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悬疑、成都讲学旋风让张五常先生又一次成了新闻媒体炒作的对象，而在这中间，我们依然能够听见对张先生的骂声。

　　夏业良博士(以及网络论坛中很多人)怒骂张五常，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让我来分析，我觉得，这可能反映着中国经济学界两种研究范式、两种研究纲领争夺的制高点的斗争，或者用以前的说法，这是经济学界两条“思想道路”之间斗争的反映。

　　争论的一方是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阵营。20年来，这种经济学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部落，在这里，未成年者被叫做“研究生”。他们要经过庄严的成人仪式才能被接纳为部落的正式成员。成人仪式中的核心就是每个“研究生”必须做出一种叫“模型”的东西，并得到“系”里的长老———教授们的认可。这些经济学家所用的语言是数学符号，他们的工作是求均衡解；他们的荣誉是在国际学报上发表几篇英文论文。用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话说，他们搞的是黑板经济学。理论体系很精致，但跟现实不着边。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喜欢生活在这样一个与现实隔绝的部落中。他们更喜欢多变而不确定的现实，喜欢到生活中发现有趣的问题，然后用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从中他们得到知识的快乐。这就是张五常的道路。

　　因此，我觉得怒骂张五常，其实很没有意思。所谓道不同不相谋，双方所研究的，其实已经不是同一种经济学了。尽管大家都在讲经济学，但所用的语言、所追求的目标都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得到的果实当然也不一样。就好像说英语的人和说汉语的人，已经属于两个民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就都不一样，但你不能说这个民族好那个民族不好。如果你非要拿桔子和苹果比谁更红、谁更甜，只能让人怀疑你的智力。

　　但这些人还是忍不住要批张五常，原因很简单：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就是他们搞的那一套经济学。他们是正统，而其他人是异端。在美国，经济学界也有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分裂。从新制度经济学到后凯恩斯主义，从激进经济学到奥地利学派甚至女权经济学，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反对这种正统。但在这个经济学最发达、经济学家最丰产(据说仅美国经济学会就有两万名会员)的地方，迄今无人能够撼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正统地位。可能正因为此，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显得很大气，很宽容，他们对非主流的挑战根本就不理睬。

　　然而在中国，情况有点不一样了。由于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中国只有20年时间，正统的新古典范式尚不是根深蒂固，而对新古典表示怀疑的力量，却是层出不穷：以前有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怀疑；然后是新制度经济学进入中国，大行其道，周其仁先生、盛洪先生都是有力的鼓吹者；然后，又是张五常先生和深圳的薛兆丰先生对现实的别具一格的解释；汪丁丁先生大力提倡“面向现象”的经济学；长沙的朱锡庆先生则在《经济学消息报》上提出“有场景的经济学”，《经济学消息报》也发表了不少用日常语言解释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文章；近两年，又有学者从激进经济学角度质疑新古典的权威；一部分年轻学人从哈耶克、米塞斯的政治思想进入其经济学理论体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也是一股潜流。

　　于是，我们看到，在中国，新古典范式似乎并没有稳固地确立起来，反新古典的各种力量倒是方兴未艾，吸引了很多人，尤其是通过媒体，影响了很多年轻人。这种现象，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早年研究过数学、后来一心一意致力于传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王则柯先生批评张五常“误导”青年，就表露了这种担心。

　　但在我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让中国经济学界生产、贩卖的观念的品种丰富一点，消费者(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和需要运用经济学的官员和企业家、投资者)多一些选择，对于促进经济学观念市场的繁荣是大有好处的。至于有些人在报刊和网络上不是进行学术批评，而是进行人身攻击，就显得无聊了。

　　中国确实需要“黑板经济学”，但中国更需要面向现实的、用汉语写作的经济学。毕竟，按中国目前市场制度发育的水平看，中国可能还处在亚当·斯密时代英国的水平，尽管物质要高得多；那么，我们需要的恐怕不是建模大师，而是亚当·斯密，能够用流畅的汉语向公众和官员解释为什么要市场，市场是什么，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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