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春／文

　　3月6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宣布了他上任以来的首份财政预算案，但这份体现休养生息原则的预算案却遭到了多种反对声音。凭心而论，这份财政预算案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并充分考虑到了目前香港虚弱的经济状况。预算案只提出了提高酒税这一项增税措施，其他先前被市场估计会开征的税种都只是备而不用。况且，预算案还准备对公务员开刀， 今年会将其薪酬减少4.75％，这一减幅应当说是相当轻微的，连香港经济及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都觉得不满意。他说如果他当财政司长的话，会将公务员的薪酬减少50％。

　　但是，《亚洲华尔街日报》却抨击梁锦松的财政预算案背弃了“积极不干预”政策。无独有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香港时，国际炒家兴风作浪，港府与索罗斯等投机商殊死较量，打了一场漂亮的港元狙击战，此事也被美国媒体和格林斯潘斥责为“政府干预市场”。当然也有与《亚洲华尔街日报》唱反调的。两度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福布斯集团总裁史提夫.福布斯就赞扬梁锦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仍贯彻香港低税制，令其他地区羡慕不已，“是一个值得美国及其他地区借鉴的模式”。 　 草根阶层步青云

　　用香港人的话来说，梁锦松出身于“草根阶层”，父亲曾做过酒家的侍应生，兄弟姐妹共9人，生活环境可想而知。据他母校英华书院的老师描述，中学时的梁锦松“聪明活泼”，但会考成绩却“勉勉强强”，特别是中五升学考才得了13分。他的中文科老师陈耀南与校长艾礼士商量，让他升入中六，梁锦松本人也苦求校方能网开一面。校长被老师和他本人的诚意所感动，破格录取，为了让他有地方专心读书，还留他在学校饭堂借宿。

　　会考13分的耻辱时刻撞击着梁锦松的心灵，他在充满油烟味的饭堂发奋读书，终于不负众望，在高考非理科性的科目考得全港第一，顺利升读香港大学。1973年梁锦松从香港大学毕业，在港大主修经济及统计学。好运气在这时降临，以前只招录内部培训人才的美国花旗银行，70年代初突然改变策略，聘用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作为银行练习生，梁锦松便是新政策下第一批加入花旗银行的大学生。

　　凭借勤奋和刻苦，梁锦松很快就将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进入花旗银行的两年间，他不单学会了银行的贷款业务，还被公司派往菲律宾受训，了解了有关外汇买卖的知识。用他的话说，从菲律宾回香港后就开始拿起大铲“炒上炒落(外汇)”。在80年代初，凭着自己出色的市场感觉和判断力，梁锦松在买卖港元上为银行赚了大钱，也使他在银行内平步青云，并与不少参与炒外汇的商家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梁锦松是香港的第一代外汇炒家，而他辉煌的金融岁月也由此起步。美资银行的精英

　　如此出色的表现让梁锦松很快得到重用。1982年，他又远赴美国完成了哈佛大学管理人员发展课程。在花旗银行23年的时间里，有一段经历是他颇为自豪的。从80年代后期开始，梁锦松负责银行对中国内地的事务，当时美国总部力争重开中国办事处，该行对中国的态度趋向积极。当其他外资银行仍然不太愿意与中资银行合作时，花旗却为中国银行等中资银行提供了信贷额度，而且没有像其他银行那样要求高溢价。与此同时，在梁锦松的安排下，花旗银行又为内地筹办了不少财经培训课程，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等财经部门官员急需增加对国际市场的认识，这些课程不啻是“及时雨”。今天内地很多独当一面的财经官员，都曾经在花旗上过课，而梁锦松本人也曾经亲自授过课。

　　1992年，梁锦松升任花旗银行香港行长。1996年，出于对香港前景的看好，他拒绝了花旗银行调他到纽约的工作机会，在当时甚嚣尘上的移民浪潮中，已经是花旗银行内最高级的华籍管理人员梁锦松却放弃了前途无限的工作和晋升为花旗银行副主席的机会，决心留港发展。他将阵地转移到美国大通银行，担任大中华及菲律宾区董事经理，后又晋升为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出任财长身负重任

　　梁锦松在香港回归后深得行政长官董建华赏识，获委任为行政会议成员，掌管教育事务。1999初，在他的主持下，香港教统会推出“教育目标咨询文件”，大力推行一连串教育改革，轰动了全港学界。董建华在1996年底当选首届行政长官之后，曾与梁锦松谈起过怎样的香港才叫成功。梁锦松在出任财政司长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时自己向董建华指出，有两个指标：一是令全世界的资金都来香港投资；二是令各地的人才都愿意到香港工作。”他认为，随着亚洲经济合作的加强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香港作为亚洲金融和商业中心的优势将愈发突出，并宣称香港就是中国的“曼哈顿”。这种豪情壮志也是董建华令其接替曾荫权出任财政司司长的缘由之一。

　　去年5月，梁锦松在香港经济持续走弱之际走马上任，香港政府预算案给他留下一个不小的难题。随后，又要面对美国“9.11”恐怖袭击后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的恶化。去年，港府收入大约减少了760多亿港元，导致巨额财政赤字的出现。

　　如何使香港走出经济困境？这是梁锦松的当务之急。他表示，美欧日经济同时减速，对香港的经济已造成影响。政府正在研究一系列措施，以应付香港长期的经济运营、短期的经济周期和其他外围因素带来的影响。在措施未落实前，政府将会见社会各阶层人士，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梁锦松说，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改善营商环境，只有做好营商环境，才会有更多商机出现在香港。而在此之前，新官上任的梁锦松已经提出了香港特区政府应对经济新挑战的设想。他指出，在开拓新经济方面，香港将重点发展六大行业。除继续推动金融服务、旅游、航运及进出口贸易等传统支柱行业外，还将大力推动三大新行业，使香港成为时装中心、电影及多媒体中心、咨询科技所衍生的创新科技中心，利用科技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效益。

　　对于有人忧虑他在美资银行工作二十多年，现在出任财政司最高职位，处理香港的财经政策，是否会发生利益冲突？对此梁锦松强调，特区政府有一套良好的利益申报制度，制订主要政策时都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有时候都要咨询公众，所以政府作决定时是相当透明的，不是一个人可以说了算”。董建华在宣布梁锦松的任命时曾指出，在国际性银行工作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梁锦松，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卓越才能，之所以委任他还考虑到香港正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发展新经济这两大挑战，此外还必须应对21世纪金融业、网上股票市场和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

　　身负重任的梁锦松，曾被传是一个重工作而轻生活的人。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评价他是“有情趣的男人”。平日里开保时捷的梁锦松，并不认为做了财政司司长，就应该给人留下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因为他也是人，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不觉得自己在做官，只是出来为香港做点事。”的确，梁锦松一点也没有官僚的习气，作风令人耳目一新。由于西装一向给人严肃刻板的感觉，因此梁锦松一年来不论出席大小会议场合，经常佩戴有小碎花图案的领带，似乎希望在沉闷中寻找到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