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仇勇

　　导语：法国电力幸福地拿到了中国第一例BOT项目的经营权，但赢利之路并不平坦。6年过去了，指责的声音说，政府在当中吃了大亏。

　　法国电力最终承认自己又一次在中国市场上付出了代价：由于延误了广西来宾B电厂的 如期发电，它和另一合作伙伴阿尔斯通一起被中方提走了3000万美元违约金。2002年4月初，中法双方做出对等承诺，不再就建设期的一切问题进行追索，法国电力事实上放弃了就此提请仲裁的权利。

　　6年前，法国电力幸福地拿到了中国第一例BOT(相关解释见附文)项目——来宾B电厂的特许经营权，但赢利之路并不平坦。如何在中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赚到钱，所需的不仅仅是运气，还要有耐心和技巧。法国电力在中国的BOT试验，还在进行中。

　　谁吃亏了？

　　“我刚从广西回来。”2002年4月10日，周舰对本刊记者说,从他的神情就可以看出来，这次旅行相当困难。

　　周舰任职的大地桥基础设施投资咨询公司，在来宾项目中是广西自治区政府的招标代理机构和咨询顾问，出现计提违约金事件后，中方再度请其出马，评估风险。

　　“我们帮广西省政府做了分析报告，论证计提违约金是有道理的，而且法方的违约责任就是3000万美元，并且对有可能引起的仲裁纠纷做了风险估计。”周舰说。周舰在广西的那一星期，中方与法方刚刚达成协议：提掉违约金后，双方不再就建设期的一切问题进行追索。

　　原来的计划是，2000年3月，来宾B电厂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6月，第二台机组发电。而事实上，直到当年11月，两台机组才终于调试稳定，上网发电。

　　法国电力和阿尔斯通的损失是明显的：除了3000万美元的违约金外，还有用度不菲的调试费用，以及延迟发电造成的预期收益减少。

　　表面上看，是法国电力吃亏了。但对于广西政府来说，来宾项目进入运营期后，反而成为其新的负担。政府的尴尬和饱受指责的一点是：在合同中，政府为来宾B电厂承诺了每年35亿度的购电量和固定电价。2001年，广西全区的平均上网电价是0.28元，政府从来宾B电厂的购入电价却是0.39元，税后达到0.4685元，甚至超过从外省买电的价格。“在全区电网中摊薄后大约每度电增加2分钱。”广西政府BOT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沈悌对《商务周刊》说。

　　因此，当法国人提出希望缓提或不提违约金，而以调整电价或电量来补偿中方损失时，正中政府下怀。

　　“我们提出了几套方案。”沈悌介绍。一是调低电价，二是在资金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购电量。还有一套方案更具想象力：政府希望以国内银行的贷款来置换项目公司里国外银团的美元贷款，一是因为国内贷款利率较低，二是此举亦可减轻汇率风险。

　　但法国人显然不同意这些方案。“合同里关于电价和购电量的规定，是很重要的条款。”4月19日，来宾B电厂的运营商——广西来宾希诺基运营维护有限公司总经理吉强毅(Jean-Yves Guignard)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语气坚定地说，“对合同的修改应该符合投资者的利益，尽可能不要损害投资者的利益。”由于存在过多分歧，谈判不欢而散。2002年1月，中方依法从履约担保银行提取了3000万美元违约金。

　　然而，政府的压力并没有减轻：即使政府每年的购电量不足35亿度，也要按合同支付35亿度的购电款，而且这种情况将一直维持到特许权协议结束。“我们的风险在于，中方能否很好地遵守协议中的购电条款。”吉强毅承认，事实上，“他们(中方)正努力做到这一点。”

　　政府与外商的博弈所有的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都体现在当初的一纸合同里。一些市场观察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广西政府的失误在于不该在谈判时承诺购电量以及使用固定电价制，以至于今天背上如此沉重的包袱。

　　“BOT项目的风险分担原则，在国际上通行的理论是，谁最有可能控制这种风险，谁就来承担这种风险。”周舰说，电网是国家资产，来宾B电厂发的电将来只能卖给国家，所以市场风险就只能由政府来承担——因此就有了购电量的协议。

　　“如果没有一个承诺购电量，就无法测算出电价和特许期限，外商也无法测算出项目的回报率。”沈悌也辩解道，“如果购电量太低，相应电价就会抬高。”事实上，当初政府曾有意缩短特许期限，以便尽可能早地收回电厂，但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电价的升高。

　　整个项目谈判中，关于双方利益如何分配的条款，是最关键也是双方谈得最艰苦的。“有一个阶段，双方怎么谈也谈不拢，走也不能走，就坐在谈判桌前，经常几个小时不说话。”沈悌回忆说。

　　7年来，沈悌亲身参与和见证了来宾项目的所有发展过程，他抽烟的手势和习惯并没有多少改变，却对当初谈判的失误之处有了更多清醒认识：“对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化的风险估计过高，导致我们当初选择了固定电价测算体系。”1995年前后，中国正处于高通胀时期，政府希望这部分风险由外商来承担，同时亦希望转移部分汇率风险。因此，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双方同意，电厂运营期的电价采取固定公式的计算方法，而不是根据今后每年的通胀系数进行加权。关于汇率风险，双方认可的结果是，汇率变化幅度在8.34(1995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正负5%以内，不允许调整电价。

　　但到2001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未能超过合同中拟定的变化幅度，广西政府只得按当初的1：8.34来支付购电款，为此多付了1000多万元。“如果按照这几年的通胀率，早就可以降电价了。”沈悌说，执行合同的结果是，电价每增加1分钱，政府就要多支付3000多万元。

　　在政府与外商的谈判中，很难说到底是谁掌握着主动权，当然，博弈的结果最好是双赢。沈悌等参与者认为，在一些细节问题的讨论中，双方在争夺中还是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比如关于仲裁地的选择。按照国际惯例，一旦发生纠纷，应该在第三国进行调解和仲裁，但在来宾项目中，选择的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恰恰是法国电力接受了这一条款。

　　相应地，在电价问题上，外商的普遍担心是物价部门的审批风险。即使按照合同，当某一年度电价该调高时，国家为保证电价的稳定，有时会不予批准。而在来宾项目中，政府作了让步，物价部门对每年的电价由审批改为核准。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吃了亏。在BOT项目中，不能说为了减轻自己的风险，把一些风险让人家承担，如果处理不好反而自己吃亏。”沈悌说，“不要光想着自己能占点小便宜。”

　　“不及格”“不及格。”对于来宾B电厂建设期的项目实施情况，沈悌给予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由于在锅炉设计方面存在失误，来宾B电厂在选择煤种方面受到很大限制，多次调试不成功，以致延误了工期。现在，法方不得不采取三种煤质的混合物作为燃料。除此之外，为节约投资成本，有一半的设备法方选择了国内制造的机器，这些对电厂的稳定性都提出很大挑战。

　　“我们在项目调试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难，并造成商业运营时间的推迟，这些不是传闻，是事实。”当记者向法方代表吉强毅复述这些业内人士的批评时，他坦然承认。

　　沈悌的批评不光是指这些技术上的失误，他还提到法国电力在管理上的不足。据说在建设前期，法国电力方的一位技术总监经常和承建商阿尔斯通的项目经理发生争执，在发电机组进入调试之前，项目公司临阵换将，把这两位项目的关键人物都给换掉了。

　　当然，法方在管理方面的细致和成本核算方面的精确仍赢得了包括沈悌在内的多位业内人士赞扬。据说当初以极低价中标土建工程的一家国内公司，本来希望通过工程实施过程中的追诉索赔来赢得一些额外收入，这样的经验本来在其多次涉外承包过程中屡试不爽，但却在来宾项目上，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我们对两个孔之间的间距都进行过测算，他们试图向法国电力索赔，对象选错了。”法国电力北京总代表处副总代表周国平说。

　　从某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上，亦可以看出法方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严格。在建设初期，来宾B电厂把长途用车的业务也外包给当地一个出租车司机，从南宁到来宾的路上，这位司机不停向记者抱怨法国人的“不近人情”——他现在几乎已无利可图。

　　尽管在建设期内来宾B电厂受到种种指责，但吉强毅现在的心情好多了。2001年是来宾B电厂正式运营的第一年，法国电力已从中获取了预期的利润回报。“我们预测的项目回报率是13%。”他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法国电力在特许权期满后不仅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会有相当的收益。

　　对于运营期的来宾B电厂，吉强毅和沈悌都给出了80分的评价。

　　正确评价来宾模式7年前，当一群法国人在塞纳河畔讨论在遥远的中国广西的红河边上投资建设一座电厂时，只有极少数人相信他们没有发疯。在此之前，中国从未真正开放能源市场，也没有BOT的项目运作经验，外国投资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政府守信的变动风险。可观的项目回报率还只是可行性报告里的一个数字。

　　7年后的今天，来宾县城和中国大多数内陆城镇一样，仍是一幅在工业化进程挤压下的农业文明景象。即使当记者真实地行走在来宾那脏兮兮的街道上时，仍然不能相信，法国人已经在此投下了6.16亿美元，一座现代化的电厂正成为这个地区新的动力来源。

　　协议签署的1996年前后，来宾项目在国际上赢得了多个有关融资的奖项。但中国政府也开始从来宾项目中吸取教训，要求地方政府今后不得随意为电力建设项目提供购电担保。今天再回头检视来宾项目的成败得失，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如何在尊重历史情景的前提下，正确评价来宾模式的先行意义。或许只有身历其中的人才有更深切和真实的体会。在做完来宾项目后，周舰又参与了多个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招标工作。“来宾项目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做到在通用条款方面不再谈判了。”周舰说，“譬如仲裁地的选择，外商很自然就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尽管在来宾项目中，中法双方出现过一些不谐和音，但双方都以自身利益的部分损失，证明了合同的严肃性。“从执行合同的角度看，来宾项目是成功的。”周舰评价道。

　　对于未来电厂的移交，合同的有关条款也是审慎和严格的。法方的1500万美元维护保证金，要到移交后一年才能根据电厂运行情况返还。这就避免了作为BOT项目“试点的试点”的深圳沙角B电厂的覆辙：因为没有对移交的具体办法先期作出规定，项目公司在运营期内拼设备，该大修的不大修，拼命节约成本，结果到移交时少有投资人问津。

　　“我们将会移交给广西政府一个运行良好的电厂。”吉强毅蛮有信心地说，“虽然政府承担了较高的电价，但也物有所值。”“我个人认为来宾项目是成功的。尽管它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应尊重历史，不能拿现在的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来苛求它。”正在成都代表利宝太平洋投资有限公司从事项目融资业务的总裁郑勋沐在接受《商务周刊》访问时，也对来宾模式给予了肯定。

　　来宾项目给我们提供了对外商在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进行切片研究的机会。新的市场驱动力正在形成，已经展开的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为后来者提供了更多参与的契机，或许种子就来自于法国电力在来宾的BOT试验田。

　　关于BOT项目BOT是英文“Build-Operate-Transfer"的缩写，意指“建设-运营-移交”，是国际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常用的融资方式。它是政府部门通过特许权协议，在规定时间内，将项目授予外商为特许权项目成立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计划、设计、投融资和建设，并经所在国政府特许，在一定时期内运营该项目。特许期满，项目公司将特许权项目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部门。

　　来宾项目进展时间表1995年4月5日，国家计委正式批准把来宾B电厂作为中国首例BOT试点项目。

　　1995年8月8日，广西政府在媒体上发布预审公告，向全世界招标，共有31家境外公司(或联合体)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1995年12月，确定12家公司有资格单独来投标。另外19家可以与这12家中的任何一家组成联合体来投标。

　　1996年5月7日，有6家联合体递交投标书。

　　1996年6月，确定法国电力联合体(法国电力国际／通用电气.阿尔斯通)、新世界联合体(香港新世界投资／ABB／美国AEP)、美国国际发电(香港)有限公司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前三名投标人。

　　1996年7月8日，广西政府与排序第一名的法国电力联合体进行三轮四个阶段的确认性谈判。

　　1996年11月11日，广西政府与法国电力联合体在北京草签了特许权协议。

　　1997年9月，广西政府和法国电力联合体成立的项目公司正式签署特许权协议。来宾B电厂动工。

　　2000年11月，发电机组调试成功，比原定时间晚了8个月，进入运营期。

　　2015年，来宾B电厂移交广西政府，项目公司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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