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的生死关口

　　对于宁夏固原县农行的工作人员而言，每至年关，都是他们最紧张的时刻。并不是乡亲们收入丰厚，存款的业务繁忙才让他们如此紧张，此刻，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在忙于一件事：追索不良贷款。一位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在很多人眼里，我们都成了‘黄世仁’。”

　　但即便如此，这似乎依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固原县红庄乡政府为例，该乡在1991-2000年，一共得到了固原县农行分行近700万包括扶贫在内的各种形式贷款，但据固原县农行信贷科陈军介绍，这些贷款到目前能够回收到的不足50万。“这还不算最差的，曾经有个乡贷出去20万，一分钱都没有收回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庄乡政府总额近700万的贷款中，其中70%都是上级红头文件指派的政策性任务。陈军说，尽管现在加紧了贷款的谨慎，每年为了支持农村建设还必须贷出相当数额的款，“收回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放出去的速度”。

　　固原县农行的尴尬处境无疑是中国农业银行“病体”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农业银行可谓是这一群体中最大的困难户。2000年，中国农业银行资产总额虽高达21734亿，但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分别仅为0.22%和0.01%，即使与其他三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也相差十多倍——它总是被人们与贫穷、落后、效率低下联系在一起，甚至在农行内部也充满了这样的自卑情绪。

　　“在国内所有的银行当中，恐怕谁也不象农行那样糟糕，搁在其他国家，早就关门走人了。农行居然支撑到今天，实属不易。”中国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慨叹道。

　　然而，中国农业银行的“豪爽”一点不逊于其他任何一家国有商业银行，金融圈的一个流行说法是“计委点菜，农行掏钱”，就是其真实写照。事实上，农行的成立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农村金融功能的独立，浓厚的计划色彩使它一直担负着对农村经济“输血”的功能。它的适从性、附属性要求它只能以“保姆”的身份，“假装”在进行商业化经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基本建设当中，却不能“计较”赢利或效益。而且，只有如此农行才能被财政部门认为是发挥了银行作用。

　　这样一种经营思想在农行十多年来运营中，贯彻进了每一笔贷款的发放、每一项业务的开展。让陈军和他的同事们担忧的是：“工行、建行、中行钱贷出去，不管怎样还能找到人，最不行还有实物，拍卖重组还能收回一部分。农行的钱放出去，连个动静都不响，找谁去？乡上领导换地一茬又一茬。找农民？穷得叮当响。”

　　农行呆坏帐之高就一点都不难理解。据农行内部人士透露，整个农行的不良贷款率远远超过30%，甚至更高。但又有数据显示，截止2001年12月末，如果按照国际五级分类标准计算，不良贷款率只会更高。

　　除了在贷款领域遭遇尴尬之外，更为严峻的是，农行在存款业务方面也难言乐观。农行内部研究机构的一项测算显示，农行每笔存款业务只有超过1500元才有可能盈利。这对于营业网点主要集中在乡村地区的农行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利好消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四大国有银行开始推进市场化进程，农行也不例外，卷进了这股大潮。但十几年被计划指挥棒拨弄惯了的中国农民银行，面对市场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中国农业银行泊头市支行郭庆海直接体会了农行在市场面前的难堪：“比如网点建设，农业银行搞地极不科学，充满了旧时代专业银行的味道，只考虑了占地盘而不顾经济效益因素。”

　　“由于集约化经营和运营成本的考虑，信贷业务已最大限度的向支行、向城市行集中，工行、建行、中行看到了这一点，为提高经营效益对其县一级营业机构进行了大面积裁减。”郭庆海说，“然而，农行的领导却对此视而不见，错误的认为这是我们抢占地盘的一个大好时机，甚至打出要到广大农村去与农村信用社争市场，把农业银行办成名符其实的农民的银行的旗号。”结果就像郭庆海所说的，不但因农村业务的开展加大了经营成本，而且还失去了抢占城市优质市场的最好时机，“到头来两手空空，农村城市两个市场都是困难重重”。

　　同时，农行的改革进展却相当缓慢。“我知道，很多农行员工对农行的发展失去了信心。但又无能为力，这心中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农行支行行长私下给记者谈了肺腑之言。

　　他总结了四条：一是用人方面，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为亲，任人为钱；二是领导的心思没有放在经营管理上，而是一门心思追求政绩，保乌纱帽；三是上级行不管下级行的死活，不懂得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尤其在待遇上弄地一线员工怨声载道；四是农行领导缺乏人情味。

　　不过，他认为最可怕的还是内部人权力失控造成腐败贪污：“2000年底至2001年6月，仅半年内，农行内蒙古分行就抓住了14位支行、中心支行行长和45名经办人账外违规签发承兑汇票，涉及金额近6.5亿。”据统计，仅去年审计署就查处农行140亿违规案件。

　　近年来，中国农业银行虽然花着大力气企图完成自己的市场化再造，但它的现状依然令人气馁，其不良贷款率远远超过国际10%的警戒线，即使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5%也相差很远。资本充足率则更令人心惊仅仅1.44%，根本无法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下限8%相比。

　　“农行已经到了一个非变不可的生死关口。”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评论说。这个身躯庞大的巨型国资银企无疑已经感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一个明显的信号是，截止2001年6月，这家连续数年亏损的银行竟然遏止了亏损势头，财务报表显示当年农行常规业务和专项业务合并盈利15.61亿元。尽管不排除其中含有财务报表上的设计因素，但对于久沉亏损泥潭的农行来说，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很多业内人士相信，农行2001年盈利的原因在于这一年大规模的减员增效：撤消了1700个分支机构，裁减2.4万名员工。

　　的确，对于中国农业银行，这家仍然拥有5.4万多个分支机构，50多万各级员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类似的改革举措更像是“杯水车薪”，但显而易见的是，它已经没有太多犹豫和选择的时间。

　　据悉，在国务院针对金融机构以及商业银行的整改方案中，农行为自己所下的“军令状”是：除了重点对资源配置进行战略性调整、整合机构网点、精简冗员之外，最重要的是，使不良贷款比率每年降低3-4个百分点。据说许多支行领导组织员工阅读讨论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希望人心惶惶的农行员工能够通过“奶酪理论”体谅和理解农行“减员增效”这场改革。

　　“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裁人和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在外资银行和民营股份制银行的夹击之下，找到良性的盈利模式才是根本之途径。”一位银行业专家说，“如果没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这同样会沦为一种‘不可完成的任务’。”

　　金融病夫

　　“在旧有的金融体系之下，银行不过是国家财政的出纳员而已。”香港标准渣打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齐罗对记者分析说，中国长期积压的不良贷款，是几十年沿袭的国家指导贷款制，和借贷时“关系”重于商业规则的做法遗留下来的。这位银行业专家表示，尽管无人知道亏空的确切数额，但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普遍存在亏空现象人所尽知。

　　公开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在1999年陆续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之后，截止2001年12月末，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依然高达25.4%。中国银行业这种对不良贷款的统计方式仍然是基于逾期、呆滞、呆帐贷款三部分计算，而不是国际通行的规则。

　　银行专家们警告说，“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

　　那么，衡量银行资本安全和承担风险能力的资本充足率呢？《巴塞尔协议》强行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按照该组织2001年1月16日公布的新资本协议草案中关于计算资本金的标准法，对2000年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中国工商银行资本充足率为4.57%，中国农业银行为1.44%，中国银行为6.38%，中国建设银行3.79%。可以看出，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于8%的最低水平，同时还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金融专家测算，按照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每年存在着500亿元资本金的巨大缺口。“四大商业银行存在的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使得银行经营处于高风险区域，导致发展后劲乏力、抵御风险能力低下，使整个银行体系越发脆弱。”

　　“资本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根本，资本实力的差距必须引起重视。”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表示，2001年的财富500强中有63家银行，其中有两家是中国的，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它们的资产回报率分别排在49位、42位，但员工人数却位居前两名。美国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而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剥离了1.3万亿元不良资产后，不良资产率仍在25%左右。

　　让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左右为难的是存贷比率。1995年以前，中国商业银行存贷比率一直在100%以上，大部分银行的存贷比率直到现在才降到国际上的一般安全标准75%的水平左右。

　　“存贷比率的下降虽然降低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但是由于我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贷款利息收入是银行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贷款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的是银行利润率的降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教授表示，2000年，中国工商银行资产利润率仅0.13%，中国农业银行为0.01%，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0.14%。而同年花旗银行和汇丰银行分别达到1.50%1.77%。在净资产收益率上，两个老牌银行分别高达22.4%和33.3%，而四大中，最高的建设银行为7.38%，最低的农业银行只有0.22%。

　　在低利润率之外，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虚盈实亏”现象。中国工商银行财务部门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管对记者表示：“我国企业欠息的情况比较普遍，应收未收利息金额相当大。而国有商业银行一直是将应收未收利息可以作为利息收入算帐，而这些利息收入大都是很难收回的。虚收的利息还要缴营业税，造成虚收实缴。尽管我国已两次改变应收未收利息计作利息收入的时间界限，即由三年缩短到二年，再由二年缩短到一年，但这种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益。”如此的经营效益还注了水，正像香港标准渣打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齐罗开玩笑所说：“这张成绩单屁股挨板子都难以解恨。”

　　谁伤害了“四大家族”

　　如果把县政府这一行政主体与企业实体一视同仁，同样自负盈亏的话，那么，山东省莘县县政府如今早已经资不抵债，濒于破产边缘了。

　　到2002年3月，莘县这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已创造了9亿元的银行呆帐，如果按该县一年财政收入7000万元计算，全县不吃不喝至少需要12年才能还清。

　　“县政府干脆破产算了！”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莘县支行监管科科长路国平愤愤的对记者说。

　　按照莘县支行计划科科长王文胜对记者的解释，这些烂帐大都是政府造成的：“比如投资上千万元的县热电厂，县里一分钱没有，全靠来回在四大国有银行融资，搞短期拆借，结果发了几天电，就倒闭了，银行的钱就打了水漂。还有县针织厂、县造纸厂等等项目，全都破产的破产、倒闭的倒闭，农行、工行等个别商业银行干脆贷款也懒得去催收了，因为根本就要不回来。”

　　于是整个上级商业银行行对莘县的信誉度降到了最低点。农行莘县支行副行长孙勇说，他们在全县乡镇的分支机构由21个缩减到5个营业所，贷款行为全部撤退了。

　　这一切，经典地注解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的判断：中国金融问题的核心病灶就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之间的‘大三角债’。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大量孽生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侵蚀了银行核心市场而使其利润降低，无法正常向企业提供重组所需资金。但政府必须帮助国有企业脱困重组，可财政资金有限，只能继续要求银行向亏损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最后，当四大国有银行不堪重负时，这些不良贷款只能由国家财政背负，演变成国家债务。

　　3月24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世界贸易组织候选总干事素帕猜表达了对中国财政潜在风险的担忧。他认为，目前中国显性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较低，因而不足以引起关注，“但如果考虑一些不良贷款的潜在问题，特别是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能在市场出售，需要财政化，是否会带来潜在风险呢？”这是几乎所有外国金融家正在热烈计算和讨论的话题。目前中国政府公布的国债额度占GDP的18%，但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承认，另一种计算方式确实存在，即加上地方政府举债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处理中的损失。“显性债务加潜在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至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悲观的估计是70-100%，”楼继伟说，“我只能说有这样的因素，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公认的标准进行估算。我感觉，这个因素可能会提高我们债务水平20个百分点。”

　　即使我们只谈银行业而毋论财政危机的可能性，按照魏加宁的观点，改革20多年，就像莘县一样，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有意无意间把“四大家族”——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最终推向了危险的高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对记者表示：“这些银行是独立存在的，但几乎不具备独立性。他们根据指令将资金拨给政府计划指定者确定的经济发展部门。银行通过假装‘贷款’把数百上千亿美元的资金拨给国有‘借贷者’，而不那么关注是否能收回贷款。到90年代中期，当北京重新认识到拥有自主权的、以赢利为目的的信贷机构的价值时，拥有全国大约70%存款和贷款的这四大银行，因无法收回亏损国有企业的贷款已经元气大伤了。”

　　错误的改革顺序？

　　在经济学家吴敬琏看来，中国金融体系中最脆弱之处在于，中国的银行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企业，而是行政体系的附属物。吴表示，中国银行体系的基础非常不牢固，而且素质较低，效率不高，难以支撑现代经济运转，如果不及时改革，在中国入世五年调整期后，将难以与国际银行等金融集团竞争。

　　事实上，这个简单病症的来龙去脉改革者们应该是很清楚的，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竭尽了所能，但金融改革并不理想。问题出在了哪里？

　　“我们的金融改革太慢了，至少至少应该与国企改革同步”，这是魏加宁对这场改革的第一反应和评价。现实也的确如此，中国金融体系，不论改革还是发展，都已大大滞后于实体经济的步伐。

　　这里面的原因，应该说涉及到的是一个改革顺序问题。多年来，中国改革的着重点倾斜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上，四大国有银行以“第二财政”的身份，扮演着为改革成本买单的角色。每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国有银行都表现出不计成本、不计效益、不计风险的“乱贷”、“超贷”现象。在国家信用“兜底”的底线上，改革者期望这种集中火力的“攻坚战”一举打赢国企改革这场战役。但没有想到它的艰巨和旷日持久远远超出了想象，而中国“粮草弹药”的供应——银行投资体系——却出现了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发现现有的金融体制、银行体系根本不足以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

　　“的确，有许多国家指望首先通过实体经济部门改革成功，来恢复金融机构的活力，特别是日本为此一味靠投资刺激而迟迟不完成金融内部的改革。事实证明，日本的做法不但阻碍了实体部门的恢复，而且还使日本金融系统自身打了一场金融败战。”尼古拉斯•拉迪希望中国绝对要吸取日本的教训。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魏加宁等学者就已经注意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决策者始终没有认识到问题隐含着的严重性，在金融改革方面一个拖字，迟迟没有多大进展，最后成本付出很大，但该改的却没有改多少。”

　　那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中国银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董建岳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件事：“我们独立性仍然不大。国家经贸委现在和我们一开会，就要求我们减免债务，给我们的压力特别大。不是说国企改革三年都脱困了吗？怎么还要我们买单？”据他介绍，国家经贸委今年的计划指标是还要破产500亿，这也是四大银行要支付的帐单。

　　“我们的敌人就是自己”

　　“国有商业银行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以风险管理和创造利润为目标的机制，而且内部仍然是官本位机制，类似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可以说有一部分人想的是怎样当官，怎样用银行贷款权做政治交易，而不是真正办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告诉记者，这种机制不但造成了四大国有银行呆滞的经营运作，更直接导致了国有银行管理的混乱和失控。

　　而这其中登峰造极的杰作就是“王雪冰事件”。一位参与该案件调查的官员即使在私下里与记者交谈，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洛杉矶分行是怎样的‘非正常’、‘欺诈’、‘交易’呢？没有精通的金融业务和特殊的权力，是无法进行的。”

　　“这若没有国家银行做坚强后盾，摊到股份制银行行的头上，这家银行若不倒闭才怪呢。”他愤愤不平地说。

　　令他担忧的是，那些出事的行长们固然有法律对他们制裁。可是制裁了那么一批腐败行长，能保证今后的行长们就都能清廉了吗？“我看办不到。我们的行长与人家的行长在本质上不一样，人家的行长仅仅是行长，他只能在规则之内运行，不能违规。而我们的行长却是‘大管家’，是‘一把手’，比如按照规则不能办的事情，你若有门路找到行长那里，行长为你签上几个字，就成了可办的事情。行长的最大权威就体现在‘可以破例’上。”

　　“如果说制度不健全，那么我们不但是在管理和财务制度上的不健全，而且在限制行长权力、制约行长行为的制度上尤其不健全。”这位官员一再强调所谓“内部人交易”的危险性，“我们压根就没有制定出制约‘一把手’权力的规则，所以今年就有了从中国银行又审计出22起大要案，27亿涉嫌金额，35人共同‘违规’腐败的结果。”

　　谢平告诉《商务周刊》，他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多，总的来说，就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不到位，具体而言就是内部管理松懈，必要的法人统一管理和必要的风险管理都不健全。”在他看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道路仍然很长。

　　但时间却已经越来越紧迫。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年会上说：“世界银行的中国问题专家曾经说过，中国的银行业要花10年时间准备入世。我的判断是，准备得好不需10年，准备不好10年也不够。”

　　“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争取5至10年内成为有竞争力的商业银行，否则将无法生存。”他强调，“对中国银行业而言，如果有一个敌人的话，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上市之痒

　　招行的诱惑

　　4月8日，招商银行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此前，招商银行成功公开发行15亿A股，

　　共募得105亿元资金。

　　这间在1987年4月8日成立的商业银行，是中国国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现在，招商银行又成为了继浦发、民生和深发展上市后的国内第四只银行股。

　　“商业银行上市的大幕才刚刚开启”，一位证券界分析人士评论说。能够像招商银行一样风光的上市，这无疑是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一个经年的梦想。这不仅仅是基于国外商业银行大多数作为上市公司的启示，单是招股过程中募集的巨额资金，就让一直为资本充足率所困扰的中国商业银行们羡慕不已。

　　据悉，除了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90家城市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多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上市目标。《经济日报》披露，目前华夏、光大、交通、中信实业、福建兴业、广东发展、交通银行已经正式提出了上市申请。其中，还有几家已经完成了上市前的所有程序，单等有关部门的一声令下。而对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同时，也在勾勒上市的远景。有消息称，中国银行拟重组香港业务，准备在香港上市，而中国工商银行则有在香港借壳的想法。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银行上市特别是大银行上市本为惯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研究部主管许小年认为商业银行上市是大势所趋：“因为银行与变通的企业不同，企业可以向银行贷款，但很难设想一家银行再向另一家银行借贷以补充资本金。加之银行的发起投东财力又很有限，上市融资于是成为必然的选择。”

　　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金融服务类公司目前约有900家，香港也有40多家。而在中国，从深发展起步，直到1999年11月10日浦东发展银行3.2亿股A股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上市，中国第一家与第二家上市银行的出现相隔了8年。现在，伴随着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加入上市公司的行列，一个中国商业银行上市浪潮可能真的要来了。

　　“四大”何去何从

　　诸多的金融学者持有相近的观点：上市是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运营水平的惟一途径。惟有上市——当然主要是海外上市，才能使国有商业银行同步解决建立外部约束和内部激励机制的双重需求。

　　不过，曾经担任过香港证监会中国政策顾问的李青原认为，银行上市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一个过渡的时期，前提必须是对银行体系的根本性改革。“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机制上还有一些根本性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其产生利润的能力、其贷款的硬约束机制都尚末建立。”李青原强调，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上市的银行无论是“贵卖”还是“贱卖”，都只能演变成对银行的债权人极不负责的“圈钱”。所以她认为，现在的任务是先改制再谈上市。

　　就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在上市之前早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应该说，从形式上，股东大会及其代表董事会与管理层、监事会等三权分立，法人治理结构早已建立了，上市只不过是使之成为一个股权更为分散化的公众公司。

　　由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何去何从成为中国银行改组上市的关键结点。这并不难于理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国内市场份额的80%，它们拥有足够的市场影响力。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一位专家透露说，“对于四大银行，目前已经明确的实质性改革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二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而人民银行也已明确分三步走：公司化改造——股份制改造——上市”。这意味着四大国有银行将直接挺进资本市场。

　　实际上，从2001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即委托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作了《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报告》，该研究直接针对工、农、中、建的何去何从。准许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的消息日前得到了官方的确认。从2月7日落幕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传出的信息是，中国官方允许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这被视为中国推进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造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被此次会议认定为整个金融业改革的重点。

　　银行分拆？

　　在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的“再生”轨迹日渐清晰后，现在，决策者们注意的问题已不再是上不上市的问题，而是怎样上市的问题，即是分拆上市、还是整体上市。

　　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认为，为减少对市场冲击，银行上市应采取整体上市、分阶段融资办法，而非分拆上市策略。赵的看法是，如果分拆上市，将面临处理不良银行、不良资产的难题，而整体上市可绕过这些暗堡，实现银行业总体实力的增强。

　　香港科技大学李稻葵教授则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方案持有异议。他认为，即使国有商业银行能顺利上市，也不能提高工作效率——因为他们规模巨大，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每家的资产总额是GDP的24%～45%左右。尽管其自有资金的比例很低，国家也不会以很低的价格上市，所以，国有银行在上市、增资扩股后，新股东的股份所占比例不可能很大，因而新股东的意见不足以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而且每家商业银行又都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僚机构。

　　在李稻葵看来，作为改革的中间过程，惟一办法是把每家国有商业银行拆小(5～10家)，每家拆小后的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相当，结构相同，都是跨地区、跨部门。而对于拆小后的国有商业银行，可以重组、改制，可以合资，可以上市，还可以破产。

　　整体还是剥离，无论对于决策者还是金融专家来说，这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这个问题的困难是，剥离劣质资产重组优质资产可以实现顺利上市，但那些劣质资产如何处理？如果整体上市，等待现有资产优良化的过程可能遥遥无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教授对记者表露了自己的困惑，在他看来，只能靠四大国有银行到市场上进行“勇敢的尝试”，才可能找到理想的答案。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也并非一劳永逸，”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对记者分析说，“上市本身不是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最终的目标是依靠资本市场，从产权的角度建立真正市场主导方向的现代银行。”

　　根据1995年政府颁布的《商业银行法》，中国银行改革的目标是将国内主要商业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自主的商业实体。这意味着，在重组改制之后的金融业格局之中，银行与政府，银行与企业、公民主体之间，将不再有非市场因素的利益纠葛，而将是根据现代商业游戏规则维系。

   股票短信一问一答，助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