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采访对象：北京四中校长 邱济隆

　　采访手记□本报记者童辰

　　读者可能奇怪，一张经济报纸，怎么会拿一个整版来写一个中学校长呢？

　　邱先生也有些奇怪。

　　我和我的一些同事不奇怪。谁敢说教育与经济没有关系？不但有关系，而且是大大地有关系。

　　具体到每个人，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和我们的行为方式，都能找到过去的经历和所受教育的影子。不过，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叫着教养。

　　到我比较懂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学习的年纪，大把的时间冤枉地花费了；比我更不幸的，有的人至今还处于蒙昧中。

　　更加重要的不是知识，还有德行。用邱先生的话讲：“德育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要成就大事，没有德行是不行的，可是不少优秀的人，就是因为在最可以塑造品性的时候，被弄脏了，后来要么成不了大器，要么走向了极端的利己主义。而这些，跟人类的整体利益，都是相悖的。个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群体的贡献，这个观点，年纪越大，越发现它不是胡扯。

　　选择邱先生，因为他是四中的校长，而且是把四中很好地发扬光大了的校长。而四中，是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

　　在我的心里，中小学老师比大学老师，是更伟大的。

　　在我的心里，邱先生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中的脊梁。

　　选择四中，还因为一个我对其人格很看重的朋友，他的孩子刚上了四中。他说，在新生入学教育上，他哭了。“校长讲做人，副校长讲做人，管教学的副校长还讲做人。”他认为抓住了根本，孩子放在这里，心里是踏实的自豪的。

　　能让我这个很有些学问和见地的朋友这么推崇，四中肯定是很有些道理的。

　　四中的实践也说明了，从做人抓起，孩子的学习自然就上去了。

　　邱先生的一句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做老师做校长的，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对孩子的一辈子负责。这样育人路子就不会走歪。

　　庄子有个比方：治大国如烹小鲜。在跟邱先生说话的时候，我就感到，如果拿他治理学校的办法比照管理一个企业，一样可以得到很多的启示。

　　这两年，我的工作主要就是跟一些了不起和比较了不起的人物聊天。自己于是也感到长了不少见识。但是同时增长的还有忧虑，对比小时候的蓝天绿树，小鸟鲜花，尤其是听说连山西在八十年代许多地方也不乏青山绿水的时候，对于不断增加的繁华和富裕，就很不激动了。让人忧虑的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唳气和冷漠，我想这些恐怕不是人类文明和进步所需要的。

　　应试教育在扼杀了人的创造性和生活趣味的同时，好像还破坏了让集体、国家或者更大范围内的人群永续发展的合作精神。

　　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呢？

　　名家访谈

　　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是，学校曾经出过一些非常开明的校长，他们有着比较正确的办学思想

　　邱济隆：满清末年，开始有了这所学校。建校近百年来，四中成为一所名校，在全国、在海外都有了一定影响。

　　四中能成为一所名校，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我认为是，学校曾经出过一些非常开明的校长，他们有着比较正确的办学思想。我所认为的正确的办学思想，就是它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和发展规律。像我们的首任校长王道元——不是一建校时的校长，开始建校时叫校监。首任校长在辛亥革命后。他给四中学生定的目标，就是上清华、北大。

　　尔后在1925年到1940年期间，我们有个校长叫齐树耘，我看过很多资料，即使搁到现在，他很多教育观点都还是正确的。

　　记者：比方说呢？

　　邱济隆：比方说他对学生做人的要求，他对学生开展课外活动的想法。他认为学生参加社团活动是为他们走向社会铺了一个台阶。他非常重视体育活动：一是要让学生学习体育方面的知识，二要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第三，培养学生良好的健身习惯，让他终身受益。

　　像这样的一些思想，对四中成为一所名校，培养高质量的学生，都有着长远的影响。

　　所以，四中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成为了这样一所名校。

　　当然，光校长有一流的办学思想还不够，你还得有一流的教师，你要有一流的学生。

　　学校是干什么的？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我觉得四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用我们自己的话讲，就是要把坚持弘扬四中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相结合。

　　回顾解放以来我们在教育上所走的许多弯路，我觉得关键就是不能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继承传统，忽视了改革创新；或者当我们强调创新的时候，又把传统给丢了。我们还有很多好的传统，是别的国家要向我们学的。

　　记者：比方说？

　　邱济隆：比方说，我们强调严谨，我们四中要求干部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教风，学生要有严谨的学风。什么时候，严谨都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松松垮垮是做不成任何事情的，我们教师备课，个人备课、集体备课，都有规范化的要求的。

　　再具体一点，学校是干什么的？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是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不管你在学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根本的问题是育人。

　　我们有时候跟家长发生一些冲突：“啊，我送孩子到四中来就是为了念书的。”我说你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学校的任务是育人，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健康成长，成为有用之材、栋梁之材。

　　育人，首先要教会学生怎么做人。因为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是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我们要抓好这个时机。

　　古今中外都懂一个道理：英才，要通过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出来

　　通过多年的实践，我们形成了以集体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德育层次体系。

　　我觉得德育大有文章可做，其关键在实效性，而实效性取决于科学性。你办一件事符合客观规律，必然就有实效；你办一件事情不符合客观规律，必然没有实效，或者你费了很大力气收效甚微。

　　我们四中提出的德育层次体系，1998年第三次全教会也提出来了。我们推出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内容的递进的德育层次体系。

　　四中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我们强调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养成教育。我非常欣赏叶圣陶先生的一句话：什么叫教育？教育就是培养希望。叶先生讲的希望，包括良好的人文明行为的希望、道德的希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健身习惯、卫生习惯。我们中学小学是打基础的。如果全国中小学都能形成这样的共识，至少让学生形成良好的文明健康的习惯、学习的习惯。我说，这对中华民族，是个了不起的贡献。

　　英国哲学家洛克讲过一句话：一个人的幸福往往归功于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

　　你琢磨琢磨，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有的人有自学的习惯，有的人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一个好习惯一旦养成，终身受益。但是一个人一旦养成坏的习惯，终身受害。

　　古今中外都懂一个道理：英才，要通过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才能培养出来。

　　美国，最标榜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培养精英的学校，都非常清楚：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像西点军校。

　　刚才你提到，家长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要求你的孩子啊？我们学校有173条校纪校规。入学，我们每个学生发两本书，一本叫“黄皮书”，一本叫“蓝皮书”。“黄皮书”就是学生手册，包括我们的校纪校规；“蓝皮书”就是四中优秀学生的青春曲，都是在校学生的典型事迹。让你去看。一个，你要向这些学生学习；一个，你要遵守校纪校规。

　　现在有人说我们民族的素质差，人家外国人首先看到的是我们一些人恶劣的习惯，乱丢废弃物呀，随地吐痰啊……对不对？

　　记者：为什么那么坚持要采访您，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中学教育比大学还重要。

　　邱济隆：这是我们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情感不是空的。我们提出来，要关心同学、关心师长，这都不是空的吧？进而关心学校、关心国家。

　　我认为爱国主义思想的基础，在于他有爱国的情感。它不是一种纯理念的东西。人有了这种情感，他的信念才会扎实可靠。

　　你连周围的人都不爱，你能爱国？

　　记者：情感这东西光要求怕不行吧？恐怕得培养。

　　邱济隆：对，就是要培养。通过我们一系列的活动，去启发去培养。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现在，我觉得情感淡漠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学生，他知道家长该照顾他，要他去关心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去做。这样的人，到社会上怎么行？

　　给你举个例子。我们过去搞过调查，发现学生对家长了解甚少，让他们写家长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家长主要干什么的，有的都说不清啊！你要问他生日，他更说不清楚了。你要问家长呢，对他们的孩子清楚极了。

　　甚至出现有些学生看不起自己的家长。

　　你周围的人都不爱，你能爱国？

　　我参加过有些班会，深深被打动。我觉得能打动人的班会就是好班会。

　　我们让家长给孩子写封信，他们的15到18岁是怎么过的？你给孩子说说，让孩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去读它。

　　记者：这招挺好。

　　邱济隆：我都流泪了，孩子更甭说了，一边读一边哭。

　　我们组织学生到社区为五保户这样的人群去服务，让他们为交通岗服务，接触社会。

　　我觉得反对学生追星是没有用的，问题是，你得引导他追什么样的星

　　第三个方面，我们进行的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第四个层次是政治方向和理想的教育。

　　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刀切，你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我刚才讲到的养成教育，这是最基本的，每个学生都要求做到，然后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来。

　　我们开学典礼，把贾庆林书记都请来了，请他讲话。为什么？我觉得反对学生追星是没有用的，问题是，你得引导他追什么样的星。

　　刚才我提到做人，首先得按照这个德育体系来。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很难想像，有的人在这方面很差，学习能够非常好。

　　因为这里面有个动力系统的问题，有个目标的问题。

　　教学要求越高，教学质量就越高，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

　　当然，除了做人，你刚才提到，我们怎么样为这些人才的成长，给他铺垫？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就着手以改变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因为解放以来——你刚才谈了，我们教育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是用一个模子来套这种培养人才的模式。反正就是一套课本、一种内容，不管你是什么材料，我都通过一样的机器加工，出标准件。

　　但是，现在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观念。

　　记者：就是因材施教。

　　邱济隆：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提出，建立多层次的教学体系。

　　记者：八几年呢？

　　邱济隆：从八三年开始。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很多人是反对的。

　　我们把我们的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

　　先不说必修课。我们选修课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文化素养，决不能和高考挂钩。我们开了几十门，包括形式逻辑、生物工程技术、美学、美术技法……很多很多。

　　活动课，除了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军训外，还有三类：学科类，比方说数学，尖子要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艺术类，我们有器乐、合唱；体育类，我们有各种球队和俱乐部。

　　我们的想法，活动课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所以桥牌、交谊舞都进入我们的课堂。

　　必修课，我们也是分层次教育，A、B、C。比方说我是高二(1)班学生，上外语我可能是A班，数学我可能是B班的。

　　我们一位特级老师刘先生讲得好，就是要让能走的走，能跑的跑，能飞的飞。

　　记者：您讲的这些东西所以能实施，是不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就是四中进来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邱济隆：我觉得，不是优秀的学生更得因材施教。

　　记者：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讲，升学还是第一目标。

　　邱济隆：就是怎么提高升学率。我有我的看法。高考是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怎么能不要高考质量？

　　问题是，你怎么去提高？有人认为，教学要求越高，教学质量就越高，这是极其错误的观点！教学要求得恰如其分，才能使教学质量最高。比方说，你是60分的学生，我整天给你讲100分的题，你就会做了吗？不见得吧。我就针对你60分的水平讲。高考同样啊，有的题目150分，我不要你拿150分，你拿120分，行不行啊，5科就600分了，就很不低了。

　　记者：是，把普通的东西掌握好，也就够了。

　　邱济隆：是啊。我觉得越是因材施教，越是各得其所，越能提高教学质量。

　　我们的必修课，那要严格限制时间啊。我们四中，包括军训和活动课，我都不利用假期。

　　记者：您的做法印证了我一个想法：只要教得得法，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时间。

　　邱济隆：对。所以根本问题，就是我们教师对学生到底该怎么看，你有正确的学生观，教学效率就越高，启发性就越强。

　　我说我们当校长的当教师的，得对学生一辈子负责

　　记者：有些老师根本不懂教育的本质。

　　邱济隆：是。所以改革之初有人就找到我：老邱你要干什么？四中过去高考本来就不错，你改革以后，高考分下来怎么办啊？

　　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我说我们当校长的当教师的，得对学生一辈子负责。你为学生办的事得着眼于他一辈子。从一时一事出发，我们良心要受到谴责的。我说，有的校长把学生作为个人获取功名的本钱，那肯定成问题了。我说，着眼于学生长远发展，高考分掉下去几分我也认。

　　但事实上，高考分不但没掉，反而上去了。

　　好多电视台的记者来问我，邱校长，你有什么秘诀啊？你们成绩越来越好，拉第二名的差距越来越大，重点大学达标率95%以上，进入清华、北大占毕业生人数40%，好多年50%……

　　我就说，我的观点，一个人关键是他的思想，他要是一个上进的思想，他样样都会好；他要不上进，他样样都好不了。

　　有一次，一个领导来看我们的体育达标测试——我们的体育达标在全国都是最高的。

　　当时，他很不理解啊。

　　家长老师有件事得想明白了：书是学生自己念的，谁也代替不了。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谁也阻拦不住。

　　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的学生回来跟我讲“十四小时法则”，对他来讲，一天学15个小时都不多，为什么？是他自己要念，他能得到乐趣！把学生调动到这个程度，就成功了。

　　当他不愿意的时候，你逼着他干，那是沉重的负担。这正是我们教育失败之处。

　　记者：没错。

　　干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乱提口号，这是违背育人的客观规律的

　　邱济隆：现在有的教育，从小就把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都扼杀了，这是我们教育的悲剧，他没有感到乐，只感到苦。这谁能坚持啊？

　　有时候我跟我们的老师讲，我说你要换个角度：如果你是公司老板，你喜欢用什么样的人？拨一拨动一动的人，分再高，你能用他吗？

　　作为一个校长，要用现代的教育观念去统一教职工的思想，再落实到工作中间。

　　教育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效果的，所以我觉得，干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乱提口号，这是违背育人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就认准一个方向，踏踏实实。所以人家让我谈改革，我说，改革是改弊端，好比去看大夫：瘤子可以割掉，好的东西你可别动啊。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倾向，形式主义泛滥，简单否定过去的一切。比方说，讲美国，有些地方体现了现代教育观念，我们应该汲取；但是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汲取；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必要汲取。有些东西，由于双方文化背景的差异，就是学，也不能照搬。我说，邓小平伟大，就在于他把一种思想找到了一个现实的切入点。

　　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你怎么把这些东西慢慢变成大家的观念，变成大家的认识

　　记者：也就是说，1983年以前，四中虽然有名，但跟同是全国重点的兄弟学校是差不多的，没有显得特别突出？

　　邱济隆：对。

　　记者：这几年四中声誉鹊起，应该说，是因为咱们做了一些改革？

　　邱济隆：对。就是我们在教育观念上教育理念上，要超前一点。比方说我们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到现在全国开始搞，我们先走了一步。比方说德育层次体系，我们搞那么多年了，第三次全教会开始提倡。到现在，我们刚开过会，关于创新精神的培养，这又是一个新的教育观念。

　　我觉得一个好校长，就是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

　　记者：一个学校要搞好，好校长的好教育学思想还要变成职工的想法。

　　邱济隆：对。我觉得这就是校长最主要的工作。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你怎么把这些东西慢慢变成大家的观念，变成大家的认识。

　　记者：要让老师好好干，光有好的思想还不一定够，四中老师待遇怎么样？

　　邱济隆：中上水平吧。

　　记者：应该是上等吧(笑)，我的朋友同事给我的信息，四中差不多是全国最好的中学。

　　邱济隆：他们都那么说，校长们开会，他们都管我叫“NO.1”。

　　但是我觉得，全国有很多学校办得很好。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经验也值得四中学习。刚才我接待的上海中学校长，那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我跟他们接触中在不断思考，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队伍建设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机制

　　就四中来讲，队伍建设是非常关键的。我老谈一个观点：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业务建设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根本。我觉得队伍建设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就有利于你向上。我觉得这是咱们国家目前一个有共性的问题。

　　记者：没错。

　　邱济隆：你应该干什么，你不应该干什么，这些当然也重要，但是你应该让每个在岗的人都拼命去学一些东西，拼命去干一些东西。

　　我们学校比较早地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并且我看出来了，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利于形成一个人人向上的机制。干得好的就应该重奖。

　　记者：重奖到什么程度？

　　邱济隆：相对来讲很高的。

　　记者：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3万5万？

　　邱济隆：3万5万我们还到不了。比方说论文获奖可以奖励5000到1万。

　　再比方说，外语教师，我全部都出国培训了。非外语学科，我也联系了美国的一些大学，现在也轮流在那培训。

　　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要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就希望在这个岗位上做出自己的一番贡献。我们当校长的就要铺路搭桥。我公开这样和年轻老师讲。

　　记者：整个国家都缺这样一种东西。从一些国家的情况看，你如果让老师尤其是中小学老师的地位比大多数职业都好，国家发展的长劲就有了。

　　邱济隆：是这样的，你要让他在这个岗位上实现自身的价值。我们有个博士生，在这干了好多年了，他没有觉得自己屈才啊。他现在是校长助理，主管我们学校的教育科研和教育技术，这都是他最拿手的。

　　我们学校还有一批硕士生。

　　记者：现在四中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人才的富集效应，大家都想，到四中来，没错的。但是听您讲，好像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吧？

　　邱济隆：对。

　　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教界或者在北京的圈子内部形成了这样一种倾向？

　　邱济隆：我觉得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吧。

　　记者：当你们学校的老师压力很大吧？

　　邱济隆：应该讲很大，但是这个压力不来自校长，我从来不下达什么指标。我更不用分作为指标。

　　老师的压力来自于我们的学生。天天你要教50个学生，这50个学生都是用最严格的要求要求你啊。

　　记者：这怎么理解？

　　邱济隆：比方说你上课，讲得很平淡，学生就要给你提意见了，就要给校长写信了。学生就说了：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用你再说一遍吗？我自己都能看啊。

　　我原来教物理的，我就问学生，你们觉得怎么教好。学生说了，老师啊，书上讲得清楚的，就不用讲了，你就给我们讲讲你备课当中的体会啊。

　　你不给学生新的启发，学生就不买账了。

　　在我们学校经常有被挂起来的情况，就是学生的问题，解答不了。我跟老师讲，这不要紧，没有老师是问不倒的，但你要实在：这个问题我也不懂，我回去帮你查查资料。学生也能理解。不要打肿脸充胖子。这是个人格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个特级老师张老师，他说，学习好的学生是我提高业务的老师。学习差的学生是我改进教学方法的老师。

　　教学相长啊。

　　当然我们学校也非常民主。每年学生评教，任课教师15项指标，班主任23项指标，都是量化的。另外，我们还要求写一篇作文，1500字左右，《我心目中的好老师》。

　　记者：这样会不会出现老师对某个学生不高兴啊？

　　邱济隆：我们坚持了十多年，我觉得从统计规律讲，四中学生对老师非常客观公正。

　　在教师会上我也讲，个人和个人比是不科学的，我推行个人和群体比。我给你这个群体的平均指标，你一看哪些比平均分高，就说明你做得比较好。

　　记者：咱们现在有多少学生，多少老师？

　　邱济隆：我们现在1400名学生，一线老师大致100名。

　　记者：全部教职工呢？

　　邱济隆：150左右。

　　记者：那如果严格推行你的这些做法，那也挺紧啊。

　　邱济隆：当然很紧，所以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不是我校长给的，当然我也去听课，每天我不打招呼去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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