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凯生在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大的“债主”。但金融资产管理，无论是对杨凯生，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他这个“债主”当得并不轻松。

　　-本报记者王英北京报道

　　杨凯生简介：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毕业，经济学博士，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 生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信息部主任、深圳分行行长、总行副行长，现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中国最杰出的八位商人之一。

　　4月22日，工商银行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其不良贷款数据。截至2001年末，工行按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标准，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为29.8%，比上年下降390.1亿元或4.65个百分点。就在同一天，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宣布，他们已经向中国工商银行支付了金融债券利息75亿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好的业绩，工行行长姜建清最感激的一个人恐怕应该是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杨凯生。1999年10月，时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的杨凯生，走马上任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裁职务。在华融等价收购了工行四千多亿的不良贷款后，工行卸下的几百家大企业债权的包袱正式转移到华融的肩上，一夜之间，杨凯生就成了中国最大的“债主”。然而金融资产管理，无论是对杨凯生，还是对整个中国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因此，杨凯生这个最大的“债主”并不好当。

　　存在：一定就是合理的吗？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和其它几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一样，注册资本金只有100亿，它如何实现等价收购工商银行4650亿的不良资产？同四大商业银行一样，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是国有独资企业，如果仅仅是把债权从左手转到右手，那么华融它们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对于这个质疑，杨凯生的解释是，等价收购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个是资产管理公司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华融就向中央银行贷了900多亿的资金；另一个途径是资产管理公司向商业银行发行债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债务人就由几百家企业变成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这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但不用再向中央银行支付高额的利息，而且资产管理公司在能够维持正常的营业运转之后，要向商业银行支付债券利息。迄今为止，华融已经向工行支付了75亿的债券利息。“一进一出，工行每年就可以增加10个亿的利润，而工行每年的利润也不过就几十个亿。”杨凯生不经意间道出了他这个“幕后英雄”对工行业绩的巨大贡献。而华融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用杨凯生的话说，就是“吃饱了饭专门讨债的”，显然比银行自身处置不良资产更有力度和效率。面对华融，那些企业显然也比面对工行的压力更大。去年的猴王诉讼案就是由华融挑头搞的。如此看来，谁还能说华融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呢？

　　后啃骨头先吃肉？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已经成立两年多了，有人说效果不错，也有人说根本没用。究竟有没有用？最有话语权的还是杨凯生。据杨凯生介绍，华融资产处置的现金回收率已经达到了30%，而实物回收率则达到了50%，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中还是在国外都不算低。但有人怀疑杨凯生是后啃骨头，先吃肉，也就是说他先处置的资产是所有不良资产中收益比较好的那一部分。对于这个说法，杨凯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不过他说根据华融的粗略估算，这些资产的选择是随机的，而且各种不良资产所占的比例与全部资产的不良比例基本相同。这时他再一次提到了他那著名的“冰棍理论”，那就是所有不良资产都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价值。因此，很难保证，以后华融资产的回收率是否仍能保持现在这个水平。《财富》杂志在报道杨凯生的时候曾提到他有一只特殊的手表，它的时针是逆向而行的。当记者向杨凯生求证此事时，他笑着说，那是一个朋友送的。当时朋友拿这只手表让他看与一般手表有什么区别，他仔细看了一下，发现这只手表是逆时针方向运行的，朋友说，有时候换一个方向同样也能达到目标。无论杨凯生是否因为受到这只手表的启发，但他在处理不良资产的问题上，确实是有惊人之举。国内的不良资产处理公司与国外有很大的区别。在国外，不良资产是按模拟市场价来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的，因此，他们卖出的价钱只要比买进时的价钱加上运营成本的价钱总和高就可以了，不存在资产回收率的问题，而国内由于是等价收购，所以谈不上效益，只能谈资产回收的最大化问题。同样，由于国内在处理不良资产领域有种种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限制，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成功经验在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实现难度。而杨凯生换了一个方向果然就取得了非凡的成绩。2001年6月，杨凯生率队前往英美两国正式展开华融不良资产招标国际路演。此次路演是目前中国第一次全面向国外投资者推荐金融不良资产和进行政策宣传的市场营销活动。经过努力，去年年末，华融公司先后把帐面价值为108亿元和19.72亿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投标团和高盛公司?其中出售给摩根士丹利投标团的资产包里共有254个债务企业，资产分布在国内18个省市。杨凯生这一次的国际招标被《财富》杂志认为是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杨凯生的第二张牌

　　如果说国际招标是杨凯生处理不良资产的第一张牌的话，那么现在华融正在积极奔走的资产证券化项目就是杨凯生手中的第二张牌.从去年开始，杨凯生就一直在推动资产证券化在华融乃至中国的实施.然而同国际招标一样，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不良资产的证券化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着很多壁垒，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不良资产的证券化既能防范投资者风险，又能保障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不过杨凯生心里早已有了一套可行的方案。比如价格100亿的不良资产，如果发行30亿的债券，那么投资者就会担当太多的投资风险；如果发行10亿的债券，又低估了不良资产的价值，不能保障资产收益的最大化.杨凯生说，综合这两种因素来考虑，我们可以发行15亿的一级债券，15亿的次级债券，分别面向不同的市场，这样既可以减低投资者的风险，又可以保障资产收益的最大化。但最让他忧虑的是目前中国不良资产的证券化还找不到可以依靠的法律依据。在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已有过大量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先例，而且已有投资者从不良资产证券化中受益。杨凯生担心，如果不能在处理不良资产的问题上多一些创新，那么我国的不良资产真的就会像“冰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流失。今年2月，在韩国资产管理公社的协助下，华融已经开始启动了资产证券化项目，方案已基本设计完毕，并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交了资产证券化试点方案。杨凯生说他目前就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可以想见，一旦资产证券化项目在华融开始正式运作，那么杨凯生和华融无疑将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堵住资产流失的黑洞

　　从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到中国最大的债主，而接手的又是一个棘手的任务，在外人看来是需要一些魄力和胆识的。但是当记者向杨凯生问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是从容地一语带过，“也没什么，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只是服从安排而已”。话虽这样说，但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在华融，杨凯生即使是买一辆桑塔纳轿车也要报财政部批准。这种特殊的资本结构和公司特殊的使命都给华融的运作带来很大压力。有人提出疑问，这样一个国有独资企业，有什么动力能够保证资产回收的最大化？如何防止资产处置中的暗箱操作？如果不能有效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那么资产管理公司岂不就成了资产流失的黑洞？在工行的不良贷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抵押贷款，这种抵押财产的价值如何评估？在中国，评估费是与标的值相挂钩的，这就使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存在一定的隐患。杨凯生不无感慨地说“实际上要评估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要准确评估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赌住资产管理公司的黑洞，对杨凯生来说，确实是一个考验。针对上述情况，杨凯生对所有资产处置的全过程都采取了公开化、程序化、优选化的原则，能招标的招标，能公开的公开，并率先在华融设置了资产处置委员会、资产评估委员会，做到每一项资产的处置都要通过上述两个委员会的投票表决，开始实行无记名投票，后来则实行记名投票，投票结果再报请杨凯生来审阅。作为总裁，杨凯生有否决投票结果的权力。通过这些手段来达到资产处置、回收的最大化。尽管如此，又有人提出疑问，华融这样的运营方式会不会带来成本的攀升？这个疑问显然在杨凯生的意料之中，“没错，是有人担心，如果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营成本过高，那么资产回收的比率再大也没有什么意义，那顶多就是解决了几百个人的就业岗位而已。但是这个担心对华融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华融的运营成本从最初占资产回收比例的8%下降到6%，而且随着分支机构的建设完毕，运营成本将进一步下降，这个比例是美国同类资产管理公司1／6?1／5的水平。”

　　杨凯生的一点痛

　　华融对中国来说是个创新，对在金融行业打拼了20多年的杨凯生来说更是个考验。他承受着这个考验，开创了新的事业，但是静下来时，心中仍有一丝隐隐地痛。那就是华融公司特殊的使命，决定了华融的生命也许将随着工商银行不良资产的最终解决而消亡。在华融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官方的说法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寿命是10年，后来又说在5到8年的时间内处置完所有的不良资产。但是后来就没有消息再提到资产管理公司的寿命问题了，一个原因就是人为地设定资产管理公司的期限并不科学。另外一个也就是杨凯生不忍心放弃这份事业的原因，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培养了一批富有经验的员工，因此杨凯生希望华融以后可以向投资银行的方向发展，成为中国新一代的投资银行。包括杨凯生自己在内，没有人能够确定，华融是否会随着它自身使命的结束而自然消亡，但毫无疑问，杨凯生一直在努力，努力地争取在处置完所有工行的不良资产后，华融能够继续存在，并按着他早已预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采访手记

　　与记者以前见过的几位金融家相比，杨凯生给我留下的印象似乎是属于毫无棱角的那种。但我相信每个人的性格多少都会对自己的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执著地追问杨凯生，想让他来概括一下自己的性格。“我是那种性格特别突出的人，心态比较平和、稳健甚至有那么一点保守。”不过联想起杨凯生国际招标的举动和资产证券化的魄力，却怎么也无法让人把他与保守的性格联系起来，或许没有突出性格的性格正是金融家的另一种本色。面对华融这样一个特殊的公司，肩负这样一个特殊的使命，在一个特殊的政策环境中，要做好这个中国最大的债主，需要的或许正是杨凯生这份平和与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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