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许知远

　　如何成为一名伟大的企业领袖？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得.泰德罗在经过多年研究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他们生为领袖，而非后天造就；他们创造哈佛商学院案例，而非学习案例。当然，你不用过于悲伤，因为在泰德罗教授心目中，惟有亨利.福特、托马斯.沃森、安德鲁.卡内基之流才称得上伟大，因为他们塑造了现代商业的模式。至于在过去20年里风行一时的杰克.韦尔奇，泰德罗显然认定他尚未有资格获得历史地位。

　　这或多或少会让中国的新一代企业家们略感不安。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于2002年初进行的嘉宾问卷调查中，26位嘉宾在“正在读的书”一栏中填上了《杰克.韦尔奇自传》，他们中既有老牌的刘永行、柳传志，也有新生代的王树彤(joyo.com)、于干(新华在线)。

　　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官员外，企业家是《对话》栏目几近不变的嘉宾。当然，出于对新闻事件与个人魅力的强调，这份名单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出中国工商界的真实情况。一方面，它不得不遗漏一些同样举足轻重的企业的负责人(包括中国石化、宝钢等)，另一方面它又过于钟情dot-commer(不厌其烦地就新浪、8848、搜狐这样缺乏实质影响力的公司进行讨论)。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份调查依旧是中国范围内最好的调查之一，因为《对话》栏目至少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今日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他们或许缺乏创造力地不断谈及柳传志、王石、吴士宏、张朝阳乃至张继升，但在依旧十分贫瘠的中国商业领域内，他们的确是惟一听得到的声音。

　　行进中的中国商业和商人

　　对于企业家的过分迷恋已经成为新潮流，作为中国改革进程中最果断的部分，工商领域的确给个人才智以更大的挥舞空间。在多年的物质匮乏之后，中国人对于财富产生了罕见的饥渴感，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人充满羡慕与嫉妒。在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大学生、娱乐明星之后，企业家成为了新的风尚代言人。你不得不承认，张朝阳、王志东们在90年代末期拥有的影响力，与朦胧诗人在80年代的号召力颇为类似。

　　在从未有过企业家传统的中国，柳传志、刘永行至多能将自己的传统上延至胡雪岩。我们或许有过徽商与山西的银票，却从没见过不受政府干预的市场机制。我们的近代企业机制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向外人学来的，这些企业主就是作家茅盾笔下的“民族资本家”，法国汉学家白吉乐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年)很快被抗日战争与内战所终结。紧接着，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中国社会最值得唾弃的群体之一(甚至不如知识分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投机倒把”依旧是一项罪名，但是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对企业家的定义即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领域”。没人能预料到90年代后期的中国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商业行为奇迹般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由于过于突然，它不由自主地带上了暴发户式的铜臭味)，企业家被赋予了他们自己尚无法驾驭的声誉与意义。在政治与文化这两条线索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家所进行的商业活动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你可以理解一位叫吴士宏的高级管理人员如何突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或是倪润峰在彩电降价上缺乏想象力的举措如何一次次地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

　　传统与创新、全球化与民族情感，这两类困扰着所有国家的冲突，在90年代后期将相当部分的力量转嫁到了中国企业家的身上(这两类冲突在中国又尤其强烈)。他们一方面要在一片荒原上创造出自己的商业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进行尝试，政策上的限制与这个社会对于失败的鄙视都令他们的探索谨小慎微。从进入股票市场到对产权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成果与挫折表露着中国改革进程的加速与放缓；他们刚刚准备从外部世界寻找经验，却发现这些叫IBM、HP与杰克.韦尔奇的老师们迅速加入了竞争者的队伍，况且那些拯救克莱斯勒、缔造松下的经验似乎也不那么适合“挽救巨人”……同样的，这些最初由于勇敢或侥幸而成功的企业家，并未全部因为财富的增长或是地位的提高而获得相应的能力，很多人依旧被自己天然的缺陷所左右——眼光狭隘、农民作风、任人唯亲、不求上进、缺乏诚信。90年代中国商业界上演的闹剧，从点子大王到牟其中再到三株口服液的兴衰，与欧.亨利笔下的20世纪初的美国闹剧世界异常相似。但是，没人否认一些更为严肃的商业精神正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起来，那些成熟国家的商业经验正在被迅速接受。一本叫《中国企业家》的杂志在1996年时依旧备受冷落，但到2002年初却已备受关注，它倾心的群体已经以相当整齐的阵容不仅凸显于中国社会，更成为中心话题。

　　于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还原成了一种经济行为，变成了由中国企业家群体领衔主演、对抗或拥抱跨国公司的进攻与诱惑的一出正剧，泪水与欢笑交织，结局可能还算美妙。2002年很容易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元年”，它标志着至少在经济意义上，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它至少可以先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企业家要在与老师们的竞争中学习与成长(你会在《对话》节目中看到，中国的CEO们多么渴望与伊梅尔特这样的世界级CEO交流)。

　　所以，《对话》栏目这份调查结果，多少暗示出在这个敏感时刻中国社会的整体形态，它以商业为例，却远远超越了商业范畴。对于历史感深重的中国人来说，未来10年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为张树新所推崇的黄仁宇(他的名字几乎像杰克.韦尔奇一样成了cliche)陈词滥调大历史观念的核心，即是如何以数字观念替代中国的传统，他将1985年定为一个分水岭，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一年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数字管理国家。忽略掉黄先生过于武断与一厢情愿的结论，有一点是清晰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在一片荒原上建立新世界的过程。在1978年之前的岁月里，中国人将自己的传统(除了教条的部分)完全“破四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在荆棘之中茫然地探索；但是如今，我们终于有了稍微清晰的头脑来塑造自己的新传统，我们曾经在几十年内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到了该设定自己基础的时刻了，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基础仍将充满漏洞。

　　商业的崛起 社会的发展

　　大约在75年前，哲学家A.N.怀特海在哈佛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说：“伟大的社会是商人对自己的功能评价极高的社会。”《财富》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将这种使命感推向极致，他认为商业即是“社会的核心”，使商业行为保证了对自由市场的严格要求，从而确认了自由社会的基础。但一直到20世纪的40、50年代，企业才真正赢得美国社会的尊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以铁路公司为标志的大型公司开始建立，但伴随它的是公众间流行的强烈的不信任感。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同时展开，从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报系之争到黑幕揭发运动，我们看得出这种转型过程中蕴涵的喧闹与丑陋。从纽约到芝加哥到洛杉矶，人们迫不及待地冲进城市，却发现这里肮脏、混乱、道德沦丧、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屠宰业、钢铁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当空气中蔓延着不满时，刚刚发展起来的、不被外人理解的超大型企业就变成了发泄对象，政府与公众都不明白为什么洛克菲勒、J.P.摩根怎样会有这么多钱。对于标准石油公司的肢解是美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反商业潮流的盛极而衰。而美国的企业在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之后，建立了以亨利.福特、托马斯.爱迪生、安德鲁.卡内基、J.P.摩根为代表的现代工业王国，他们以自己天才的想象力在完全缺乏规则的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缔造了现代美国商业。

　　怎样高估这些巨头对美国的贡献(与危害)都不为过。尽管商业传统从13世纪的威尼斯就已出现萌芽，在英国、德国、法国同样出现过商业帝国的建造者，但商业行为在欧洲社会中始终处于贵族阶层的压力之下，它从未真正获得自己的尊严。只有在宗教精神淡漠、民主意识浓厚的美国，商业才最终获得了压倒性的地位，它甚至将文化、艺术乃至政治包含其中(同时对这些领域造成极大的侮辱)。美国联邦政府正是在与大型公司的对抗中逐渐形成今天的巨型政府的；是J.P.摩根挽救了1907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就是联邦政府接受了这次教训于1913年成立的；亨利.福特不仅仅制造了那些T型车，他同样因为给出5美元的日薪而创造了中产阶级群体；汽车不仅是交通工具，它更是自由、随心所欲的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体现；企业家不仅是赚钱机器，他更是伟大的梦想者与发明者，当然他们也常常犯下致命的错误，今天的美国依旧活在过于浓重的商业气氛的压抑中。

　　倘若是公司精神缔造了现代美国传统，中国在等待何种改变？我们缺乏美国式的民主精神，也没有洛克菲勒们节俭、克己的清教传统，中国企业家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个刚刚决定放下一部分权力、无所不包的大政府，他们的一部分群体甚至还不能决定自己一手创造的企业是否真的属于自己。

　　他们面前有很多榜样，美国模式、德国制造或是日本与韩国方法。他们与最后一类有些接近，日本与韩国的企业领袖们都仅仅利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奇迹。在一片废墟之上，他们建立了三星、现代、索尼帝国，他们也经历着东方传统的断裂与西方势力的介入。但是他们的弊端在成功之后也暴露无遗，政府对公司行为的过度介入，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帝国，也造就了裙带关系背后的腐败。况且日本与韩国疯狂的工作精神背后缺乏真正的信念，他们确实按照设想像西方一样富有，却发现物质富足并非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的商业意识锻造了各自国家性格的基础，而战后日本与韩国大企业的终身制与偏执狂式的工作习惯则塑造了今日的东亚性格。不管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意识到，作为今日中国社会最富表现力的部分，他们正在帮助塑造未来中国的国家性格，这在一直以意识形态为本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尽管存在诸多偏差，我们还是可能从《对话》栏目这份不够精确的调查中发现中国企业家身上令人欣喜与失望的表现，这种表现折射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某种形态，作为致力于推动健康的现代化进程的媒体，《经济观察报》希望对其进行富有理性与建设性的分析。就像乔治.索罗斯不断强调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具有“反射性”的特质，我们可以通过改善自己对待环境的态度，并依据这种不断改善理念的行事，最终我们有可能缔造一个更美好的现实世界。

　　领导者的素质

　　趣味的单一性与眼界的狭隘性反映在企业家们阅读的兴趣上。如果你能通过《邻家的百万富翁》成为百万富翁，或是《恋爱速成101式》找到女朋友，那么你一定可以通过熟读《杰克.韦尔奇自传》而成为伟大的CEO。就在中国企业家奉这位“世界经理人”为偶像时，他们忽略了韦尔奇对于美国商业社会的贡献其实并非显著，对于尚未成型的中国商业形态也缺乏更有想象力的指导。在这本缺乏思想内涵的快餐传记里，韦尔奇的核心理念是直接管理、大胆裁员、强硬的反官僚作风，在过去的20年里，GE公司不断重组公司，卖掉坏部分，买进新业务，赢得了华尔街的青睐，人们却有些失望地看到以爱迪生的发明起家的GE在这段时间里缺乏影响市场的新专利。创造过去20年美国商业奇迹的是微软、英特尔与戴尔公司，他们所进行的技术与管理创新令他们成为亨利.福特们的真正传人，他们将美国商业的疆域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而杰克.韦尔奇则好比在一个已设定的圈子中，挥洒出最漂亮的传统招术，他的超人精明与果断令他的表演极度精彩，人们甚至忘记问他为什么不开拓一些新的表演项目。

　　伟大的领导者都是“一个人的表演(one-manshow)”，但其中真正伟大的是那些在show之后仍留下宝贵遗产的人，倘若没有阿尔弗雷德.斯隆，通用汽车公司不可能建立，但这位沉默寡言的清教徒却创造了分权制——这样的巨型公司管理模式的天才设想。韦尔奇留下了sixsigma，但这真的不算多么具有创造性，这位喜欢越级管理的经理人的决断几乎依赖于个人的头脑，当这个头脑不再指导GE公司时，他的接班人发现除了“影响的焦虑”外，他没有继承到可供可持续发展的专利发明，或是管理模式，伊梅尔特一上台就宣布要加大GE的研发支出，而这一项费用在韦尔奇的任内不断被减少。

　　少有经理人不被杰克.韦尔奇的魅力与成功感染，但是对于尚未建立成型的商业形态的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更为紧迫的任务是拓展新商业疆域，建立稳固的基础，而非在一个范围内尽善尽美。中国的企业界充斥着“一个人的表演”，你可以区分卖脑黄金的史玉柱与卖地产的史玉柱之间的差异吗？在一片热闹之后，他或许还了债，但是他为商业环境留下了什么遗产，以使后来者在这种基础上更进一步？不错，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在强调“建立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的建设者们应该有更宽广的胸襟与高远的榜样，或是一种更执着的“笨拙”精神，至少不是杰克.韦尔奇，他太精明了，以至于丧失了更大的梦想空间。

　　或许，企业巨人很可能根本不能从这代中国企业家中诞生，一方面中国的商业土壤过于贫瘠，企业家们幼年所受的教条教育将困扰他们一生，这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成年后不可救药地爱上外部商业世界的新管理教条。中国商人对于“职业经理人”与“实例操作”的强调暗示出他们想象力的匮乏。商业世界的规则是，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代领袖，那就更为勤勉地成为一个执行者。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最优秀者，如张树新、柳传志、张瑞敏正在虚心刻意地学习纯真的西方商业模式，并以实际的行动参与改造商业土壤。

　　麦肯锡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认为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与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就有可能成为商业领导，只要他再学习一些基本管理技能即可。马尔.波文利用自己的哲学所建立的麦肯锡公司即以提供“领导咨询”而著名。我们看到目前最杰出的中国企业家几乎全部属于此类，他们或是努力国际化的中国企业家，或是为跨国公司实现本土化的高级代理人，比如诺基亚的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刘持金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与操作意义的做法，他在对“未来何种人会成功”的回答中，稳健而缺乏灵气。

　　在过去一年最不可思议与最可预见的事件问题上，由于过于明显，“9.11事件”与“中国入世”成为最主要的选择。对于国际环境的关注程度，有可能暗示出企业家个人所具有的视野。我们看到一些dot-com新贵们依旧认为“网络股的破灭”是去年最不可思议的事件，这种选择多少证明他们不过能操作一个几千万美元的公司。对知识与经验的渴求，反映在这些企业家思考的问题与交流的对象上，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彼得.德鲁克是最常见的人选，他们想质询的问题多种多样，但以企业自身面临问题为主——核心竞争力、接班人……尽管中国最顶尖的企业家以得到哈佛商学院、《时代》、《福布斯》的承认为荣，但他们的确是目前中国最务实的一个人群，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发达国家间的遥远距离。与政府官员对话是企业家的另一个渴望，这强烈地流露出，被政府行为严重影响的中国企业家的尴尬。具有“中关村的马基雅维利”之称的段永基与刘永行、柳传志、段永平表现出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们是特有的政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商人，背负着浓厚的传统。

　　参差不齐的水准表现在“关于人类未来发展趋势”的关注上，像所有其他群体一样，中国企业家没有表现出更过人的见识，他们都暗含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混乱的思维形态，旧有知识结构难以依凭，而新的知识结构尚未形成，中国的所有群体都面临相似的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小农式的精明依旧在企业家群体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当潘石屹不断宣称“阴阳和谐与对道家的关注时”，他的表演色彩实在过重了，他或许当真不知道“诚实”是亨利.卢斯所说的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

　　“自我期许”的程度将决定中国企业家的未来

　　当战争迫在眉睫时，军队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当全球经济衰退时，反商业浪潮就会减弱。对于企业家的迷恋，反映出贫穷了多年的中国人对财富的过分饥渴感，也反映出人们贫瘠与教条化的精神世界，他们不过是把几十年前的政治热情转嫁到商业领域，他们依旧没有完全理解理性与丰富性的可贵。

　　尽管问题重重，活力最先被释放出来的中国企业家在学习国外经验的同时，的确一点点将中国启蒙者们倡导的现代理念在中国土壤上实践下去。马尔.波文说社会中的三种因素会有利于商业领袖的诞生：1)自由社会，2)大众化教育，3)自由的企业体系。中国企业家在这些因素都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已经不畏艰险地展开了行动，这种率先行动可能催化这些因素的更早成熟。

　　A.N.怀特海在75年前那场讲演的主题是“远见”，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是政治、商业与文化领域间的协调，所以在怀特海与亨利.卢斯眼中，商人必须对自己具有超越金钱意义的自我期许。“自我期许”的程度将决定中国企业家的未来，这绝非杰克.韦尔奇的经验所能提供。

　　当然，对于更多的仅仅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来说，杰克.韦尔奇的一个更有意义的启发是，他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只要你不是笨到家，大的潮流可能帮助你获得成功。杰克.韦尔奇在1981年掌管GE，从那时起，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一场放松管制的运动，在整整20年里，美国迎来了罕见的经济增长势头，韦尔奇没有创造这个潮流，却顺流而上，然后他在经济开始衰落时交出了接力棒。就像张树新所说，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急速的上升通道，内部改革与外部环境冲击将把那些足够敏感的中国企业家推向一个新台阶，届时他们将面临更深刻的、根本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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