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

　　一

　　“战斗已经进行到今天了，我们何时撤退？”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国有独资企业的负责人，辽宁省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董事长，一位经济学博士。他在新近一期的《经济学茶座》上撰写的一篇有关国有企业改制与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文章充满了“非理性”色彩。我们会说，作为经济学博士的张宏志其实可以用更冷静的方式讨论问题，但你通篇读后会发现，这样的议论是苍白的。你能体会到作为当事人对国企转型的切身感受给你带来的震撼。

　　张宏志把国企改革比作“中国经济领域的上甘岭战役和塔山狙击战”。他说，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意味着国有资本要从竞争性领域撤出，但“撤”需要时间，我们成了坚守阵地的人。最令张宏志苦恼的是，在撤退与坚守的过程中，“国有资本退给谁，怎么退”，张说，他的耳边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公平”，另一种强调“效率”。他不无讽刺地说：当理论家平心静气地争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企业家面临的是具体、现实的苦恼。

　　我以为，这位国企负责人的上述说法不是矫情。不久前不是还发生了几位国企负责人被杀事件吗(当然，不应把几位国企负责人被杀事件与员工下岗或改制简单联系起来)？张宏志还抱怨说，他们搞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改制方案，时间上一拖再拖，影响了企业的发展时机。显然，这家国企所遇到的问题是有普遍性的，比如早些时候无疾而终的春兰改制，最近人们关注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宝钢改制，等等。

　　胡舒立不久前在《财经》上的一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对这一进程迫切性的关注。胡舒立说，长期以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因为障碍难以克服，改革又势在必行，所以各种力量就通过交互作用闯出一条道路，即通过上市来促进改革又促进企业发展。她认为，大型国企上市应当放缓，因为以上市促改制事实证明效果有限，往往成为国企有意无意的圈钱活动。她主张，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应重新考虑改制战略，先做“私募手术”，再公募上市。

　　但胡的文章可能回避了一点，即为什么改制。我们知道治疗疾病在医学上有“积极治疗”和“保守治疗”之分，如果改制的目的是最终实现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那就应采用“积极治疗”，无论是私募、拍卖，还是国有资产证券化；但若只是希望维持原有状态，或只是延缓疾病的发作，那就会用“保守疗法”，比如先上市圈点钱之类。我理解，胡舒立可能是属于那种不管黑猫白猫的人，她更看重的是结果。但也有人更看重过程，比如秦晖教授。

　　二

　　在我看过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转轨经济的研究中，秦晖的观点是鲜明且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尽管秦晖认为自己既不完全站在哈耶克与诺齐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边，也与约翰.罗尔斯有分野。但比较明显的是，秦晖更多地强调了“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秦晖认为，转轨经济学不是“纯粹经济学”。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是“纯粹经济学”，因为它可以只涉及私人物品的投入和产出。而转轨经济学需要处理的是公共资源如何转化为私人物品、不可交易物如何转化为可交易物的问题，亦即它是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逻辑起点的。所以，如果说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只是约定俗成的话，转轨经济学却不能不是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他强调，所谓科斯定理中“初始权利属谁无关紧要”这一提法，是以这些权利属谁的合法性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但在转轨经济学中，这些前提就不是前提，而是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

　　他特别指出，转轨经济学也是以“经济人理性”为逻辑预设的，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预设必须在逻辑上是一贯的。不能对一些人做“经济人预设”，而对另一些人做“道德人预设”。他进而批评道，一些人总是在假定“转轨经济”中的掌权者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同时把大众设想成豁达的无私者。于是他们认定“一方”任意处置公共资产，“公共”只能乖乖放弃“选择”之权利；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而先占之，公众也只能认可。这些人的真实主张是：不要限制看守者交易，也不能让公众来讨价还价以免增加“交易成本”。

　　秦晖的结论是，如果把“经济人预设”的逻辑一以贯之，就应当承认“转轨”中的人们无分上下都不甘心“为伟大的市场经济作牺牲”，就应当承认他们在进入市场时的“初始交易权利”，亦即重视公正原则。

　　其实，斯蒂格利茨在他的著名的《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中已经这样说了：“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就是从旧的‘隐性社会契约’(implicitsocialcontract?转向一个新的契约制度。”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实现。从情感上，我是秦晖的拥护者，但我可能更关注“如何”转轨，如何“快转”。我显然与那些主张“不要限制看守者交易”的人不同，倒不是我的品格高尚，是因为我没有机会成为“看守者”(言外之意，如果是“看守者”，表现如何，难说)。但我从内心厌恶他们因利涉其间而言不由衷。

　　在现实层面，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看守人”在丰衣足食之后的良心发现，除此之外你能怎么样？也去抢夺？不论是抢夺公共资产还是从既得利益者手中要回，那都可能意味着动荡和混乱，这是我最反对的。经济学家钟伟最近在《南风窗》有“大赦之计”一文，他提出，改革和发展停滞只能激化矛盾。他主张改良，他说，也许中国现在正需要既往不咎或少纠缠。因为“既得利益阶层不可能不抵抗缴利放权的改革方案”，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增量上明晰分配规则”，促使中国经济社会“阳光化”。对此，我有同感。

　　三

　　谈到“如何”转轨，如何“快转”，就不能不提到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这位被称为“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的经济学家对转轨问题的见解会让人想到“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青”这样的话。当过波兰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科勒德克的观点是鲜明的：转轨政策的一个极端是以市场出清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卖给任何一个投资者，另一个极端是类似乌托邦的做法，将国有资产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公民。他认为，选择其中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困难的。因为将资产出售给战略投资家虽然有些不公平，但看起来对长期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是有利的，而在短期内较为注重公平的转轨方式，却不利于效率的提高。

　　我还欣喜地在他的《从休克到治疗》一书中读到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苏东国家“转轨初期由于近乎狂热的产权转移给管理与公司治理结构带来严重的扭曲”。这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者所鼓吹的无为而治从来不是万灵药”。

　　不知是巧合、被迫的在改革路径选择上的先易后难，还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有先见之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先治理微观结构、适应市场竞争，再进行产权改革的道路恰好也是科勒德克的主张。他说：“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之前将自身置于规范的竞争规则中是十分重要的。大量的转轨经验和统计数字表明，国有部门的公司治理结构越完善，发展就越迅速。更重要的是，如果对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视与正确的产业政策相结合并配以国有产权的改革，以后的发展将更加强劲。”我以为科勒德克说得很精彩。

　　从中国的实际看，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现在到了在改造国企微观的同时推进产权改革的时候了，尽管大量的国有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依然问题很多，但要看到有不少像海尔、海信、春兰这样的企业，已经到了不进行产权改革，前期的市场化方向的微观努力就要受到伤害的时刻，包括本文开始提到的辽宁的那家国企。

　　四

　　毫无疑问，平等与效率的争论永远不会完结，但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

　　约翰.罗尔斯的口号响亮且动人：把优先权交给平等。密尔顿.弗里德曼的口号也不示弱：把优先权交给效率。他们的声音都是那么清晰。但我的看法向来比较中性。好在我没觉得孤独，因为竟然也有大师级的人物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回答“很少是清晰干脆的”。他就是阿瑟.奥肯。他说：“在讨论平等与效率的时候，核心的问题是妥协。如果平等和效率都有价值，而且谁对谁都没有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可能是为了效率而牺牲一些平等，也可能是相反。但是，这种牺牲必须是公正的。”

　　平等与效率的平衡显然是政府的责任，包括前面提到的转轨中的公平问题。真正的难点在于程度：国家以什么代价用平等来交换效率或是相反？

　　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个社会是由酷爱平等的赌徒组成的，那些最终输了的人，果真高兴地看着那些赢者拿走整个世界？其实，我们生来就具有双重性，我们爱平等，也爱冒险。

　　转轨的意义已没人关心，在操作层面上的争论还会继续。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等一个完美的制度设计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时候，我已到了耄耋之年。这或许是平等的代价，问题是那就真的是平等吗？

　　我坚定地以为，阿瑟.奥肯的话不仅动听，还有道理：“市场需要一定的位置，而且市场需要受到约束。但是必须给它足够的活动范围来完成它本能胜任的许多事情。”平等与效率，它们的冲突不可避免，这也正是它们互相需要的道理——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只能如此。

　　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至多不会超过两次。我喜欢这样的表述是因为，这种句式充满了分寸感。

　　(作者为本报总编辑，电子邮件：heli＠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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