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
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也可以看不
起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利。在一个没有一点
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经济学家被误解、蒙冤受屈都是难免的。但在不同社会中,经济学家蒙冤的后果却不同。一个社会宽容程度如何,对经济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生活在美国的哈耶克和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是两个极端的例子。
今天哈耶克的学术地位已经是举世公认了,但在半个多世纪前,哈耶克却是有争议的人物。
作为奥国学派的重要成员,哈耶克在20世纪20~30年代关于计划经济能否行得通的世界性争论中崭露头角。另一位奥国学派大师米塞斯挑起了这场反对计划经济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哈耶克发表的三篇论文(总题目为《社会主义的计算》,收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使他声名大振。1931年他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邀请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讲稿以《价格与生产》为名出版,并获得好评。此后,哈耶克成为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哈耶克非常喜欢英国,并于1938年加入英国籍。如果没有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会一直在英国工作并生活下去,成为一名事业顺畅的经济学家。
改变哈耶克命运的事情是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的中心是反对计划经济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作为消灭个人自由的通向奴隶制之路。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应超出了哈耶克个人的预期。在欧美的公众中,这本书获得极大成功。美国畅销的《读者文摘》摘要发表了这本书,引起读者极大关注,甚至还有打印本在流行。哈耶克围绕这本书在美国各地所作的演讲亦有轰动效应。一些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客,如邱吉尔,对这本书也评价甚高。
可惜在学术界和经济学界,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贬多于褒。这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的反社会主义基调。早在二战前,西方学术界和文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忧心忡忡。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当时许多人对苏联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二战中苏联的反法西斯战绩更给社会主义增添了一个光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时尚。不少英国知识分子热衷于渐进的费边主义,像萨特、毕加索这类文化名人都加入过共产党。在一片对社会主义的赞扬声中写出这样一本反社会主义的书,命运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经济学界,即使不信奉社会主义的人,也是信奉凯恩斯的。当时凯恩斯主义尽管没有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一统江湖,惟凯独尊”,但已成为主流。哈耶克的这本书也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方面,哈耶克原来是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专家。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写这种媚俗的读物,无异于学术上的堕落。哈耶克在自传中说到,写这本书“使得自己在同辈的经济学者中名誉尽失……经济学家大都把我看成圈外人,是个自贬身价写了本像《通向奴役之路》之书的人”。(《哈耶克论哈耶克:自传式对话》)《通向奴役之路》的出版以及他与原配夫人的离婚,使他不得不在1949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尽管没有在经济系而是在社会思想委员会,但他可以在平静的书斋中从事研究,写出了《自由秩序原理》这样的巨著。
哈耶克是幸运的。尽管他在经济学界声誉扫地,毕竟还可以幸福地活着并研究他的学问。而且,他还有幸活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在亲眼目睹了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崩溃之后,于1992年去世。
人们为哈耶克预见之正确而折服,哈耶克获得了他早应得到的声誉。
但生活在前苏联的康德拉杰夫尽管也作出了正确的预言,却没有哈耶克那么幸运。
康德拉杰夫(NikolaiDmitrievichKondratieff,1892-?)早期以研究俄国经济和农业问题著称,25岁时就担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粮食部副部长。从1920年到1928年创立并领导了莫斯科商情学会。这
一期间他广泛收集资料研究经济中的长波现象,并于1925年发表了至今仍受重视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文版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中)。这篇文章根据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价格与生产的资料,提出存在着50~60年为一个周期的长周期理论。他把从18世纪80年代到当时这140多年间分为3个长周期。根据这种理论,当时(20世纪20年代)是第三个长周期的下降时期,但以后仍会有上升时期。今天看来,这无非是一个学术观点,而且也正确,但这个观点却与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发生矛盾———总危机表示资本主义要死了,哪会再有上升呢?
康德拉杰夫为此倒了大霉,先是他的理论被指责为“错误的和反动的”,后又在1930年被指控为组织劳动农民党而逮捕。在1931年3月对孟什维克的审判中,他还以主要证人的身份出庭。此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推测他死于1931年,林行止先生根据有关资料,推测他死于1937年。至于他是如何死的,受了什么罪,就无人知晓了。哈耶克的不合时宜,仅仅是被冷落,康德拉杰夫的不合时宜却送了命。
经济学家是人而不是神。他们会提出不合时宜的观点,也会提出错误观点。重要的不在于他们的观点对还是错,而在于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对那些不合时宜的经济学家,我们有权批评他们,也可以看不起他们,但要保证他们生存和研究另类观点的权利。在一个没有一点宽容的社会里,经济学一定是辩护术,是政治的婢女。宽容是经济学繁荣的基本条件。这就是哈耶克和康德拉杰夫的经历所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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