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南

　　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段永基在日前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峰会上分析了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存环境，认为就目前的态势来讲，中国不可能产生GE那样的企业。

　　段永基认为，与外国相比，中国企业的生态环境至少在三个层面上有很大区别：制度层面、法律层面、文化层面。

　　我们是“传真纸干部”，一纸传真过来就可以免你

　　中国企业占经济总量中比较大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实际上企业的管理层是没有决策权的。这一点对外国企业来说就很不适应，而且他们的管理层流动性很强。我们自己开玩笑，说我们是传真纸干部，一个传真纸过来就可以免掉你，再换一个领导，所以他不可能有长远的考虑。

　　我原来在四通，那是民营企业。我现在在中关村科技，这是北京市政府直属的企业，这个资产应该是北京市政府的。刘淇市长委托的代表人又是住宅建设总公司的经营层，他想的问题和刘淇市长想的是不一样的，在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一样的，这种体制我想外国企业恐怕很难理解。

　　在GE的成长、它的购并过程当中，一种方式是买了以后把它慢慢扶持让它长大，还有一种方式买了以后弄一弄以很高的价格卖掉，这也叫并购成功。但这在中国做不到。中国没有一个成熟健康的资产交易市场，购并了以后，你买了以后，像结婚似的，你只能一辈子白头偕老。如果中间发现问题了，是不可以调整、不可以流动的。所有者代表人这种不清晰、不准确、不授权，和外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中国不可能生长出GE来。

　　在美国开车开得很好，在中国试试?

　　中国法律层面的问题，第一不是很完善，第二个执行起来的力度和问题就更多。中国法律不是很健全，但更主要的是执行问题。我们看过美国的交通管理法，和中国的交通管理法文字上差不多。在美国开车开得很好，在中国试试?你肯定不敢开。执行的问题很大，从法律上的差别可能还比较小，但是执行起来差别会很大。在美国停下来驾驶员必须看到前面那个车的轱辘，再往前走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停车可以离得很近，差三公分两公分就行，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

　　国有企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

　　中国应该说过去几十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他们做得很大，但那不是他做的，那是国家的特许经营权使他做得很大。那种企业它做得很大，是他的管理能力强?是他的决策能力强?是他的商业模型设计能力强?不是的，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他们都说我们是企业家，但是我自己从来不敢带“家”字，我们只是做企业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有各种制度约束，那时候常常讲我们是冠军，但是我们是残疾人运动会的冠军，根本不是奥运会的冠军。

　　我一直在鼓吹张维迎教授的说法：在全球的五百强企业和华人企业相比，五百企业强企业有名，企业家没名；华人企业是企业家有名，企业没名，比如盖这个楼的李嘉诚先生，他那个企业叫什么名字，中国人没几个人知道，但是说李嘉诚谁都知道。诺基亚的董事长是谁?爱立信的董事长是谁?一般人未必知道，但是这些公司如雷贯耳。我个人把它归结为中国人在建设自己、建设领袖中心型企业；跨国公司是建设制度，而且那种制度建设得确实非常好、非常奇妙。

　　第一个好处是在那种制度里所有的员工都能够得到激励，充分发挥聪明才干，如果不实现，就离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每个人在那个制度里头，他的能量、他的作用都会被放大，产生1＋1>3、4。中国人常常不服气——我们比美国人每天工作时间要长，比欧洲人也长，华人学数学智商很高。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就做不好呢?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其实着力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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