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怎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了？

　　前两天，在北大一次论坛上，听了张维迎的演讲———经济学家如何解读中国历史。张维迎开宗明义就抛出了一个大问题，“如果说中国人做不成世界上顶尖的大企业，为什么中国人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我们面临的一个悖论是：如果说中国人做不成大企业是由于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那么，为什么同样缺乏信任的中国人做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

　　张维迎认为，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一个原因是以君主世袭制为核心的国家制度安排。现代企业要做好，就必须使企业的持续发展在最大限度上变成企业领导人个人奋斗的目标，这点在传统国家制度中得到了解决。

　　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二个、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职业化的官僚队伍。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从秦汉开始就有了一个职业化的政府管理队伍，而在西方，这样一个职业化官僚队伍的形成只是近代的事情(据说是英国人从中国学去的)，比中国晚了将近2000年。职业化的官僚队伍之所以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一是因为政府组织结构的有效设计，二是因为士大夫具有共同的知识、理念和职业道德。他们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但没有“不想当皇帝，就不是好官吏”的思想，不会犯上作乱，弑君篡权。这与今日许多的中国企业经理人缺乏职业道德、把保姆当主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人能把国家做大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人的文化。如同现代市场上一个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企业特有的文化一样，在传统社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文化。文化实际上就是社会成员所共同认知的游戏规则，它的主要功能是协调人们之间的合作。儒学教义规定了中国社会中人们需要遵守的共同的行为准则，非常有利于大一统社会的维持。

　　乍一看，这似乎都是众所周知的史料，但经经济学家的开掘，浮出尘埃的却是西方最经典、最现代的产权理论。比如，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国家制度———解决了所有权与激励问题，庞大有序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解决了委托代理与协调问题，而中国人的价值观———解决了团队的凝聚力问题，降低了合作中的交易成本。

　　张维迎了解中国人，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出身；他了解中国企业家，所以他一生热衷的都是中国企业与企业家的研究———从最初的国有企业改革，到后来的民营企业，现今的新经济企业，张维迎的追求始终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张维迎承认，他的经历使他了解的是近100年的中国，对于100年之前的了解不多。但吸引他的是，如果中国社会真是一个低信任国家，中国人何以能把国家做的这么大？如果皇帝对大臣没有信任，他们何以敢把自己的江山社稷委任给非家庭成员的士人官僚管理？如果士人官僚对皇帝没有信任，他们何以会为非亲非故的皇帝效力卖命？如果中国人之间缺乏信任，中国何以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山西票号何以能在19世纪就变成一个跨国金融机构？这恐怕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与历史，走了与西方决然不同的一条路。西方人的最高原则是神性的原则，基督教的精神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而中国人所有的统治制度、道德安排、善恶观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的，是人性范围的原则。尽管中国人的人性范围有限，比如太穷的人不能归为这个范围，因为中国的道德首先假定一个人要有些田地，能够养家活口，适应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乞丐不算在人性的范围，垂死的人也不算，自有阴间的一套规则。除此之外，所有的人与人的关系，五伦之内的准则，就是中国人惟一的信仰，由此延伸出无数的制度安排也都是以此为本。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要求最高政府是能够提供足够的粮食与治安的中枢，使得社稷关系、社会关系、亲情关系得以和谐持续地发展下去。无论是盛唐还是清初，中国人在政府治理结构方面不仅不落后，而是空前的进步与有效。但是，太有效的国家机器由于吸引了最好的资源，使得其他社会单元如企业都无法健康发育与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代价。

　　我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悠长均衡的，不接受断裂与摧残，一截太平盛世连着一段乱世厄运，中国人的制度安排也始终保护这种竹节似的历史发展循环向前，直到永远。

　　现代的中国人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结果，而非中国文化本身，更非中国人的本性。张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否定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是可以理解的，病急乱投医乃是人们很难避免的错误。但我们绝不应该因为自己吃错药而责怪祖先的基因有问题。”今天的中国要进步，究竟是“中国的复兴有赖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是将中国人的注意力与创造力从人性的规则转移到更加科学与民主的原则，从而实现质的飞跃，是很值得研究的。对于中国的企业家、华人企业家，它也是根之所在。看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不研究历史是不行了。

　　(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沈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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