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癭 刘艳

　　土鳖化的“海归”

　　“把一个基金做大、做好、做稳，10年、20年，创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刘耀军称自己是“土鳖化的海归”。这位美国杜兰大学(Tulane)的MBA，回国后成了中国首家开放式基金的基金经理之一，与两位同事一起管理着50多亿的资产。前段时间的股市论争，许多人把矛头直指“海归派”，说他们是股指大泄的罪魁祸首。而“海归”刘耀军却毅然投入了多方阵营，唱多中国股市。他说，一些海归人士，往往对国内市场不够了解；而对于海外市场呢，由于不能进入核心圈子，同样无法深入。因此，理解难免会出现偏差。

　　“美国也有安然，并不是没有黑幕。都说我们的市盈率高，但是中国股市无论是从企业自身还是从股本结构来讲，将来都有很大的弹性。美国股市市盈率是30倍，它是指标准普尔500家公司的市盈率，是500家最好的企业。我们A股的平均市盈率约在40倍左右，这是指市场上所有的上市公司。因此现在不能很简单地把我们的市盈率和美国的比，而是应以一个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我认为深、沪股市是一个完全可以投资的市场。”刘耀军说。

　　能有这番见解应该和他的求学背景、工作经历不无关系。与许多在学生时代就赴海外求学的人不同，1992年刘耀军上外毕业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两年。他先是在财经大学教公共英语，之后正式进入证券界，在广发证券和一些咨询机构干过。对证券行业的兴趣正是在这时被激发起来的。但并非科班出身的他深感自己的专业知识结构需要重建，而且当时在国内想要多看一些外文资料、多了解国际上同业动态实在困难。于是，他萌生了到国外求学的想法。1995年，刘耀军正式进入杜兰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刘耀军说，在美国，杜兰商学院有许多中国校友，并开设了亚洲高级经理人课程(EMBA)，他感觉两年里自己始终和中国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攻读MBA期间，他在世界顶级投行———美国所罗门兄弟(香港)公司研究部暑期实习。毕业之后进入了德州的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工作，担任中国基金的研究员。

　　在美国工作了一年半之后，1999年2月，刘耀军选择了回国。其实，在98年3月份的时候，他就已经心动了。当时，他看到了一条消息：国内正式推出基金。一直以来，刘耀军就在关注着美国基金业的动态，成为一名出色的基金经理的念头始终萦绕在他脑中。在国内基金业这个新兴的市场上，肯定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他知道机会来了。回国后的一段时间，他面临着许多抉择。当时网络热潮正从美利坚席卷至中国，朋友们纷纷邀他投身网络。但他知道网络新贵不是他的梦想，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一纸招贤书才真正是他想要的。他向华安投递了简历，6月，正式成为华安基金管理公司的一份子。他说：“国内是有很多海归，但真正管理真金实银的只是极少部分，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发展？那里可是有索罗斯、有巴菲特，有全世界最成熟和繁荣的基金市场。刘耀军的回答有点出乎意外但也不失坦诚。他说，在华尔街，基金要战胜市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个人来说，要从众多的基金经理中间脱颖而出同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市场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都能得到足够多的信息、分析思路在受过专业训练之后也大同小异，因此选择的股票往往会雷同。再看看你的竞争对手，不会比你笨，可能经验更丰富……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华尔街，专业化分工很细，甚至你只能专门去搞债券收益率曲线，很难成为一个全才。而国内市场情况完全不同，可以接触到很多东西，对个人的发展有好处。

　　CFA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并不是有了这张证书就代表你一定会成功。”刘耀军说。在MBA快毕业时，他开始考CFA的第一级，连一套模拟试题都未做完，就直接上考场了。他说，由于一些理论上的东西读MBA时已学过，而且很多知识都是日常工作中必须用到的，CFA考试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难。倒是获得CFA后，他更感到纪律和心态对于一个从业人员的重要性。在市场上，专业人员也常常会受到投机的诱惑，他经常重温CFA勤勉尽职的原则及分析方法，这对他今天的事业很有帮助。

　　在华安基金管理公司当了一年半的研究员后，终于，刘耀军成了国内第一家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的基金经理小组成员，一偿心愿。手中掌握着巨额的资金，刘耀军说，他的权限非常大，当然承担的责任也非常大。不仅仅是面对投资者赎回的压力，更有内部的奖惩机制。在牛市里开放式基金可能难以跑赢大盘，但在熊市里开放式基金的损失可能会比大盘小，适合长期投资。截至12月底华安创新公布的季报，他们跑赢了大盘。一般，基金经理负责整个投资组合的构建，并非操盘手。对于大势判断失误，基金经理要负全责；而对于个股的投资失败，基金经理也要负上一半的责任。

　　看一看他每天的工作吧。8点左右到公司，先看三大证券报，8：30-9：30是公司晨会，晨会上会和研究部交流一下对市场行情的看法，看宏观经济、政策面有没有新的变化，以及行业、公司有没有新的信息。9：30开盘后发指令。下午3：00以后，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看研究报告，以及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刘耀军说，在国内做股票真的很累，市场变化太快，要准备几套投资方案。比如降息预期提高了，就得寻找一些对降息反应敏感的股票，甚至休息日突然看到重大信息回公司加班也是常有的事。

　　空闲时间刘耀军常去健身房做激烈运动，这和他沉稳谨慎的性格有点不符，但他认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承受压力，延长自己的职业寿命。“我就是想当基金经理。把一个基金做大、做好、做稳，10年、20年，创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刘耀军说。

　　经历困苦人生无挑战

　　“乡村孩子”总是说，经历了困苦之后，人生的任何问题都不是挑战，这是他最大的财富。

　　美国有这么个调侃的说法，华尔街有一帮搞火箭的人在研究经济和金融。这对于美国培基证券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俞忠华也大抵适用：在1990年去华师大数学系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的研究生之前，他是复旦核物理系的学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也少不了修习有关火箭姿态的运筹学和控制论的课程。和他的大部分同班同学一样，俞忠华本科毕业后改了行，和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俞忠华职业生涯的起点是当时万国证券的一名柜台咨询员，至今他还能不假思索地报出当年万国证券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立的20位数字的外汇帐号。不久，俞忠华成了公司B股自营业务的操盘手，带领七八个人的精锐部队，为公司掌握着约3000万美元的盘子。他用“艰苦卓绝”来形容93、94年的那段日子。那时还是六天工作制，俞忠华和国际业务部的同仁们每天要工作12-14个小时，除了例行的盯盘，他们还要摸清上市公司的状况，以及每周阅读十四、五家券商的研究报告。许多问题白天没有想通，常常会在晚上做梦的时候豁然开朗。俞忠华回忆说，从不碰香烟的自己在94年嗜烟成瘾，每天下午收盘后，他就经常瘫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惟一的感觉就是筋疲力尽。

　　如此勤奋带来骄人的业绩。俞忠华记得，自己刚接手B股自营业务时，上证B指是78点，年底大盘跌到了不足60点，但他手下的这支年轻团队，硬是把公司200万美元潜亏缩减了一半，并逆着大市赚了300多万美元。当时“成都电缆”等三个大项目发行H股上市，公司可以拿到几百万原始股，但俞忠华根据自己的判断都放弃了，结果三只股票上市后都跌去了15%左右，而他主张买进的“庆铃汽车”，上市后不出所料地涨了。俞忠华说他们的成功除了对公司的情况熟悉，还得益于良好的市场感觉。他们无疑也赶上了好时机，当时国内刚改革开放不久，面对外面的世界，国民的整体心态比较谦虚，感觉就是什么都不懂没有关系，什么都可以从头学起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俞忠华一直觉得那是一段令人无悔的成长路。

　　或许是当年的寒窗苦读给了他足够的底气，或许是年少时困苦的磨砺造就了他不屈的性格，自信总是伴随着俞忠华去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1996年初俞忠华刚刚到瑞士联合银行做企业融资的时候，对投行业务几乎是一窍不通，他坦言自己在做案例的时候，曾经随着工作的进展，不停打电话向朋友请教。不过包括他在内的四人小组做得非常出色，在当年拿到了2个主承销、8个副主承销和8个承销业务。

　　同样的自信又让他在做了美国培基证券上海代表处首代后，锐意改革，在高科技行业的融资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他们的帮助下，著名的中文网站8848上市前共融资5000万美元，而他们为深圳赢时通网络公司筹措的5700万美元，堪称是互联网企业通过中介私募方式筹集的最大一笔融资。心直口快的俞忠华并不掩饰他的自负：“我的报价永远比别人贵50万，但我的服务比别人的好了不止50万。”俞忠华说，做公司融资最开心的是认识了很多聪明人，向来重情义的他结交了很多好朋友，一派在商而不言商的风度。就像他说起历时三年的CFA考试，对自己的帮助首先是作为一个金融从业人员，加强了对道德和法律的重视。CFA课程中的许多道德案例是美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的前车之鉴，而对一个人来说，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对道德准则的追求。其次是使相关的知识系统化。他认为，这两点也正是国内的金融从业者可以从中受益的。

　　老家崇明的俞忠华在采访中时时自称“乡村孩子”，他总是说，经历了困苦之后，人生的任何问题都不是挑战，这是他最大的财富。

　　找准定位一切随缘

　　前苏联有位作家说过，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是不幸福的。那他肯定是幸福的，因为他对自己所处的行业、包括对自己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去采访陈继文的时候，他开门见山地自称是CFA中的另类：目前国内的一帮CFA们大多从事证券分析员和基金经理的工作，而作为新加坡发展亚洲融资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他一直在做投资银行业务。

　　新加坡发展亚洲融资有限公司是新加坡发展银行(DBS)的全资附属机构，在中国主要的业务就是帮助中国中小型企业去香港和新加坡上市融资。DBS的客户对象锁定于中小型成长企业，2000年以前在B股市场融资是他们的强项，2000年DBS一连做了4家B股承销。在香港市场方面，每年平均完成四到五家上市个案，并曾参加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等大型公募案例在亚洲区域的配售。对一家亚洲地区的投资银行来说，这算是不俗的成绩。

　　陈继文也毫不讳言亚洲券商的局限性。和欧美同行相比，亚洲券商的实力有限，区域性的特点非常明显，通常无法独立承担大型的全球配售案。事实上，在争夺中国的大型上市项目时，与那些实力非凡的欧美同行相比，大部分亚洲地区的投资银行明显处于劣势。目前大多数亚洲地区的投资银行都在调整业务策略，不少券商转向集中服务那些中小型客户，所谓“另辟蹊径”。

　　其实，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开放的深入，将来在国内的证券市场上也必然会出现分化。陈继文的判断是，国内A股承销业务将越来越集中到几家较大的国内券商手中；而在对境外券商开放A股承销之后，大型外资企业在国内A股市场的上市融资业务，将主要透过本土大型券商与外资券商合作的方式进行；在方兴未艾的企业兼并收购类业务(特别是跨国并购)方面，外资券商将会拥有一定的优势；另外，针对中国较富裕人群的私人理财服务也为外资券商提供了不可限量的发展空间。不过，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正处于调整期，而前一时期因为行业暴利而略显发展过度的境内券商将面临艰苦的行业整合，整个行业可能呈现人才净流出的局面。

　　前苏联有位作家说过，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是不幸福的。同样的意思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要“找准定位”。陈继文虽然还非常年轻，但他对所处的行业、包括对自己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谈到去考CFA的初衷，陈继文说当时他在做H股和B股的分析师，相关的知识非常有用。CFA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对他而言，也代表着一种职业荣誉。但是他觉得，取得了CFA的资格证书并不必然意味着高薪的职位，国人眼下对CFA的热情多少有点功利。

　　陈继文对记者坦言，在波动剧烈的投资银行业，他的心态是一切随缘。不过，他对顶尖的投资银行也有自己的憧憬。他介绍说，境外的投资银行汇集了名校的MBA以及来自律师行和会计师行的优秀人才，工作节奏非常快，压力大，有的每周要干七、八十个小时，并且淘汰率非常高，以此来保持整个投行的竞争力。他认为，未来中国应该会出现通过市场竞争而形成的顶尖投资银行。而他自己一直在这一行做，也盼望着将来在国内的资本市场上一展身手。

　　把更多的设计留给生活

　　“文艺女生”工作不久就能碰到这样的大起大落，这份历练让她能对身边发生的事保持一颗平常心。

　　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工程部总监邵琰是我们采访的CFA中惟一的女性。她说自己曾经的理想是去北大读中文系，尽管后来去读了经济又一直在金融领域里工作，跟想象中边游历边写作的生活有点远，但她丰富的经历或许真是日后写书的好素材。

　　获得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硕士后，邵琰供职于全球六大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不喜欢技术性的工作，她没干多久就离开了，到香港一家精品店式的基金管理公司做股票分析师，后来转到一家著名的欧资投资银行做债券专家。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1996年下半年，香港股市行情一路看涨，甚至出现千倍超额认购红筹股的局面。到1997年7月3日，泰铢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后来的俄罗斯拒绝偿债，情况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邵琰说工作不久就能碰到这样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很幸运，自己不仅锻炼出了承受压力和应付紧急局面的素质，那场金融危机于她还有一个助益，就是见惯不怪———在邵琰看来，1999年的网络狂潮只不过是历史的重现。

　　在实践中，邵琰常常感受到不同投资理念的碰撞。相去甚远的“价值投资?和“套利?理念在市场上各显神通，难分高下。而另一方面，市场永远是动态的，邵琰的感觉是如果坚持某种投资理念就跑不赢大市。困惑之中，她决定再去读书。邵琰没有去读热门的MBA，她觉得那是一种通才教育，自己既然确定了要在金融市场上做投资的目标，就应该有所坚持，她选择了到伦敦城市大学商业管理学院攻读投资管理学的硕士学位，同时在另一家知名投资银行做计量策略工作。

　　邵琰说，第二次去英国读书、工作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思路。她以前的工作集中于亚洲的高收益债券，涉及面比较狭窄。两年的研究生课程使她的投资组合方法、投资理念更趋完善，期间所做的实证研究更使她获益匪浅。邵琰回忆自己在英国做计量策略分析的经历时说，按照公司的做法，策略员必须坐在公司的交易大厅里，看交易员把自己刚刚完成的模型付诸实践，而公司的董事就站在自己的身后。这种真刀实枪的工作对分析员素质的培养非常有好处，但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邵琰说那段日子她常常是做梦都在写模型。

　　国外的投资银行分工非常细致，具体到每一个人，往往是重复性的工作，感觉就像是在生产流水线上操作。研究生毕业后正式做了没多久，生性喜爱创造性工作的邵琰又“逃”了。机缘巧合使她到了“华德?。这是南方证券与德方合资的产物，尽管目前他们只是接受一些机构客户的委托。按照南方证券的设想，华德是集团的投资管理子公司，将专事资产管理和投资管理业务，将来政策允许的条件下，华德还将是中外合作基金的发起人。她说，华德以后会在设计出风格鲜明的投资新产品的同时，致力于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的创新，探索国内资本市场上资产配置的完善体系和方法。

　　邵琰说，和国外的工作相比，现在她要考虑的东西更多，也更有挑战性。她很清楚自己遇到了难得的机遇，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好的时机，尚不成熟的市场给金融业者留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自己所从事的又是崭新的行当和业务。她说，她会在上海这样干上5-8年。

　　更远一些的规划呢？邵琰摇了摇头：“人生要有目标，但不必作太多太过具体的设计。”她说这话的时候，依稀有80年代末非常理想主义的那个“文艺女生?的影子，总想给未来留一些悬念和遐想。

　　最爱投行

　　最终他还是没能抵挡住证券市场的巨大诱惑，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充满了新的可能。

　　原本在交大搞理工研究的梁敏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证券市场的巨大诱惑。他可能不是国内最早关注股市的一批，但绝对属于前期的。那个市场对当时的他而言简直太神奇了，他想弄明白股票涨上去又跌下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学工科的他，至今还保留着当时自己分析绘制的一些股市图线，很厚一打。终于，1994年，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只身一人跑到美国杜兰大学攻读MBA，他说，他想看一看成熟的证券市场究竟是什么样。

　　对证券市场的这份神秘感促使他回国后依然选择了这个行当，在投资银行这一领域里一干就是6年。他说，选择干投行其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巨大的压力，时时刻刻面对新的挑战，生活中充满了不可预知性。这是他喜欢的生活，远离朝九晚五的枯燥，人生似乎永远存在新的可能。

　　目前，他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行部的高级经理。之前，他先后呆过里昂证券、海通证券投行部。外资、合资、国内的投行他都做过，虽然不愿过多评论其间的差异，但他并不讳言在里昂证券期间学到了很多东西。正如他说当初出国时就打算好回国工作，但是也承认在美国自己做投行并无任何优势。他是谨慎的，同时又是坦率的。他说，优秀的沟通能力、交流能力是一个投行人员必备的素质。撇开其它因素不说，如果身处异族环境，这些先决条件就不具备，不会有将来。国内的投行虽然专业化程度还不够高，但是为你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施展得开的舞台。

　　做投行最刺激的是什么？“发行定价的谈判，这是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过程。”梁敏说，“1997年金融危机前我们在香港做一家B股的发行，和公司的定价谈判从晚上一直持续到凌晨，最终把价格定下来了。这其中，双方用尽了各种技巧、计谋甚至是诡计，艰苦程度真是一言难尽。上市公司想抬高发行价，而投资银行则要全盘衡量，要保证发行成功，又要规避风险，兼顾投资者和发行人利益，尽量保持平衡。这种情形在国内市场不曾有的，但在海外上市，定价的过程就是双方既斗智斗勇又互相合作，可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一旦双方的价钱谈不拢，就意味着这个股票发行的失败，也意味着你之前做的所有工作、努力付之一炬。1998年3月，一家上海大企业在香港的发行就是这样的情形。在路演后当通宵定价谈判久久不能达成共识，我预感到，这个项目完了，这次发行将以失败告终，果不其然。”

　　6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工作对于梁敏还是新鲜的，因此生活也是新鲜的。“也许有一天我对于投行的工作热情不再，我会毫不犹豫地尝试其它方向；也许有一天我对整个证券市场都不再有兴趣，我就转行。我没时间去想自己五年后、十年后会做什么，这是学校刚毕业的人才有的美丽憧憬，我只会尽力做好眼前的事。”就像他选择的生活方式，让生命充满不可预知性。

　　CFA(CharteredFinancialAnalyst，特许金融分析师)是由AIMR组织发起的，特许状仅授予某些类型的投资专业人员，包括货币经理、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等。候选人必须要有至少3年的合格专业经验，并且通过三级考核来展示他们将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况的能力。

　　包括发达资本市场和新兴资本市场在内的全球近140个国家里，与日俱增的考生证明了全球投资行业对CFA的认可。

　　目前在国内，持有CFA资格证书的人只有两位数，而需求却大大超出。

　　CFA计划内容广泛的自学课程促使投资专业人员在该行业核心领域建立投资原理的实用知识，这些领域包括从投资组合管理到资产估值到衍生证券和定量分析。

　　文章中所提到的CFA普遍认为，考试内容不深，但范围很广。整个学习过程对于个人知识结构的整理和思维方式的拓展很有帮助。

　　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人都认为这是CFA的精华所在，也是对个人帮助最大的。

　　与许多其它行业不同，在投资行业中，区分道德行为与非道德行为的界限并不总是十分明确。只有清楚地理解如何应用这些规则、法规和道德指南，投资专业人士才能安全地避免道德纠纷并且更好地为客户服务。据说，在考试中分数介于合格线上下的，就会依据考生职业道德题的回答作为评定依据。

　　在持有CFA特许状的个人名单中包括一流投资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及合伙人、最主要的投资策略专家和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研究机构。

　　最让CFA们心动的是，他们将不断得到继续学习的机会，包括在世界各地定期进行的讲座、介绍业界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的杂志、组织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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