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刘乾坤／文

　　中国未来三至五年将完成美国一百年的产业重组兼并过程。

　　这是和君创业的李肃作出的判断。我们显然没有那么乐观。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产业重组和兼并的春天。

　　在这个浪潮中，中国极有可能出现真正最大的市场——“企业市场”。因为，如果我们把企业也作为一种产品的话——事实上，按科斯的理论，企业不过是各种生产要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集合体——企业的产权和债权交易，包括破产兼并和产业重组，单就交易额来看，都将构成一个空前巨大的市场。

　　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中，尤其是近五十年的历史中，这样三个阶段是必须记取的：服务于战备和意识形态的畸形的重工业结构和分布格局形成、“分权让利”和分税制下的中央和地方经济重建、民营经济的勃兴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

　　按区域、按中央和地方、按计划分割市场，而不是按市场条件分配生产要素，正是造成中国现在这种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几十年的工业史也造就了一个巨大的潜在的“企业市场”。

　　一万多家饲料厂，平均每一个县都有好几个；一百多家整车厂、上千家零配件厂分布在几乎每一个省；中央所属的1.9万户国有企业，三分之一资不抵债……一言以蔽之：小、散、乱。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现状。

　　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企业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腿。世界银行企业兼并重组专家张春霖认为，这个过程为中国即将到来的产业兼并高潮创造了两个最重要的资源——资本和企业家。李肃看到的是许多企业现金流巨大而找不到合适的投向，张春霖看到的是国民财富中的30%的国民储蓄——通过各种中介机构、银行或资本市场，它们最终将流向这个“企业市场”。而我们看到的是人——把企业家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人。在近几年，他们或者向大众明星一样宣扬他们的事业，或者像幕后英雄一样操持他们的家业。他们可以公开或默默地为了财富的积聚而奋斗了，可是，他们还太小；他们有那么多扩张的冲动、寻求新利润的本能、谋求升级的渴望和实现产业转移的焦虑。

　　郭广昌、字国瑞、刘永好和仰融，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所有这些特征；而复兴实业、红塔集团、新希望和华晨集团这几年的产业动作，正好再现了李肃所说的美国百年产业兼并和重组的各种形态——从JP.摩根到菲奥里纳。如果这个名单延伸的话，还应包括张瑞敏、宁高宁、鲁冠球……他们制造着中国这个巨大的企业市场，而现阶段，他们还主要扮演着买主角色。

　　而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格局的嬗变是许多人所忽略的另一个因素——它也将参与中国“企业市场”的创造。当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市场还有一个最大的外生变量：外企。米其林、阿尔卡特、汇丰……我们同样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

　　张春霖和许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曾经服务于两个体制——都不相信本土资源能够支撑这样大的工业格局和产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人，也就是有这种视野和资源，并能娴熟地运用这些资源的“资本家”。他的一位外国企业家朋友研究的结果是，中国本土企业家呈现一个“U”字形结构——两端集中的是官僚型企业家和有野心的企业家。其实，转轨期成熟起来的最有野心的企业家，他一定是善于搞好和政府的关系的技术官僚式的企业家。而他们离世界水平管理的距离，并不亚于他们与外企之间资产规模的差距。这同样是现实。

　　当然，这只是我们所谓的企业市场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供给与需求，这还远不构成中国“企业市场”的全貌。它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交易规则)、渠道(交易工具)、律师和会计师行(中介机构)还远不如人意——一部《破产法》迟迟出不了台，《兼并法》更是没影。

　　在这个巨大的“企业市场”中，不管买方和卖方的市场主体是谁，我们相信，他们都将共同创造和做大这个“企业市场”，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武器——资本。

　　张春霖不同意“兼并年”的说法，“如果今年破产法能出台，还可以这么说”。

　　据说，难产的破产法是第一部世界水平的法律。尽管法律难产，但是，内外资本浪潮推动的资本春天，已经随着中国成为WTO成员国如期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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