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初越

　　新华社记者蒋作平 余斌 发自成都

　　这是天府之国的四川，这是蜀国故郡的成都。

　　当然，它依然是个很适合下火锅、谈掌故的老城。但“创新”也正成为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并推动着他们打造一座新兴的“第四城”的野心。在京沪粤之外，这又是一个“海归留学人员”投奔与集聚的重镇。

　　2002年开春。成都留学人员创业园。记者在这里倾听着创业者们无拘无束的漫谈。

　　从他们的谈话里，记者最深的体会就是：“政策优惠”的吸引力对于“海归”创业者来说，已经趋淡。创业者们的困惑和期待，早已跳出创业园的狭小天地，正聚焦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及整个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

　　行政效率还是低？

　　成都高新区地处成都南面，从市中心坐出租车，不到10分钟即可抵达。“留学人员创业园”位于区内“高朋大道”，是笔直大道边的一座轩阔双体大楼。它是国家级留学人员创业园，成立才两年多，就已吸引了112名留学生，创办了7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9月，它被科技部评为“国家高新区先进孵化服务机构”。

　　记者采访园内创业者，几乎每个人都对创业园内的“小环境”赞不绝口，称道园内的优惠政策、管理素质“没的说”，但是，一提起园外各级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与透明度，创业者们仍有不少苦水要倒，连园区管理者也对此感同身受。

　　成都盛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开屏：

　　我公司于2000年4月12日注册成立，研制“多功能免疫检测仪”，质量达国际先进水平，可检测13种病，是一种快速、准确、灵敏的检测手段。海关、医院、戒毒所、防疫站、血站、社会医疗等都可使用，将来还可进入家庭。

　　老总周思亮在美国取得博士后学位，又是哈佛MBA博士，在美国呆了11年，今年46岁，综合素质很高，但到成都时，两眼一抹黑，不知道怎么找人办事，就是俗话说的“烧香找不到庙”。有时为了盖一个章，要等3个月。如果没有创业中心一些人“带路”，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建议有关方面要搞个“企业服务指南”，为国外回来办企业的人指示方向。

　　成都高新区留学生创业园主任郑莉：

　　在国内创业确实不容易。如盛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找药检部门搞快速检测，但一直办不下“申请许可证”。他们曾在北京跑了一个多月，还一直找不到哪里可以领取申请表。后来，我们区管委会主任帮他开了现场会，由一位副省长出面帮助协调，才由2001年6月，由省里办下，但国家的至今还没办下。

　　事情虽然办妥大半，但带给创业者们的感受是：在中国办事，循正规途径，可能就会拖三阻四，要靠走门子、走关系才方便易行。我想，这是个很不好的第一印象。

　　高新区区委办公室副主任候智龙：

　　企业注册前的审批，太多、太复杂了！哪些需要审，哪些不需要，仍然没有理顺。而民营企业是要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延误商机怎么办？高新区的审批项目是全市最少的，但保留的行政审批还有120多项。

　　去年，华西医大要上一个项目，盖了100多个公章，还是没有办下来，经媒介披露后，十分轰动。市政府下决心去查，发现并不存在太多推诿扯皮，绝大多数公章是必须要盖的，所以要提高办事效率，不仅要改变官僚作风，更重要的是改革陈腐的管理程序。

　　记者按：如果说入世之后，国家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的竞争，那么，在国内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则是表现为政府服务能力的竞争。政府要“加速”，要改善软环境，才能吸引人才与资金，让企业安心扎根。正如深圳市市长于幼军所说：政府改革工作不仅关系到廉政、作风问题，还关系到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和生存、发展。

　　政府逐利有失公平

　　企业对政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是服务的要求—政府应当提供公平、公开、公正的服务。但是，令一些企业感到忧虑的是，竞争环境并不公平，而且，荒谬的是，其中一大竞争对手恰恰就来自于政府本身。这场仗怎么打？企业能不能陪得起？

　　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石：

　　我和妻子李征在欧洲攻读地理信息学专业。2000年10月，我们回国创办了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搬进了成都留学生创业园。这里不光信息灵通，还经常有国家、省、市各级领导人来看望鼓励我们，让我们备感党和政府的温暖。

　　但有一个问题使我很困惑：现在很多部、省一级的政府单位，搞了不少信息中心。它既有行业管理的权力，可以行使政府职能，审查项目；又有事业单位的职能，可以搞科研开发；还具有公司的企业职能，可以开发和销售产品。他们既制定规则，又当裁判，还当运动员，这种不规范的竞争，叫我们留学生怎么做？

　　成都依柯公司总经理金锡萱博士：

　　2000年7月，我从美国回到成都，创办了这个公司。我的感受是，创业园虽好，但一走出创业园就被打倒了。

　　我在创业园开发无毒、无公害农药和农产品保鲜膜(剂)，但令我备感无奈的是，在中国市场上却竞争不过有毒、有公害的农药。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庞大的农业管理系统。他们既是政策制定人，又是政策执行人；既是农药制造者，又是农药销售者。在美国，禁用有毒农药，谁敢使用，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中国也有禁令，但禁而不止，因为各地农技站有利益在里面。有关部门不按规则办事，我们很难竞争。

　　中国农民收入低，不仅是因为农产品质量低，也因为安全性差，所以不管价格多低，人家也不买。比如茶叶，虽然我们的品质好，但欧盟已把农药的残留标准降低了100倍，四川的茶叶显然就更难出口，中国农业不重视这个问题，会吃更大的亏。我在美国研究、推广安全农药18年，产品在美国很有竞争力，但在中国却打不进市场。例如四川某县，他们用有毒农药，对柑橙进行浸泡、保鲜。我看了很痛心，给农业局做了很多工作，请他们去执行禁令，但没有效果。

　　记者按：从金博士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到：农业问题，问题不仅仅在于农业。环保问题，问题也不仅仅在于环保。转变观念容易(比如禁用有毒农药)，但改变利益格局就难(不让各农技站出售有毒农药)。某些政府部门一旦直接卷入利益体系之中，不但维护不了公益，甚或可能成为种种公害之源。

　　勾兑文化适应太难

　　目前各级政府都很重视讲“软环境”的建设。它一方面是制度环境的有形建设，另一方面则是社会风气的无形建设。

　　中国有悠久的所谓“勾兑文化”，即是软环境中的恶质成分。它表现为世故、圆滑，故布迷阵、巧设关卡，不露声色地揩油、贪得无厌地索取。归国创业的人，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领悟其中三昧，这也是让许多海外学子望故国而却步的原因。

　　成都加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杨钊硕士：

　　2000年11月，我们5个美国和加拿大的留学生集体回国，注册创办了这家以研制、开发手机芯片为主的公司。我们的导师是加拿大这方面的研究权威。回国前，我们都曾被很多公司高薪聘请，但最后还是做出回国创业这一人生的重大选择。

　　创业园对我们很照顾，我们觉得很受关照。但“海归派”回来，除了缺资金外，另一个难题是对市场环境不熟悉，特别是中国市场的运作体系里面，“人为”的成分太多，需要磨合，需要适应。

　　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确实不一样。这里面有些因素是国家闭关自守多年造成的；还有另一种特色，则属于东方文化的含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出国久了，刚回来时确实对此不太适应。

　　具体讲，同样一件事，他可以办，也可以不办；就算他办了，别人也可能不办；周围的人去找同一个人办事，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处理，结果就不一样。一切都取决于你会不会套近乎，会不会“沟通”、“公关”，说得俗一点，这是一种勾兑文化，或叫腐败文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产生的，现在能解决的，这与国际惯例差得太远了。现在中国已加入WTO，我们希望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更快，将来能够照章办事，而不是“看人下菜”。

　　记者按：目前，各地创业园都出现一区多园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要求入园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因为许多已成长壮大起来的企业情愿一直呆在“孵化器”里。对于一些经营者来说，将诸多事务委托创业园来打理，不直接和政府、社会机构打交道，意味着耳目和身心的清净。

　　也许，我们不应当仅仅嘲笑它们过强的“依赖性”，因为“勾兑文化”的盛行，确实是我们社会的一大痼疾，它会逐渐把浸淫其中的人，塑造成“厚黑教主”的徒众。

　　对全国各地创业园近年来倍数级的增加与扩张，我们应当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这也许从另一方面说明创业园外的人文、制度环境，仍不太宜于中小企业的成长，所以创业者才会群趋于这个人造的“避风港”和“桃花源”。

　　地方保护主义的壁垒

　　当原本一马平川的通衢大道，拉起无数的绊马索，刨出遍地的野猪坑；当穿州过省比漂洋过海更艰辛困难、充满变数，海外的留学生们还会选择归来创业吗？很多归国留学人员陈述了“地方保护主义”带给他们的巨大困扰。

　　鲲鹏公司总经理常健博士：

　　我是2000年2月和成都联系，3月就从日本回国创业了。在这里，政府给了很多支持。有问题找园区，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解决。真有种被“孵化”的温暖感觉。

　　但走出这个小环境，问题也就出来了。我对自家产的药品很有信心，可以说其质量、价格都是很有市场竞争力的。正因如此，我的对手经常采取不正当手段来竞争。他们买通地方或部门官员，封锁我的产品。我在青海有一个代理商，有实力，也有背景，在当地做得不错，但当他想把产品打入甘肃时，就遭到封锁。对方是上市公司，他们的销售人员扬言，我的产品不光甘肃，陕西、广西都不要想进去。

　　据说，在甘肃，只要拿10万、8万就可把一个品牌给赶出来。在成都，也有类似事情发生。对手通过不正当方式，使药店、售货员、店员重视对他们产品的销售，把我们的产品摞在不显眼的位置。沿海环境较好，我的产品在福建、广东就没碰到这种事。我经常感慨，如果成都市、四川省、西部省市的创业环境都能像我们高新区一样，就肯定能吸引大量留学生回来。

　　记者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割据确实使创业者心悸、心寒。显然，如果法治力量不够强大，势单力薄的创业者就只能托庇于“勾兑文化”、“拜山头”之类的“东方特色”了。

　　诈伪过多，如履薄冰

　　金锡萱先生，这位现年59岁的西弗吉尼亚大学博士、前美国农业部微生物防治病虫害中心部门主任，一年多前回家乡成都，投资200万元，办起了以生物保鲜剂为主要开发项目的公司。现在，他正感受着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挫折。

　　他的伤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投入和回收的不成比例，二是国内农药市场具有他归国前无法想像的不诚与无信—

　　成都依柯公司总经理金锡萱博士：

　　我的保鲜剂产品好，来的订单也多，但我不敢发货。原因在哪里？一是我没功夫去讨债，二是我没功夫打官司。

　　我刚刚收到湖南省岳阳市的订货单，要2号保鲜剂1500公斤，1号500公升，小袋10万袋，总共仅8.8万元的货。人家要先卖了再给钱，但我不敢发，怕款收不回来。迄今我已发出价值10万元的货了，但只收回3万元钱，这就是前车之鉴。

　　这事太伤脑筋了，在美国不会遇到。那些买家没有信誉，没有商业道德，他们把我们的人骗去，不是商谈业务，而是先请你吃喝一顿，再问要不要小姐，然后就欠你的钱。我们2002年的订单有200万，但我们不敢吃这个馍馍，我们经不起别人坑。

　　现在，我们的产品已进入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但在中国大陆就是举步维艰。

　　记者按：也许不是中国人特别缺乏诚信，而是刚进入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人，特别缺乏市场经济中的规范，以及对这种规范的有效监管。

　　当诈伪泛滥，企业就不得不增加鉴别、拣择的成本，若这种成本过高，则放着现成的买卖也无法交易、无法动弹。美国归来的金博士的企业又是这样的一个现成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分析，金博士经营业绩不佳是他事事循美式作风，尚未“本土化”，昧于“潜规则”，没有组建一支灵活、擅长“勾兑”的营销团队的缘故。

　　创业门槛还是太高

　　不久前，国家某机构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制约中小企业创业的诸种不利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缺乏资金的问题。目前，国内在风险投资、银行贷款等方面对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仍然太高，中小企业几乎都对此不存希望。

　　另外，如何减轻高科技企业进口科研装置的关税，使之同正规科研部门享受相同的待遇，仍是诸多创业者需要得到合理承诺的事情。

　　成都加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杨钊硕士：

　　为了办公司，前期大家自筹了100万。所有银行都不肯贷款，因为我们没有财产可抵押，我们有的只是软件技术。

　　在这个艰苦创业阶段，资金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最大问题。我们现已通过高新区，申请科技创新基金。本园有三四十家申请，但估计只有一两家能申请到。因此，希望是很渺茫的。

　　当然，高新区尽了最大努力来支持我们。支持了我们有偿贷款70万，但这还远远不足。我们跟企业、风险投资都接触过，寻求资本支持。但他们都追求立竿见影式的回报，短期看不到明显效益，就都不愿意投。

　　但话说回来，很多投资者只懂经济，不懂高科技，他们来，往往会改变你的方向。上市公司与高科合作，说白了，是炒你的概念，在股市上捞一把，不会真正关心你的研究和开发。

　　高科技开发初期，需要大量投入。加拿大、美国的高科技，最初都是国家来扶持的，即托儿所是国家来办的，一旦成熟，国家就可管理了。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做得不足。四川金科成地理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金石：

　　为了跟踪世界最先进的高科技产品应用技术，我们公司今年年初就与美国公司合作开发人工智能芯片应用产品，用于智能交通、民航管理。但仅购买一只价格为2817美元的智能芯片，就要交纳约10%的关税和17%的增值税，超过7000元人民币。为了科研，我们需要进口很多这种芯片，高昂的附加费，给开发带来了很大困难。

　　我曾问海关为什么要征收这么高的税，海关称，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申报后可以免税，而我们是企业，而且是民企，所以没有资格免税。我们是搞高科技的，却不算科研单位，真是荒唐。这种政策是不是太保守了？

　　记者按：风险投资在美国硅谷和台湾新竹两个全球最大的高新科技园区的壮大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中国大陆，风险投资刚刚起步，也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相关资料显示，国内已转化的高科技成果中，转化资金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拨款占27%，风险投资仅占2%多一点。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还没有真正的“高新企业孵化器”。

　　而要建立一个鼓励风险投资的金融体制，政府就得通过制度创新，建成以市场建设为核心、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投资机制，同时，在信贷、税收政策方面给中小企业创业者更多扶持。

　　结语：不能取代的信心

　　海归派创业者在创业园外遭遇的困惑，其实也是本土创业者早已在承受的现实。

　　我们是应当劝海归派“调整心态，跟上现实”，还是应当改变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为所有创业者缔造一个更合理的、合乎全球化潮流的创业环境？也许，不能太简单地做出二选一的判断，因为，我们已置身于一个更开放的系统之中，政府、企业、个人的角色都在成长、变化，并且互相塑造。

　　关键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态。在此心态下，所有的抱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可以找到它能够推动变革的建设性一面。我们发现：抱怨并没有损坏创业者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听说哪位创业者在“打退堂鼓”。几乎所有创业者在抱怨之后，都表示有信心将企业做下去。他们的信心来自于一个基本判断：一切会变化，而且会向着好的方向变化。

　　我们发现，成都创业园正体现着从管理向服务转化的“标本政府”形象。这也是很多海归创业者的信心之源。据说，创业者对园区的最高评价就是：“平时感觉不到创业园的存在，遇到麻烦就会想起你们。”很多创业者是把目前园区的气氛，想像成未来整个国度的创业环境。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各级、各地政府是否都能实现从“官员”向“服务员”的转变？我们的国家，能否成为一个巨大的创业园？如果创业园的作用仅仅是将外部的环境衬得更糟，那可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本意。

　　也许，当创业园与非创业园的界限消失的那天，也就是“海归”与“本土”的界限消失的那一天，今天的困惑在那时会烟消云散。面向广大的国土，我们会说，这是一片开放的乐园，它属于一切热爱创新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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