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黄海川

　　王辉耀的“新华商”

　　《经济观察报》：您是做商务和项目咨询及网站的，为什么现在又大力推广“新华商”？

　　王辉耀：“新华商”一词最先正式提出，可能还要追溯到我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书《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不久前，我又出版了《新华商之路——打造新一代中国工商精英》一书，在这本书中，我比较详尽地阐述了“新华商”这个概念。为什么说是“新华商”？我认为这是把中国的或华裔的新一代商人放在一个国际化的大背景中来考量的结果，是中国商人国际化的需要。

　　这个新的提法始于我1997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第四届华商大会时所萌发的念头。那次我发现参加华商大会的代表们越来越年轻，而且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越来越多。我觉得老一辈的华商历经各种艰辛，有的文化程度还不高，创业相当不容易；新一代的华商不同于六七十年代的华商，后者有相当大一部分在当时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大，只局限于一些小型的企业、作坊或餐饮业等，而且活动的区域和空间十分狭小。当然，老一辈的华商中也不乏优秀的代表，特别是在香港，出现了像李嘉诚、包玉刚、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曾宪梓等一批优秀的老华商代表人物。不过，这一批优秀的老华商，也开始面临又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具有东西方文化背景的下一代新华商来接班的情形，比如李嘉诚的两个儿子李泽楷、李泽钜就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受教育及工作。我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时，李嘉诚就曾经把他的儿子送到该银行学习；郑裕彤的儿子也在我念博士研究生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Ivey商学院获得MBA学位。

　　由于中国传统上的重农轻商，再加上中国许多年来实行的计划经济，中国本土化的老华商先天不足，没有施展的机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人。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涌现了大批的新华商。而众多的新华商包括了近年来回国创业的一大批留学生企业家，也包括了在国内受过良好教育的、在国内商业市场闯出一片天地的年轻企业家，同时还包括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私营企业家、三资企业主管、外企首席代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一批年轻而知识文化素质高的新型企业家等。除了企业家和创业型人才外，新华商还可以涵盖更为广泛的商业领域中的人才，包括职业经理人及法律、金融、财务、管理、咨询、网络、公关、房地产、第三产业等多方面的人才。

　　任何涉及商业和经贸及企业领域中的优秀人才其实都是在从事一种商务，都是国际统一的称呼：Businessmen，都可以纳入新华商这个阶层。而和大部分的老华商不一样，新华商具有许多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个阶层是在中国逐渐壮大的一个阶层，正在中国的经济和工商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都还比较年轻，会对中国未来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1世纪的经济已经是全球连线的经济。中国的商人和企业家要把自己放到国际化的背景下。以前我们称海外的中国商人为“华商”，而现在中国本土的商人也是在海内外运作，面对“美商”、“英商”、“日商”等，也可以是“华商”，而且在日益壮大。

　　中国加入WTO，急迫需要为中国的商人正名。中国本土的华商和港澳台华商及海外的华商都应是一样的称呼，都是同等的，这是WTO的需要，也是国际化的需要。给中国的企业家或商人划成份的时代应该结束了。但是，很多人的头脑里还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还是习惯于把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个体企业家、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还有什么海归派、本土派、山药蛋派，这样五花八门的说法不利于新华商作为一个阶层的成长。而且，许多新华商本身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定位，没有从这个更高的定位上去要求自己、提高自己，更多的是各扫门前雪。而提出和推广新华商概念，让全社会促进其发展，让新华商本身更自觉地肩负起重任，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竞争力。这也是中国商人和企业家与国际接轨的具体表现。在国际上，商人就是Businessmen，没有什么别的称呼。改变观念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我感觉您最初的动因含有很高的社会责任感。但是，作为生意人，如果过于崇高，反而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因为商人很少有活雷锋。因此，我们想了解的是，推广新华商概念或者写书，对您的咨询业务有没有帮助？

　　王辉耀：人和人之间是不完全一样的，商人和商人之间也一样。我的确是一个商人，但我首先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社会责任心是做商人的基础。因此，我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结合。除了写书以外，我还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做兼职教授，也推广新华商概念。另外，我们还出资捐款成立了加拿大使馆-王辉耀学校，为的是帮助更多学生能在更好的条件中学习，也是培养未来新华商的一种体现。

　　当然，我推广新华商概念，对生意也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两者可以相辅相成。我呼吁的结果可能是，新华商阶层总是需要人出来归纳、总结或引进思考，或进行呼吁，我希望为他们做些事情。而我做的业务是商务和项目咨询，包括把国内项目介绍到国外和把国外的项目介绍给国内企业，服务对象也包括新华商。效果应该是积极的。

　　《经济观察报》：就我理解，“新华商”更大的意义似乎在于，面对入世，商人需要一种全新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那么，新华商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王辉耀：我的概念里，新华商有五个特点：

　　第一是国际化，这个人是否出过国、留过学并不重要，但一定要有国际化和全球市场的观念及眼界。据媒体报道，山东一个老农，靠互联网把花卉生意做到国外去了，这样的人我认为就是新华商。打开大门，别人可以进来，我们更可以出去。第二个特点就是流动性要大，不局限于一个地方。我特别看中这一点。日本商人、犹太商人都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哪里有生意就到哪里生根。而我们华人就差多了，老一代出国的人许多是迫不得已。现在，市场是全球化的，所以新华商的活动范围至少是全国化的。第三是知识型，新华商起码受过一定的教育，这样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有其立身之本。现在靠经验办事已经不灵了。或者像改革开放初期一夜间暴富的一群人，他们利用关系寻租，打个价格差，这样起来的一批商人，我没有算入新华商的类别。我倡导新华商的概念是和老华商相对应的。第四是要有市场经营的观念，不是靠批文和垄断来挣钱。新华商必须在市场经济中产生，计划经济是没有这种商人的。最后一方面就是基本技能，作为新华商必须有基本的技能，像上网、熟悉现代企业管理、外语等等。

　　新华商王辉耀

　　《经济观察报》：我注意到，您在推广新华商的时候，更多地用亲身经历去说明问题。而且，很多媒体也称你是新华商的代表之一。但是，我感到比较疑惑的一点是，您2001年中以后在写书、演讲、当兼职教授等方面花了不少精力，上面提到的新华商条件似乎更加符合2001年以前的您，请问，您现在的主业是什么？

　　王辉耀：仍然是国际商务和项目咨询。我担任董事长的公司有三个——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中国项目网。业务也可以依此分为三大块：

　　第一块是帮助国外企业到中国发展和投资，主要由加拿大亚加国际集团承担。这块业务时间比较长，也取得了不小的业绩。其中，1994年11月，我抓住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访华这个机会促成加拿大政府支持三峡项目，使得中国三峡总公司与加拿大AGRA及AGRA MONENCO公司有关兴建三峡工程管理系统备忘录的签字仪式在克雷蒂安和中方有关领导参加下顺利签署。该项目管理系统是中国有史以业最大的项目管理系统，将利用加拿大政府提供的3000万美元贷款。同时，加拿大总理更明确指出加拿大政府支持三峡工程，成为西方世界支持三峡工程的带头羊。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西方七大国对三峡工程打破沉默，纷纷表示愿意向三峡工程提供政府和出口信贷。当然，除了三峡项目以外，亚加还参与了中国不少其他项目上的国际合作，参与了很多的项目。第二块是网站。我们的中英文“项目网”“SinoProjects.com”带了很多公司到中国来做项目，中国企业也可以从上面了解怎样走出国门的许多信息。项目网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项目网站之一，其英文项目网站介绍中国项目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第三块是我们比较重视的一块，即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向国际，开拓国际市场，迎接中国后WTO时代，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大趋势。由于我们对海外市场等比较熟悉，也有很成熟的商务网络，而国内企业越来越需要到海外发展，我们的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负责拓展这块业务。

　　至于写书，只能理解为新华商作为复合型人才的表现之一，是社会活动。

　　《经济观察报》：但是您的书影响很大，感觉已经喧宾夺主，而且听说您还要继续写书。

　　王辉耀：的确，第一本书《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再版了8次、发行将近10万册；第二本书《新华商之路——打造新一代中国工商精英》也印了3万册，还要加印；第三本书马上就要出来。我基本上是每年出一本书，有人说产量比一些专业作家还大。我觉得应该重视一些理念和新观念的推广，其实改良土壤很重要，不要光挖坑种树。

　　《经济观察报》：写这么多书哪里有时间去管理企业？

　　王辉耀：生意会有其他老总帮助打理，而且，我受过研究生的训练，也熟悉写作。更重要的，我写书主要选在夏天放假客户不多或不忙的时候，一般只用2、3个月。写作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生活不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有时间静下来梳理一下思路，总结一些理性的东西，应该使生活多元化一些，而不是一味地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

　　《经济观察报》：前一段时间您对外的头衔更喜欢用“中国项目网CEO”，现在网站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大好。

　　王辉耀：以前是因为网站比较新，需要更多的重视！我现在主要用“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董事长”这个头衔，名片的正面就是这个公司的名字。但是，网络依然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经济观察报》：您在经贸部任过职，是我国大陆最早一批获得MBA学位的留学生，也在国际跨国公司当过高级职业经理人，也是当代少见的“黄皮肤的西方外交官”，被称为跨世纪的知识型新华商，但是有人认为您之所以能够拿下三峡这样举世瞩目的项目，主要还是依靠您在做外交官时积累的资源，是这样吗？

　　王辉耀：不完全是。我出国之前就做项目，出国以后又是在大的项目公司做项目，所以在做项目方面，从发现到追踪到融资，到投标，到策略，到谈判，一系列过程都很熟。当然也得益于我的大公司背景，得益于政府官员和外交官背景。

　　《经济观察报》：这种背景的帮助有多大？

　　王辉耀：三七开。七分靠自己。大环境再好，自己不努力也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但也有人认为没有这个三分的话，您是拿不下这些项目的。

　　王辉耀：当然，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自己的经历本来就是新华商的技能之一。

　　新华商时代

　　《经济观察报》：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李希霍芬曾经说过：“有两个公认的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犹太人经商的闻名是中国人也承认的，但是，中国人对自己在商业方面的地位似乎没有那么自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辉耀：华人的确是最具商业头脑的民族之一，但是，中国的商业文化和精神一直受挫于那个“君子不言利”的古老传统。所幸的是，在西方经济江河日下之时，中国大陆成了一匹奔跑而来的经济黑马，驾驭这匹黑马的骑手正是新华商，他们给当今世界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不知不觉中，正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经济势力。中国在海外的华人有5500万人之多，遍布世界各地，根据伦敦《经济学人》周刊的估计，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包括香港和台湾)所持有的流动资金总额高达2万亿美元，是现在中国本土国民生产总值的两倍。

　　《经济观察报》：能否这样认为，新一代中国工商精英要在新华商中间诞生，未来是属于新华商的，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新华商时代”？

　　王辉耀：没错！新华商阶层正在崛起，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阶层。

　　《经济观察报》：那么，能否概括一下新华商的时代特征？

　　王辉耀：这个问题实际上前边已经谈过。归纳一下大抵有以下要点：知识性、国际化、流动性、熟悉市场运作、掌握多项技能、大批进入金领阶层和领导阶层。

　　《经济观察报》：能否预测一下，新华商大概在未来的哪些方面大有作为？

　　王辉耀：第一是充当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接轨的桥梁；第二是充当新生经济的传接者。高科技、新经济、全球化改写了游戏规则，中国企业领导人的“英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接下来是新华商时代、职业经理人时代、MBA时代，中国企业将不可避免地由新一代的企业领导接棒，知识性、专业性、国际化、年轻化将会是新经济和传统经济接轨的重要因素；第三是充当创业浪潮中的尖兵；第四，一个高能量的新华商不仅能带来资金，还能发现和引进先进的技术，同时他们本身又投入到经营管理之中，成为很宝贵的人才资源；第五，涉身管理咨询；第六，带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应该说，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主要是停留在对外承揽工程和劳务输出等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还应该积极开展到海外的投资，占领海外的市场，创建中国的全球化公司，这一重任落在了新华商的肩上；第七，打造中国信用经济。市场经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信用经济，中国的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实际上就是信用的建立和再造，可是，在目前中国经济中，信用危机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安全，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华商必然要肩负起重建信用体系的重任；第八，利用专业知识带领更多的企业上市。另外，由于新华商的专业性、知识性、国际化、规范化，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方方面面都占据优势，大有可为。

　　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的工商精英会逐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军力量，会给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影响，会在商务大潮中崛起，成为经济社会的主流。新华商们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催化剂，是坚固的桥梁和纽带，是新经济的推动者和传统经济的结合者。新华商的商务舞台已不再是拘泥于一地，而是跨越省际国界，跨越整个东西方。新华商们将成为新的创业大军，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的耕耘者和传播者，他们会提升中国企业的进步，推动中国企业的革命，会带来新思维、新观念和新价值。总之，新华商们正在成为或终将成为中国现在和未来企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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