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宁 步艳红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前沿理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完善。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对发达市场经济最新发展历程的规律性探索，也反映了近十几年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主要学术成就。

　　一、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

　　当你在“二手车”市场上进行交易时，你可能总是不放心，总想多了解了解市场的行情。为什么？这就是在市场上经常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近期被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就是为了表彰他们从70年代就开始的在“使用不对称信息进行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报说，阿克尔洛夫的贡献在于,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甚至可能使劣质的二手车挤掉优质车市场。斯彭斯则揭示了人们应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更多信息来谋取更大收益。斯蒂格利茨为掌握信息较少的市场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提供了有关理论。三位教授的分析理论用途广泛，既适用于对传统的农业市场的分析研究，也适用于对现代金融市场的分析研究。同时，他们的理论还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信息经济学自60年代产生以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它旨在研究不完全、特别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安排来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以确保“可能的”交易顺利达成，从而实现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或至少对其中的一方有利，同时又不损害另一方利益的“合作剩余”。

　　任何理论的创新都是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其实，早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斯蒂格勒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其中对信息的价值及其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获取信息要付出成本，不完备信息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斯蒂格勒还因其在该领域的研究而获得198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美国的维克利(1996年)教授和英国的米尔利斯教授(1996年)还在不对称信息的前提下，延伸出了委托-代理理论。他们把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称为代理方，另一方称为委托方，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把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为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得到了高度重视，其中的约束-激励机制正被广泛应用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当中。

　　博弈论，简单地说，是研究多人决策问题的理论。传统理论是在价格、收入一定的前提下，研究如何使效用最大化，而经济博弈论认为，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相关各方只能猜测其他方掌握的信息或可能做出的决策，以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因而各方都有自己的策略组合，这就是博弈论的主要内容。所以，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其中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该理论还在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混合博弈、超级博弈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美国经济学家纳什(1994年)、海尔萨尼(1994年)和德国经济学家泽尔滕(1994年)为博弈论的完备与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新制度经济学

　　传统经济理论往往在假定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展开研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因素时，关注市场与政府规制的关系，突出制度分析、动态分析和整体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还突破了“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首先把人看作“社会人”，并以此来解释人的行为和分析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弊端。

　　美国经济学家诺斯(1993年)纵观西方经济史，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度及其创新。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了制度对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作用，只是西方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是在既定的制度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的，而现在，他们越来越发现应当将制度作为内在变量来研究经济现象。诺斯用产权结构的激励效应揭示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并研究了制度效率的决定问题。他认为，有效率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明确产权，从而形成一种激励，以确保经济活动的效率。

　　现在，人们已日益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首要条件就是产权清晰。芝加哥大学的科斯(1991年)教授提出：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资源配置的效率结果与产权制度的安排无关；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产权制度的界定或安排就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发生作用。在经济生活中，市场主体间交易成本巨大，企业作为一种组织的出现，就是一种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要保护一片草场免受羊吃草的破坏，如果它的归属不确定，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是徒劳无功或代价昂贵；但如果把草场的产权归属确定下来，即使出现羊吃草的现象，草场主人和羊的主人也会以最低的交易成本达成协议。产权清晰对于市场经济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确定和实施规章的约定，力图降低社会内部交易成本，增进社会经济体系的效率。以往的经济理论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正是科斯，“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通行的意义”。

　　时下，人们一提起官僚腐败，就会想起一个新名词“寻租”。由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1986年)、缪勒等人开创的寻租理论，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内容的重要方面。公共选择学派把国内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拓展到以往被经济学家视为外部因素而由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因为在现实中，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总是互相联结的，政治过程中的权力因素往往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之中去，干预经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在此前提下，很多人会力求借助于权力因素设立垄断、限制、特权以谋取个人最大利益，即获得租金，这就产生了“寻租”行为。这种思想似乎与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这一论述的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处。寻租理论拓展了人们对经济利益关系的认识，有利于深化人们对“政府失败”现象的认识。这些观点应该说对我国当前推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与期权理论

　　随着金融领域的迅猛发展，由金融风险带来的金融震荡以至经济危机，迫使经济学家们开始研究各种预测和规避风险的办法。美国纽约大学的马克维茨(1990年)教授所开创的、在不确定条件下理性投资者进行资产组合投资的理论和方法，与斯坦福大学教授夏普(1990年)所建立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方便快捷的预测风险和确认价格的方法，也为分散资本市场风险，评估风险和收益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哈佛大学教授默顿(1997年)与斯坦福大学教授斯科尔斯(1997年)研究的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式，可以说是近20年来金融经济领域中最为重大的突破和最卓越的成就,它不仅为金融衍生市场近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在经济生活多个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期权是作为一种避险工具诞生的，但从实际意义上讲，期权是一种客观的选择权，是指持有者通过付出一定成本，获得在今后一定时间处置某项财产的权力。从古至今，期权无处不在，特别是在投资和经营领域，人们目前的决策总会影响未来的选择及其收益。因此，研究期权理论具有非常大的应用价值。当前，在我国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中，引入了股票期权制。随着市场和法律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它将在企业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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