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阳生

　　从漂亮的女主持人到墩实的出租司机，从年薪七百万的“打工皇帝”到著作等身的教授专家，仿佛都在寻找CEO。

　　……中国被笑称为世界上CEO最多的国家。

　　近几年涌入中国的外来语中，使用频率最高，冲击力最强的莫过于WTO和CEO这两个缩写词了。但有趣的对比是，据说在全中国真正懂得WTO的也只不过有七、八个人；而最新统计却显示，中国目前冠以CEO头衔的人数已突破一万人，被经济学家笑称为世界上CEO最多的国家。一时间从电视主持人到出租车司机，仿佛都在寻找CEO，而且绝不翻成中文。一个猎头公司这样描述CEO：30出头或40不到，穿名牌西装或休闲服，有欧美留学背景(很奇怪不包括日本)，在头等仓中打开电脑笔记本穿梭于世界……。

　　我最早接触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这个词时，大概由于我是在政治年代受的教育吧，首先联想到的是古罗马的“首席执政官”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第一执政”。后来虽然定位到“首席执行官”，也只是一个为应付信息时代和全球化经济而出现在企业界的，掌握着总经理100%执行权和董事长40%决策权的抽象经济概念。

　　但这个西方名词到了中国民间却变得十分具体。北京板爷说他们月工资起码不低于5万元，年收入应在百万元以上，而且握有期权。电视女主持人能让神州数码总裁郭为从一人高的桌子上直挺挺地仰面倒到下属的欢呼中，让我着实为他已经发福的腰身捏了一把冷汗。传媒按自己的想象炒作CEO，老百姓按自己的胃口调侃CEO。比起WTO这冷冰冰的机构来，CEO已俨然成为年轻，财富和权力的化身。

　　我倒想起了三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北方兵营的一个风雪之夜，一个刚从内蒙前线打坑道归来的工兵排长，用那只叠满老茧的手从火炉中捡出一块暗红的煤球，给前来庆功的北京老乡点烟。当愕然的一圈人慌忙点着卷烟时，屋里已弥漫着一股滋滋作响的焦皮味……。这就是后来而被称为“打工皇帝”的因年薪七百万的任志强。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既使这个最符合CEO定义的人，现在也在忙着寻找CEO。

　　急剧扩张的民营企业和雄心勃勃的职业经理人是一对最佳组合，但最近却发出空前的断裂声……

　　如果我们把CEO回归到经济和企业领域，那么，在中国到底谁真正需要CEO呢？从严格意义上讲，国营企业选定的是以人脉关系为背景、以权力升迁为目的的官员。而真正有资格需要CEO的是以市场规律为基础、以资本增长为目的的民营企业。相对于有情的权力，无情的资本才是CEO的催生剂。从这一点上讲，国家经贸委宣布“国有企业不许设立CEO”是颇为明智的。

　　民营企业从借改革开放之风起于青萍，经过二十年市场经济的蛮荒开拓，已发展成一支几百人的庞大队伍。但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随着资本的膨胀和业务的扩张，其学识和专业的缺陷已凸现出来。尤其是在中国进入法制社会和加入WTO后，凭以往在双轨制的空白和法律的真空中，靠胆量和精明打拼天下的手段已越来越力不从心，更急需帮他们决策和替他们经营的CEO。而大批雄心勃勃的职业经理人也把私企作为自身发展的最佳选择。看看每年排成长龙报考MBA的大军吧，这些年轻人几乎无一不把那些在APEC会议上坐着私人飞机匆匆来去的CEO们，当做自己的奋斗的最高偶象。

　　但最近正是在这个最佳组合中发出了空前的断裂声。从长虹集团的“老板复辟”到喷施宝公司的“二王反目”，从微软的吴士宏跳槽到新浪的王志东离职，私企老板和职业经理的蜜月还刚刚开始，便迫不急待地进入全面的离异大动荡。在这一点上倒是和西方的前辈们几乎完全同步，尽管中国产生CEO要整整晚了二十年。这倒颇象一句流行歌词“相爱容易相处难。”中国私企老板正在对CEO失去胃口的一个迹象是，今年作为CEO后备军的MBA毕业生即使把自己的开价降低一半仍然难以找到工作。

　　发自乡镇家族的老板摆脱不了对外来人的疑虑，来自“海龟派”的年轻企业家并不急需克隆一个CEO。而在整个社会中，还缺乏一种信用环境和评价体系。

　　这种对中国企业界的内伤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阻滞已引起专家们的关注。但还未引起当事者双方的反思。中国靠“一手老茧两脚泡”打出天下的第一代企业家大都发自乡镇的家族企业。他们虽然已意识到家族制的局限，但在内心深处仍摆脱不了对外来人的疑虑和对新技术的恐惧。而第三代企业家不少就是知识型的年轻海归派，并不急需再克隆一个CEO。在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可以培养成千上万的MBA专业人才，但却无法造就CEO们的运作规范和职业道德。在农商时代“管事的”坑东灭祖、另起炉灶已足以使东家胆战心惊。现代社会的资金转移、专利外泄，凭借高科技更是一夜之间的恶梦。另一方面，既使是最本分的经理人，面对从自己手中拔地而起的大厦，也会象他们的前辈一样发出“谁是主人谁是客”的感慨。

　　而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引进高新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的同时，在整个社会上还缺乏一种信用环境和对职业经理人的评价体系。作为CEO发源地的美国董事会联合会在《示范性CEO职位说明》中，把“营造一种促进道德行为、鼓励个人正直和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文化”放在第一位，而把我们最看重的“持续努力实现公司的财务和运营目标”放在第6条，是值得我们中国同行深思的。在法制社会，职业经理人往往视信用和人格为生命，远在金钱和地位之上。西方社会上对CEO期许和描述也远不象中国的作秀和炒做，诚信的履历和稳定的家庭更让人看重。在这方面的权威吉姆?柯林斯笔下，这些世界CEO典型竞是些“腼腆，谦逊、保守，甚至有点笨拙的人。”

　　外来语的演化体现了从文化启蒙到经济变革时代的变迁

　　从“五四”时代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当今移植的WTO和CEO，外来语的演化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中国从文化启蒙、军事对抗、政治放荡，已进入经济变革的时代。尽管CEO正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阵痛，但它仍然会是从政要到教授，从传媒到家庭持续关心的话题。比起饭前茶后北京人调侃高官轶事，广东人翻看明星绯闻，上海人自恋美女作家来，认真讨论CEO似乎过于正经，但它毕竟是一道经济正餐。因为真正需要CEO的不仅是我们急需现代的企业，也是我们渴望诚信的社会，是我们呼唤人才的时代。

　　(作者阎阳生为全国工商联执委、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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