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有这样一个感觉，2000年之前，你是一个商人；而从2000年至今，你似乎变成了一个“传道者”。你到处演讲，传播你发明的“新华商”的理念，又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当教授，讲国际商务。请问：取得商业成就和推广“新华商”的理念，你更在乎哪一个？

　　王辉耀：我的热情更多地在推广“新华商”的理念，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商人向“新华商”的角色、身份、理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

　　以前没有，可能也不需要这个概念。以前咱们这里习惯把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民营企业家或者私营企业家、国企老总即国有企业家，还有什么海归派、本土派、山药蛋派，这样五花八门的说法在国外是不存在的。在其他国家，商人就是商人，不存在将其定位为不同的身份和等级。

　　从最早的专业户、个体户，到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再转到民营企业家，的确，从企业家这些名称的变化反映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变迁。但我和很多民营企业家打过交道，他们赞同我的观点，迫切需要给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正名，取消显性和隐性的身份认证，大家都是商人。

　　主持人：隐性的身份和等级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说都叫某个名字就大家平等了。你发明的“新华商”概念还有更现实的意义吗？

　　王辉耀：有的。“新华商”更大的意义在于，面对入世，商人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我的概念里，新华商有五个特点：

　　第一是国际化，这个人是否出过国、留过学并不重要，但一定要有国际化和全球市场的观念及眼界。据媒体报道，山东一个老农，靠互联网把花卉生意做到国外去了，这样的人我认为就是新华商。再说个极端的例子：当年两伊战争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阵亡者的裹尸布，要纯棉洁白的。有家中国企业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现在，一说入世，大家就探讨跨国公司打进来，我们在哪里招架得住，哪里招架不住。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打开大门，别人可以进来，我们更可以出去。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华商不应该被动地困守。我们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密度这么大不出去怎么行？你看，就连现在的跨国婚姻中，多数是老外娶中国人，而我们中国人娶老外的就少得多。主动成为国际化的商人，是我强调的新华商的第一要素。

　　第二个特点就是流动性要大，不局限于一个地方。我特别看中这一点。日本商人、犹太商人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哪里有生意就到哪里生根。而我们华人就差多了，老一代出国的人许多是迫不得已。现在，市场是全球化的，所以新华商的活动范围至少是全国化的。

　　第三是知识型，新华商起码受过一定的教育，这样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其立身之本。现在靠经验办事已经不灵了。或者像改革开放初期一夜间暴富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关系寻租，打个价格差，这样起来一批商人，我没有算入新华商的类别。这种“商人”在入世后逐渐会失去生存的理由。

　　我倡导新华商的概念是和老华商相对的。过去传统意义上的华商，净是一些在国外持三刀——切菜刀、剃头刀和裁缝剪刀的人，一辈子没出过唐人街。我参加前几届世界华商大会，碰到的净是这类人。现在，新华商的代表应该是柳传志、张瑞敏这类商人。

　　第四是要有市场经营的观念，不是靠批文和垄断来挣钱。新华商必须在市场经济中产生，计划经济是没有这种商人的。

　　最后一方面就是基本技能，作为新华商必须有基本的技能，像上网、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外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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