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最近有消息说，通用汽车公司要在上海的张江园区建立全球范围的“研究与开发”基地，而另一条消息是，中国出口欧洲的DVD机在英国的口岸被扣留，据说可能是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没有向菲力普公司支付“知识产权费”，也即是说我们出口的产品是非法的仿制品。自然，这两条新闻均与我们的“研发”问题有关。而向我询问的记者先生更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我们的“研发”能力提出了挑战，“我们”该如何对应？这下可为难了我。有时，甚至常常，我并不真正清楚“我们”指的到底是谁？

　　不过，这还是使我想到了去年我在哈佛大学期间所接触到的一些关于“研发”的零碎的问题，当时布拉戴斯大学的加里·杰佛逊(即谢千里)教授与我合作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后来因为要回国执教，不得不中断了这个研究项目。不过，加里和我每周一次的“茶叙”进行得还算不错。期间，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都是与“研究与开发”(R＆D)有关的。当时，我手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工业部门赢利能力方面的，而杰佛逊教授那时主持的研究项目则是以中国国有工业部门的“研发”行为为主题的。加里反复强调，要改善中国工业部门赢利能力的长期因素，重要的还在于发展出独立的创新能力，而这自然离不开“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增长。这个，我当然没有什么异议了。但对于中国的事情，我不愿意这样思考问题。

　　在一次茶叙之前，加里向我提供了一些数字。这些数字表明，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经济学家称之为“研发密度”)虽然有了一些提高，但总体上始终还没有超过1%。而且，中国的这个密度数字还只是发达国家的1／3左右。不过有趣的是，1%似乎是个临界点。从国家比较的角度看，一国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所需要的时间似乎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长。例如，一些研究发现，50年代后期或者60年代以来，美国仅花了10年就将这个数字从1%提高到2%。同样，为了将这个研发密度从1%提高到2%，德国和法国也分别只用了11年和9年。在东亚，日本用的时间稍长了一些，用了19年才在1%上加上1个百分点。但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仅花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个跳跃。

　　看起来，这些数字的变动背后很容易让人做一些理论的猜测。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从1%到2%所用的时间平均不过10年？谁决定了研发的密度？

　　加里试图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于是我们在接下来每周一次的茶叙中开始了“假说”的“研发”工作。我们很快把这个研发密度的变动模式与工业结构的变迁联系在了一起，感觉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意味着，从这些国家的研发密度“起飞”的经历来看，工业结构向研发密集部门的转移可能比过去显著加快了。但这个过程显然与国际经济的整体化进程不断加快或世界贸易的发展有关。因此，在我看来，一国研发密度的“起飞时间”在今天不过是贸易模式的“函数”罢了。即使是韩国，离开了它所选择的“策略性”贸易模式，我们就难以解释它的这个“5年”的数字。但韩国的问题与这5年的数字也不无瓜葛。

　　我相信，中国经济的研发密度现在还只是接近于1%。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贸易模式和工业竞争政策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济结构变化的速度肯定也会加快，但要走完的路还是应该走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产业走向成熟，竞争走向充分，我们肯定会缩短工业转型的时间，但仍需要的是耐心，而我们好像正缺乏耐心。

　　就在前不久，我注意到报纸上还不时刊登一些文章，频频对北京中关村的发展模式进行抨击和反思。有些IT行业的“业内人士”甚至将中关村的经济活动形象地概括为“集市贸易”，其含义大概有二：其一，中关村至今的发展主要还是以“贸”为主，也就是以代销和组装他人的产品为主；其二，中关村的市场结构是非常古典的，吆喝着做生意，价格上的竞争相当激烈。我想，中关村的问题也许并不是竞争的方式问题，中关村缺乏的肯定不是研发的能力，而是时间。

　　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数字当目标来追求，于是现在就有了很多的呼声，希望能将中国的研发密度尽快提高，突破1%这个临界点。对于这个说法，我总是不敢苟同。很显然，研发密度的提高不应是选择的目标，我更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个市场演进的结果。只要中国的分散化生产方式维持下去，只要劳动力成本低还将长期是中国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中国的工业结构和贸易条件就难以在短期有显著的变化。我们人为变革或者拔升中国的工业结构就会遭遇失败。研发密度的提高并不是一个靠增加研发支出就能实现的问题。研发支出必须能够实现递增的回报才有经济意义。我相信，对于当下研发的成本与回报，我们的企业家比我们自己更清楚。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近著有《走近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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