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签署了资产组合顾问及交易服务合同,此举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此后,记者专访了华融总裁杨凯生。
记者:您曾经说过:“我们没有经验,我和我的同事感到很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何方?杨凯生:我觉得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感到自身的责任很大,因为我们从工商 银行收购了4000多亿不良资产,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资产管理好、处置好。也就是说,要努力提高这些资产的回收价值,减少它的最终损失。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过去没有这样的机构,也没有专门成立这样的金融机构来处置这样大额的不良资产,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在起步时心里不是那么有把握。我经常和我的同事开玩笑说,如果把我们这帮人拉出去组建一家小型的商业银行,我们的压力肯定会小的多,因为我们有经验,但搞不良资产的管理、搞处置,特别是用多种手段来处置,这方面都需要我们去学习。有学习的压力,有尽心尽力做好工作的压力,当然也有一种承担责任的压力。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的?华融曾提出向投资银行转变的目标,这如何理解?杨凯生:按最权威的说法,它是国有独资非银行金融机构,我认为这只是说明它的性质是金融机构,至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金融机构?是不是叫投资银行则不是很明确。
我认为,从中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运作的第一天起,它就具有一些投资银行的性质,比如说,它与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谈判,获准在资产管理范围内从事证券上市承销业务、充当企业财务咨询顾问等,这些本身就带有投资银行业务的特点。当然与国际上标准的投资银行相比,并不完全一样,如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管理资产过程中带有比较明确的政策要求,肩负着一些特殊的历史使命,这与一个纯商业的投资银行是有很大区别的。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随着对所收购的不良资产处置进程的不断加快,整个投资银行的特色可能会进一步凸现出来。
记者:您对目前资产管理公司所处的政策环境有何评价?杨凯生:我认为,在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主要体现在:从大的经济形势来说,“十五”期间,发展仍是主线,只要国民经济保持一个持续、良好、快速的发展势头,市场就会活跃,我们处置不良资产的环境就会更好,并且随着我国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随着中国加入WTO,我们会更多地接触到国际上先进的金融运作方式和理念。这对处置不良资产很有帮助。目前国务院已专门颁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就收购、管理、处置资产的问题将专门做出特别司法解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也正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制度和办法,特别是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考核、激励约束机制也在逐步健全。
记者:有人说资产管理公司“婆婆”很多,缺乏自主权。对此,您是怎么看的?杨凯生:我们的监管机构有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国务院派驻的监事会等,按人们通常的说法,肯定会说“婆婆”很多。我不完全这么看,因为监管机构与婆婆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球赛”,既有主裁判、副裁判,又有司线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运动员,以保证比赛结果的公正。多几个裁判员,没什么坏处。
记者:一说起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人们认为都是些不良资产,就像一堆“烂苹果”,这样的资产有何价值?杨凯生:投资者特别是国外投资者,对资产管理公司手中的资产不了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我们所拥有资产的真正性质、特征缺乏全面的认识,不少人一说起来,就说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都是不良资产。如何来理解“不良”这两个字?如果说它是银行多年来没有收回的贷款本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不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更要注意这部分资产性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商业银行之所以逾期不能收回的贷款数量比较大,是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不少企业缺少资本金,它是把银行的贷款作为资本金长期占有,因此其财务成本很高,企业按期偿还能力较弱,无利可言。而就这个企业来说,它还在正常运转,如果考虑到银行贷款已变成资本金的事实,其财务成本就为零,贷款利息表现为出资者的收益。
因此,我认为,除了物理功能已确实丧失的资产可称为地地道道的不良资产,无法收回外,其它的资产,我们与其说它是不良资产,还不如说它是一种配置不当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通过各种手段,让这些配置不当的资源适当流动起来、适当重新配置一下,那么它们潜在的价值就能得以发挥。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他们的希望正在这里,对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来说,要实现资产回收价值的最大化,希望也在这里。我们要把资产的处置与我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重要主题——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资产是有处置价值的,是有投资价值的。我觉得投资者特别是国外的投资者对这一点,可能还缺乏全面的认识,这会妨碍他们对我们资产价值的判断。
记者:目前,在资产处置方面向国际市场开放已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中达成共识,华融与世界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签署了有关合同,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公司为何选中安永作为合作伙伴,双方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合作,安永从中会得到什么收益,今后华融是否还会与其它外资机构合作?杨凯生: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它在全球有5000多名合伙人,在亚洲地区金融服务经验也比较丰富,曾参与韩国、日本、泰国这些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前不久,安永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完成了开发资产管理项目和不良债务处置方案项目的咨询报告。因此,我们认为安永对中国现状,对中国不良贷款的现状,对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背景都比较了解。在我们公司成立之初,安永就表现出与我们合作的愿望,双方经过了多次讨论与研究,而且还就几家债权企业联合进行了调查,提出了对企业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在合作过程中,我们觉得如果双方能进行更深入地合作,可能对我们进一步按国际市场上投资者比较熟悉的方式来处置资产会有帮助,而且安永承诺帮助我们引入国际投资者,帮助我们向国际上有兴趣的投资者推介我们的资产,这对我们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处置资产有所帮助。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双方签订了一个顾问服务合同。
公司成立一年多来,我们已与包括安永在内的60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国外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中介机构和战略投资者进行了接触,我们愿与一切对参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有兴趣的国外机构洽谈合作,愿意不断探索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
记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以来,都有过与外商频频接触的经历,外商为何对中国的不良资产表现出如此深厚的兴趣?杨凯生:外商对不良资产有一种投资的愿望和热情,因为这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比较便捷的方式。他们无非是觉得能以比较低的价格来买到比较好的资产,就像我们到集贸市场买东西,价格便宜,东西又不错,我们都会感兴趣。在此过程中,我们会比较注意价格,坦率地讲,我们有我们的心理价位,该卖1块钱的西红柿,我们不会以8毛钱卖掉,当然我也不希望明明市场价格为1块钱的东西,我们非要卖1块2,因为这样可能会卖不出去。
记者:您曾对不良资产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将其比喻为冰棍,而资产管理公司就是手拿冰棍的人。您说,资产管理公司的任务就是在冰棍融化前及时找到买家。请您就向外商出售不良资产为例,谈谈这个观点。
杨凯生:我们的基本原则是:第一,实现资产回收价值的最大化;第二,要尽快地完成处置这些不良资产的历史使命。我们注意到国外处置不良资产的一些经验:不良资产在资产管理公司手中停留的时间过长,其实际价值有进一步贬值的危险。这就是我以前所说过的“冰棍”效应,如果冰棍举在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点一点地化掉,我们不能让冰棍化在我们资产管理公司手里,否则最后我手里举的是一根木棒了。我们希望这根冰棍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卖给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让他去吃,我不希望把它卖成一个冰淇淋的价格,但同时冰棍的价格也绝对不是一杯白开水的价格。
记者:华融手中4077亿元不良资产,最终能够处置成功几成?杨凯生:实际上我们所接受的资产,大体能处置出去几成,现在要明确说清楚很难。
我想,最终能处置多少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势很有关系,我们反复强调,要实现资产回收的最大化,我们要朝30%的目标努力。这并不是官方既定的目标,而是一个经验数据。
记者: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初曾有一种说法,即资产管理公司有既定的存续期。据说这样设定,是为了避免不良资产的管理者过份地留恋不良资产的处置权。对此,您有何看法?杨凯生:去年11月份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中并没有设定资产管理公司的存续期,只是说,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与终止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因此,我们与投资者打交道时,希望他们打消资产管理公司几年后就不存在的顾虑。
记者:您认为,目前在向外商处置不良资产方面,是否还存有一定的政策障碍?杨凯生: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困难,比如有些规定并不是很明确:到底要不要申批,向谁申批?资产管理公司拥有的股权转让给外方投资者,这算不算作是直接投资?所拥有的债权转让给外方投资者,算不算企业承担的外债?等等,这些问题有关部门都正在抓紧研究。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当初我们收购不良资产时,就债权债务到底怎么转移,当时也并没有规定,债转股方案如何设定?新组建债转股企业的董事会框架如何搭建?都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我们只能按照一个整体的改革要求一步步往前走,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改正,一年多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记者:目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从中国工商银行手中接收不良资产数额达4077亿元,今后是否还会不断接收?杨凯生:我们现在已经拥有4000多亿账面资产,如果加上表外利息已有5000多亿,要管理、处置好这些资产,就我们这个新型的机构来说,已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不小,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已经很多,我不希望到处接收资产来扩大我们的规模,重要的是把现在的事情做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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