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覃里雯

　　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偶像崇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明星(演艺和体育明星)崇拜和神明崇拜，另一种是政治和商业领袖崇拜。虽然崇拜本身并无理性可言，但后一种崇拜更具假想的理性色彩，这也是区分两种崇拜的惟一标准，虽然是非常不可靠的标准。在极端情况下，两种崇拜不分彼此，比如1980年代日本影迷对成龙的崇拜和1930年代的德国对希特勒的崇拜 ，都同样能使崇拜者极度迷狂，乃至于为之献身。但是在现代社会的权力框架中，后一种崇拜者通常获得更多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神明崇拜一再受到各种宗教运动和现代科学技术及社会制度的冲击。最近，在美国发生的一场冲击是针对天主教会的。一系列天主教教会成员对少年信徒进行性骚扰事件被揭露出来，这虽然并不新鲜，却使天主教会在教徒心目中作为上帝的人间使者的地位大受动摇。由于教会主要依赖于教徒捐赠，恰当地解决这一危机将决定教会的前途。从教会过去一再掩饰和忽略此类事件的行为来看，利益，而不是信念，才是其政策的决定因素。国家与教堂在这一点上几无二致。

　　90年代对商业领袖的崇拜是史无前例的，但经济衰退的今天，商业领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从天堂坠落到地狱(5月号的《经济学人》的封面故事的标题就是“坍塌的偶像”)。今天这场对商业领袖的激烈反对部分反映了其公司股票下跌的程度，也反映了他们的贪婪程度。但这也是对1990年代商业领袖崇拜的一种反动。

　　商业革命是否和政治革命等同？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是否一样？狂热的崇拜是否注定以对被崇拜者的践踏告终？如果这些答案的回答都是：“是”，那就等于认为人类社会在过去100年内没有取得任何制度上的进步，甚至没有任何变更。但是，在批评一种退去的浪潮时，我们应当心怀戒备。完全的、彻底的批判意味着我们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真正学到任何东西，而仓促的归类抹杀将使我们错过成功的道路。

　　首先，我们都非常清楚，上个世纪末10年的商业革命和过去的政治革命有天渊之别。前者是在总体稳定的社会格局中进行的个别尝试，对社会格局不具毁灭性，反而是社会健康的标志——今天，一个无法在经济领域进行创新的社会注定是病态而短命的。在16世纪以前，各国经济体还相对独立，这样的压力几乎不存在，俄国人不必放弃农奴制去学习英国人。但是，20世纪末的日本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就不得不逐步放弃某些曾引以为傲的传统管理方式，如终身雇佣制。

　　政治革命，以集体武力为特征，强制性地要求每个个体服从；而商业革命，以商业领袖个人决断为特征，使用间接的手段，而且允许多元化的选择。麦克·阿姆斯特朗被任命，以及他将AT＆T投入新经济革命的方式，并没有任何武力强制因素。在这样的创新中，惟一的隐性强制因素在于媒体和市场操作方式的群体效应。

　　政治革命，由于成本过高，注定必须是短暂的；而商业革命则包括了减少成本的实验。

　　其次，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确实有相同之处，如个人魅力和与媒体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权力的不同领域也决定了领袖的不同作用，和大众更换选择的成本——是卖掉股票还是等待下一轮选举，或者是发动另一场革命？就这一点而言，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几乎不是同一类动物，虽然在不同情境下，他们可以成为一类动物。

　　最后，如果说偶像崇拜注定以对偶像的践踏告终，崇拜者和被崇拜者的责任是等同的，欺骗者必须与接受欺骗者共同合作才能成功。在商业领袖崇拜中，欺骗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在管理方式上的一系列实验确实具有真诚的动机。

　　全球资本主义进入新的衰退阶段，是商业领袖们被拉下马的重要原因之一。1949至1969年间，发生了5次衰退，但1980年至今只发生了两次。人们如果拒绝承认经济衰退的事实，CEO们就要继续承担唾沫和皮鞋，但是人们迟早会承认事实——CEO的经营可能并未带来普遍奇迹，但也没有带来普遍的灾难。在这种崇拜中最不合理的因素是CEO们过高的薪水和退休金，但是这是社会分配中永恒的问题，只不过，过去这些财富被无所事事的贵族收敛，现在成为不相称的雇佣酬劳。

　　商业偶像的黄昏已经到来。但是，除了避免制造新的偶像外，我们还应当学会控制那种要避免一切错误的渴望。嘲讽和愤怒不仅无济于事，还不着边际。理性地承认错误一定会发生，但是不放弃任何纠正的机会——毕竟，在这么漫长的历史之后，我们不能再含着泪水说：我们还是孩子。

　　(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现居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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