但是，美国无法包揽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我们在9·１1那一周看到了并非领导能力的本质转变。我觉得，一直都存在着持续的、细小的调整。全球经济仍然是相互联系的，旅行——虽然因9·１1事件而减少了——仍然在恢复，因为人们无法待在原地不动。
我们在经历了互联网泡沫之后，仍然看到人们继续对新技术保持兴趣——数字信息、生物科技。我认为，实际情况是，前进的步伐会有一些不同——可能会走得慢下来。没有人能控制它，因为有太多人有太多的想法。每个人都可能做出贡献。比尔和我也许可以担任公司的领导人，但是，新想法可能来自于任何一个地方——来访者、读者，告诉我们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希望我们报道些什么。新经济改变公司传统了吗？
问：dot-com运动是否改变了公司传统的金字塔结构？
答：规模是一个大问题，对于任何组织都是如此。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小企业繁荣期，更多的人愿意到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工作。全球最好大学的精英毕业生们选择到小企业而不是大公司工作，为什么？小企业更自由、更创新、更灵活，有面对挑战和学习的机会。这个时期繁荣了大约有十年。现在，走向相反的方向。小企业遇到了困难，而大公司表现更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回到大公司，那儿仍然存在着金字塔一般稳定的结构。
但是，可能十年后，每个人又会说，“我更愿意回到小企业工作”。这是人类的自然规律。大企业需要稳定的结构，但在创新方面差一些；小企业更有创新和创造性，但不一定能生存很长时间。有时，当经济变得艰难时，小企业破产，而大公司由于有更深的口袋，能够存活下来。
新的挑战是，如何让大公司变成小企业，也就是说，如何让员工更有创造性、贡献自己的好想法。有些公司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公司分散成小的单位，但公司仍然是大公司，只是组成部分变得更小，例如，3M公司曾经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杰克·韦尔奇的伟大之处之一就是，即使在像GE这般大的公司里，每一个单独的部门都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组织运营。
问：您刚才谈到经济变化对于不同企业的影响。在90年代，这种转变是否还存在其它的因素，比如技术和风险投资？
答：我们在90年代早期看到了工作场景(workplace)的巨大转变。技术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资本流动、代与代的变化——这一切都只有到了90年代初才真正成为可能。领导大型企业的人大部分出生于二战之后，他们更加保守，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大萧条期长大。1929年大部分美国人的经济和财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人们开始担心“不足”(scarcity)。一下子到了1990年，我们没有了“不足”，而是“供应过多”，一切东西都比以前充足——更多的钱、产品、信息，更多的一切，所以，“不足”的情绪被“有余”的情绪取代。在美国，有比以前更多的女性进入到商业世界，取代了男性统治的工作社会。妇女突然开始参与经营企业对于一个组织非常重要，使企业可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自己，工作场所变得充满家庭氛围，而不是以前那种只是男性竞争的堡垒。所以，情绪发生了变化，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化改变了一切。
1989年，我在日本待了三个月。人们和我谈话就像我在纽约、三藩、德国或者伦敦一样。不仅在美国，全球的人们都意识到商业的变化，变得更加个人化，变得更富于创新和创造性，工作场所变得更加友好和民主化。这些想法在90年代的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并引起了技术和创新的大繁荣。但是，你知道物理学上每一种作用都有一个反作用。这种繁荣同样导致了崩溃，我们对“创意”投资甚重。我们相信每一种技术都会在明天改变这个世界，于是，这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过度扩张的泡沫。当这个泡沫破裂时，每一种反应都是滑向相反的方向，向相反方向收缩得太快了。于是，我们不再相信新技术、全球化，或者下一代、工作中的新女性——一夜之间一切又颠倒了，我们现在认为没有什么会改变。
女性仍然在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看看惠普与康柏进行合并的投票表决，这是费奥莉纳的一次重大胜利——重大胜利。我想，如果她这一次失败了，美国人就会说：“女人做不好CEO，因为她没有赢得投票表决”。现在，费奥莉纳真的赢得了这场投票表决，也许最终我们会发现她不是个好CEO，但是一切会有个更加公平的判断，而不是仅仅依据那一场投票表决。这对于未来女性在商业中非常重要。
所以，变化正在来临，但不是“立刻”和“只在一个地方”，这就是我们从世界商业演变中学习到的。不是非此即彼；不是旧经济已经死亡，新经济已经来临。有许多旧经济依然存在，也有许多新经济存在，我们看到它们正在融合、合并、互相丰富，创造出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有趣的革命。所以，我最着迷的是这个游戏继续保持着变化，从来没有完成。你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然后一切结束。这不是一盘录像带，即插即放，然后倒回来重播——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故事，在中国发展、在美国发展、在日本发展、在巴西发展、在整个世界发展。
问：迈克·刘易斯在他的《未来刚刚发生》中说，孩子(kids)会掌握我们的世界，信息非常重要，就像石油在30年代一样。我们的社会会出现另一种形态吗？年轻人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还是说，这只是一种陈词滥调？
答：我希望我能知道，也许我就会成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我们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这么快的变化，场景可能无限多，而我们无法对无限多种选择进行讨论，就让我们谈谈那些“无可替代”的，因为这样的东西只是少数。
我要回答你的问题是，我们的世界有无限多的选择，现在比以前更多——工作地点、消费选择、穿戴、交通方式、阅读，不可思议得多。想一下今天出生的婴儿——我们一位员工的妻子上周末刚刚生下一个孩子，想想这个只有四天大的孩子，你会意识到他有比以前更多的医疗选择，因为我们比以前对基因了解得更多；他还有更多的快乐与玩具、与全世界更加接近。一切难以置信。
所以，你可以由此预见，如果未来真的来临，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年轻人会不会统治这个世界？我觉得不会。你可以说，这一切都在改变。那么什么没改变？记住没有变化的东西，因为这样许多难以置信的东西——发明、创新和全球化互动——可以被概括为没有改变的东西，那也许是可能的。根据我们今早的讨论，我可以说人的天性是不会改变的。未来领导者在企业和社会中的角色
问：你刚刚提到了惠普和费奥莉纳，那么，你是如何看待明星CEO在管理企业中扮演的角色的？
答：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击中要害——这也是你们媒体记者一直要花大力气解决的问题：为何比尔·盖茨会出现在你们报纸的封面上？因为每个人都想要了解比尔·盖茨。不是吗？即使他已不再担任CEO了，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称谓——首席技术官。但他是一个明星，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了解明星的世界，因为他们让人激动，在他们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重大事件发生——如果是电影里，她／他们还很漂亮和英俊。我们喜欢看到一些这样的人。如果是政治，明星会讲有趣的东西，明星们会讲前后颠倒和有趣的话。所以，我们总有明星。
我们的杂志《快速公司》写的就是那些真正称得上领袖的人。重要的是，许多这些人都是以前我们闻所未闻的——他们不是魅力明星，而是灵感的明星，是取得非凡成就的个人。他们做这一切并不是非得要出名，而是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做的，而且相信结果是值得为之努力的。
我举一个例子。在五月份那期杂志中，我们写了一个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建立了一家医院的人。这是纽约最穷的地方，有50万名儿童非常穷困，他们得不到好的医疗保健。这个人筹集资金，建立了一家不同一般的医院：不是为儿童治病，使他们恢复健康，而是激发儿童，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能做很棒的事情。所以，这家医院看起来像博物馆，一切都不仅与康复有关，而且与探索有关。有些装饰看起来像是自然科学博物馆，有些像天文馆，儿童可以认识星星。在这里，生病的孩子们不仅可以恢复，而且可以获得难以置信的体验。设计这一切装饰的人本身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大多数时间为明星工作——他设计了美国最著名的餐厅，他的工作室设计了美国电影学会学院奖最初颁奖时的布景。一方面，他为明星们工作，另一方面，他将自己的建筑设计才能用到这家医院上。那么，什么使他更能称得上是一位领导者？是医院，它比起为颁发学院奖设计的东西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更大。也许他设计学院奖能挣到更多的钱，但他设计的医院为贫穷的生病的孩子创造了一种可能。
所以，我们一直关注那些也许没有名气、也许不富有、也许不耀眼的人，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正在做出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的、卓越的贡献，通过商业活动、设计、工作、创造真正让人在其中工作的好地方。这才是领导者所做的。
问：是不是说，未来的领导者，特别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应该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仅仅关注利润？
答：我们已经看到安然的丑闻、安达信的丑闻、环球电讯的丑闻，也许还有一些小企业。这些事件告诉我们，如果你仅仅专注于获利能力，那么或早或晚，你将会陷入大麻烦。那些专注于获利能力的人，以想要做出伤害公司、雇员、顾客以及股东的事而告终。这并不是说，利润是我们可以忽略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果你找不到获得利润的方法，你就会破产——你的产品和服务对于其他人有没有价值，市场这样来指导你。
我可以免费发放大量杂志出去，让许多人读到我的杂志，但是，如果我找不到获得利润的办法，我们就变成仅仅是免费发送，而无法知道我们的报道是否对读者有价值。自然地，金钱与商品或者服务的交换，成为你讨论你所做的是否有价值的方式。我们杂志社里没有任何人相信“利润应该被废除”，我们想到的是，还有别的东西是重要的，利润不是衡量的惟一方式。
别的有意义的方式是什么呢？顾客满意程度有意义——你是在做一件你的顾客真正满意的事情吗？如果你不问自己这个关于顾客的问题，那么你的经营就像一个又聋又哑的人——得不到反馈。顾客也不会告诉你，“我喜欢你们的报纸，但是我更喜欢多一些关于《快速公司》的文章”，或者是别的，“少一些《快速公司》的报道”，“我想看看阿兰·韦伯，而不是比尔·盖茨”。这是反馈，或者说“我想每天都看到比尔·盖茨”，“他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人，保持住。”这些反馈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再一次出现更多的针对社会责任的讨论——如果你研究过美国商业史，或者商业史，就知道历史上有过大的起伏。20年前，人们就谈论商业的社会责任，在互联网泡沫繁荣的时候，人们偏离了这个轨道，安然事件达到了顶峰时刻。风潮将会再次提醒人们，什么是商业的社会责任？除了对股东的责任，公司还有什么责任？我觉得，这样的对话已经再次浮现。
问：你怎么看那些IT技术造就的百万富翁？比如马克·安德森、迈克·戴尔、比尔·盖茨以及杰夫·贝索斯。他们很年轻就很富有，亨利·福特耗其一生才拥有巨大财富，这些人只用了十年五年，甚至一年就得到了。他们能否像洛克菲勒、亨利·福特那样称得上伟大？
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人——许多这样的人——非常快地挣到了一大笔钱，找到了一个挣钱的模式。亨利·福特、J·Ｐ·摩根，所有的旧的“强盗巨头”们，花费了他们的一大部分生命才达到富有。《巨人年代》the age of moguls里讲述的故事已经时过境迁，J·Ｐ·摩根、“强盗巨头”、卡耐基……这些人从小十分贫穷，受此激劢而工作，穷其一生追求财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回馈给公众非常好的礼物——他们建立大学、图书馆体系、保健体系，等等。现在，比尔·盖茨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他与妻子捐赠了数目巨大的钱来对付艾滋病问题。他也是一个年轻人，他已经拿出相当数目的钱来改变这个世界。
今天，要做到这一切，你不用成为比尔·盖茨。有许多年轻的有钱人，他们在dot-com繁荣或者之前挣到钱，现在说，“我真的获得了比自己以为一生能得到的还要多的经济收入，我对于建造一个多么大的房子、能收集多少汽车不感兴趣，我对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幸福更感兴趣。还有，我希望找到方式回馈社会帮助他人。”所以，我认为让人乐观的消息是，我们也许会看到全新的慈善潮流的勃发，这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奋发向上的年轻人，不仅仅是急切地开出一张支票，而是亲身参与其中。他们会是慈善型创业者，利用自己的技术或者创业创造新的慈善模式，将奉献与创造以一种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安然事件的影响
问：《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编辑罗伯特在文章中表示，安然事件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缺陷，你的看法是什么？
答：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不认为这预示着某种大崩溃，而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如果不留意那些要紧的事情，会陷入怎样的麻烦。
我去德州奥斯汀的一些企业拜访过一些人，其中有一个是从安然在奥斯汀的总部出来的，他说安然事件使资本主义回退了十年。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这期间形成了安然事件——美国的年轻人、全世界的年轻人真诚地认为：商业是让人激动的、商业能为个人带来回报、充满挑战，几乎是生命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与我成长的年代相比，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最激动的事情是成为美国总统，成为约翰·肯尼迪，或者写一部伟大的小说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现在人们会说，最伟大的事情是成为一个商业人士或商业女性，开创一间让人激动的公司，采用新科技，像一个创业者一样，或者接手一家大公司然后让其变得更有意思。所以，在过去十年里，人们对商业满怀热情。
罗伯特的担心是，安然事件及其后果会让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下子心灰意冷，失去激动人心的活力和创造性——这些是过去十年的闪光点。当他提到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缺陷时，我并不认为作为一个体系，资本主义会表现极差，或者停止运转，以及如何让人失去信心。我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暂时——我希望是暂时——的调整。90年代的四个“遗产”
问：在你的杂志上，刊登了许多关于人性化工作环境和让员工自由的文章。但是，曾经有一本名为《诊断》的小说，说的是过多的信息使我们紧张，而不是自由。你对于信息对我们的影响怎么看？
答：不巧的是，我没有读到这本小说，不过，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美国——包括世界其它地方——一直都热衷人与科技的关系。如果回到早期美国，你会看到描绘火车穿越大森林的绘画，这幅影像伴随的是巨大的能量的到来和一些非常美丽的东西的消失。人类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而新的科技，在某种程度上毁坏了这个花园。我们喜欢信息，我们希望手里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我们要电视、电子邮件、互联网、收音机、报纸和杂志，但是，我们不想遭到信息的轰击。信息是有用的，但过多的信息会使人疯狂。遭到如此大量信息的轰击，会使人失语，无法做出反应。所以，我们将要经历的是一个人们去调整去适应环境的时期。
我在《哈佛商业评论》时，有一个部门编辑Teldow，他是一个出色的全球市场营销专家。Teldow曾经说过，“任何东西过量了都有害”。所以，太多的氧气会使你窒息，太多的食物可以让你被撑坏。如果是太多的信息，你会变得麻木。人是一种非常能调节的生物。我们办公室里的电脑都有一个“离线键”(off bar)，现在万维网是打开的，你可以关掉它，然后你专注于工作或者谈话；电话响起来，你可以不理会，会有语音系统去处理。时间长了，我们会学会如何处理过量的信息。这会帮助我们变得更灵活、优秀、迅速，成为更有责任的商业人士。
问：你认为，20世纪90年代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是什么？
答：90年代的遗产，我认为有四样。
首先是，人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思想。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组织是至关重要的。组织的规模和技巧是非常重要的，而那时我们忽略了组织里的人。90年代最大的一个遗产就是，承认——没有什么比个人在一起工作创造出他们相信的东西更加重要。
第二个是，关于经商有大道的看法。美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留下的看法是，商业的本质是贪婪。你越是贪婪，就干得越漂亮。这就像狄更斯的小说里的罪恶，如果你利用他人的贪婪，粗暴地对待他们，你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得势，你就会变成这些人(他拍了拍《巨人年代》的封面)，刻薄对待他人你就会变得富有。90年代留下的影响是，如果你做生意走正道，善待他人，你也可以把生意做好。我们不能说，你很好地对待他人，就一定会成功，但我们可以说，如果不善待他人，你一定会失败——这非常重要。
另一个90年代的遗产就是，idea至关重要。前面我们谈到了信息。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存在于思想层面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存在于大型组织这个层面。大型组织如果不能产生idea，就是死亡。所以，在90年代，我们开始看到，成为既是行动者(doer)又是思想者(thinker)是多么重要。在idea层面的竞争，让思想者更加快速、尖锐。所以，这是从90年代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idea比钱更加重要。一个好的想法可以带来钱，但全世界的钱也不能给你带来好的想法。
这是三个关键的、有益的90年代的“遗产”。还有一个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任何东西过量都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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