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赢家 财富对话

　　本刊记者李导龄

　　对话人

　　胡润：福布斯环球杂志中国地区调研员

　　张醒生：爱立信副总裁

　　何小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香港山河控股的董事局主席

　　李健光：IDG副总裁

　　王中军：华谊兄弟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对话主持

　　李导龄：新经济导刊首席记者

　　(小标)胡润：未来财富落谁手

　　一个英国小伙因为在2001年给中国百位富豪排名，从而一夜间成为中国商界最焦点的人物之一。排行榜上的富豪能在该位上呆多久？未来中国的富豪最有可能是哪部分人？

　　我想谈未来中国财富赢家。二十年之前，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民营企业家，今天我看到中国已有不少企业家，而且多数是白手起家，那些在中国35岁左右很年轻的人，在做很大的传统行业，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在英国和美国是前一代白手起家，比如说《福布斯》上排名前列的有20%左右的有钱人都是从父辈继承的，我认为中国的这些人在创造历史。《福布斯》第一次做美国的排行榜是从1985年开始的。第一次做10亿美金以上的排行榜在两年以后。从排行榜我们可以受到什么启发呢？1987《福布斯》财富排名第一的是日本的一家房地产商，20世纪90年代后所有的房地产排名都推后了。90年代初，有一些墨西哥的企业家排名靠前，后来从排行榜上消失了。1996年泰国正大集团的老板拥有55亿美金，比法国的首富还多，但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也从排名上消失。从排名榜中还可发现中国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创业者居多。排行榜中有五个人在上海创业。我认为两三年之前，中国的创业重心在北京中关村，现在我认为重心在上海，因为上海有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另外，资本的组成变化很大。2001年的排行榜上有47家上市公司，其中有21家在国外上市，这在以前是从没有的。其实，排行榜是记录过程，并非通过排行榜就可以预知未来。90年代中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提到比尔.盖茨没有机会了，不会发展了，事实证明我们错了。我1999年第一次做财富排行榜，当时的前十名现在还有7个人在榜首，其他人消失了。我还曾排名牟其中在百富的第51位，但他去年却被判刑了。

　　在做排名工作时，组织了五六个上海人。从图书馆找资料入手，先研究调查对象，再打电话找这些人，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困难。第一，找人最难的就是怎么不会漏下太多的人。第二是怎么证明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解决办法是如果是上市公司，我们就看上市财务报告，如果不是，就看净资产。

　　也有一些有趣的事发生，有人找到我说，一定要把他排上去，并说自己有多少资产。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中国有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所以，有好多人不愿意参加，给我们工作进展增加了困难。我对钱、财富、快乐的看法是：钱很有用；财富是包括所有有形、无形的资产，拥有健康，拥有朋友，拥有高学历；快乐是我们的梦想。我采访时经常问一个问题：你的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公司？往往他们给我的回答是：我能做得更大。可以看得出一个真正的企业不是为了钱来做的，是因为喜欢。

　　(小标)张醒生：预言数字人生的快乐张醒生在论坛上问了台下两个问题：一是在座是否每个人都拥有一台PC，肯定的回答是百分之百。第二个是否每个人都拥有移动电话，回答也是百分之百。

　　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知识，实现追求财富的梦想；我们也拥有电视，从中获得信息，且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拥有移动电话，获得便捷的通信手段，快乐的人生难道不是这些基本的工具提供的要素吗？快乐的人生是什么？是钱吗？不是，财富和金钱不一定是挂钩的，精神也是财富，我们希望员工每天早上，当他刷牙、洗脸的时候，想到“我将快乐地开始我新的工作的一天”，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在未来的生活中，数字更能带来我们快乐人生新的境界。移动通信从一诞生起，发展就很迅猛，取代了固定电话的发展势头。因此在2002年，将首次出现一次革命，移动通信将超过发展了125年的固定电话。在2002年人类历史上将出现第一次巨大的碰撞，3个10亿的碰撞：10亿固定电话，10亿移动电信，10亿互联网用户。而中国对财富追求的热望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一般民众的热望，中国在1987年最早引进爱立信移动通信，十四年之后，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11月信息产业部庆祝了中国1.36万移动电话用户，因此到2001年年底为止中国将会超过1.45亿，甚至是1.5亿用户。曾经因为垄断、体制的原因，或技术的壁垒使中国电信给人印象不好，现在纵向网络结构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未来电信有一个应用层，有一个业务核心层，也有一个接入层面，还有终端层面。创业者寻找创业机会的时候到了，过去有钱也进入不了的层面，现在你可以带着你的智慧、关系、激情切入到这四个层面中的至少三个层面。

　　首先是应用层，未来的通信，运营商将不可能提供我们所有的需求，有无数的应用将等待有创新的人来开发，在其中可能出现若干个比尔.盖茨。宽带后，将会有很多无线局域网的发展机会，今后你们将看到无数厂家在终端层提供各种形态，满足各种不同的需求。如果要创业，你必须有一个合适的产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入一个合适的市场。现在是移动信息服务的时代，下一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移动图像，你创造的图形、卡通都会通过短信出现。甚至电影公司的片断也可以传输给我们。再发展下去，移动的外围网，移动的互联，移动的游戏，将来的服务是个性化。人类发展科技其实是在“把人变懒”，是为了让人用宝贵的资源做更有价值的事情。

　　(小标)何小锋：快乐教授与艰辛商人既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又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何小锋怎样理解自己事业上的快乐？

　　我在学校教的课是有关资本运营，很强调要实用。甚至在九十年代初我也下过海，到香港一起跟香港投资者合作，搞了一个科技企业。这个科技企业2001年6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了。去年3月16日我们曾宣布第一个中文手机网站成立，网站中文名字叫随身网，英文叫CWAP.COM。这个网站现在也做了一年半，但是一直挣不到钱。从快乐赢家角度来分析，我作为教授是快乐的；但从经商角度看，花钱时很快乐，但挣钱时很痛苦。这个网站一直就挣不到钱，想起来很烦。建议大家在花钱的时候，不要想挣钱的事，不然连花钱也不快乐。李导龄：其实说起快乐，咱们中国人都挺快乐，一是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队冲进世界杯，还有是申奥的成功。在申奥成功后，奥运资金筹集是政府投资好，还是商业运作好？在刚刚结束的盐湖城奥运会上，花在每个运动员身上的资金是700万美金，我们将来怎么办？何小锋：

　　北京市政府投资了北大发展研究院，刘琪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其中有个课题是研究北京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时，资金怎么筹集和运用。这也就是资金支持工程。申奥时我们承诺要投资1800亿的资金。这1800亿，一不能全靠政府拨款，二也不能靠个人捐款，主要的办法要靠商业运作。我们将在2002年1月份开国际性的内部研讨会。希望解决实际问题，也对金融创新有所促进。我们希望利用奥运题材，大胆启动金融产品，比如发明一种可以转换的票券，类似可转换证券，或体育彩票，例如中奖人群中一些得的是现金，另一些是奥运门票、奥运的纪念品等。总而言之奥运需要现金流。

　　(小标)李建光：不敢自称赢家IDG在中国的风险投资业中，因其所投资金的总数而号称NO1。李建光以合伙人的身份出现，却不敢自称赢家，他究竟要达到多高的境地？

　　2001年的几个回顾，第一个回顾的问题是所谓的业绩评估。我们坐在那儿想了半天，同行里谁是赢家？最后摇了摇头，首先不敢说自己是赢家，另外很不幸，我们也找不到赢家。

　　我们有钱吗？IDG有钱，而我们这些合伙人在此行业做了九年，自己没赚到钱。事实上，在2001年整个风险投资界是非常惨淡的，只是对IDG来说是收获的一年，收入达4000万美金，但是这个比我们期望还差很远。业内有人说三大傻，IDG数第一。所以IDG好的、坏的名声都有。

　　我们总结了三条经验：

　　第一要傍大款，就是说跟业界真正有影响力人联系在一起。

　　第二要学先进，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第三要走自己的路，IDG一开始在中国就是所谓早期的种子阶段的投资者。我们也要尽力支持我们国内土生土长的投资者。另外还要继续发扬，无论是操作方法和管理团队来讲，都是土洋结合，要坚持这个道路。李导龄：

　　所谓快乐商业赢家是引领资金走势的人群，今年有新一轮的媒体投资，人大的喻国民教授还提出媒体将是最后一个暴利产业，IDG面临这样一轮新的媒体投资热，当年的优势是否慢慢地淡化？李建光：IDG本身是一个媒体公司，在中国有《计算机世界》、《IT经理世界》、《数字财富》等杂志。媒体投资是一个新的东西，第一要学习，第二要谨慎。传统媒体在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IDG2000年年最赚钱的一份杂志，在今年破产了，人们说中国的经济总比美国慢半拍，也许媒体人在2002年上半年还快乐，估计下半年可能就不那么快乐。

　　(小标)王中军：在电影业中寻找快乐只要说王中军是冯小刚的老板，人们就会顿时对他起敬，毕竟每年在中国的贺岁片市场上，他领导的电影公司都像在演独舞，王中军在自己创造的商业中，感受到无尽的快乐。

　　1994年，我创建了华谊兄弟广告有限公司，启动资金是我在美国5年攒的十万美金，三年后，这个公司进入中国十大广告公司行列。电影公司成立将近四年时间，拍了《我的1919》、《天地英雄》、《一声叹息》、《大腕》等电影，而且每年还拍两百集电视剧，如《罪证》等。对中国电影行业，总有人说环境不好，我投资了许多行业，包括药品、化妆品、俱乐部等，但我最酷爱的是电影公司，电影给我带来快乐，又赚钱，还有名声，我挺开心。

　　近几年总有人说中国电影赔钱，我却认为这是个特别好的行业。比如在中国要盖一个楼，大概要盖一百多个章，拍电影只要电影局一个章通过就可以了，而且电影从投资到回报的速度，比其他行业快。李导龄：

　　王中军总裁的快乐心情是否会因为盗版而有一丝不快？冯小刚说如果《大腕》没有考虑盗版的情况，收入可以达到5亿元。王中军：像《一声叹息》的盗版问题就很大，电影正式上映前二十多天就有盗版了，但还是有钱赚我才敢做。从版权角度讲，如果中国老百姓有50%是看正版，就有两三千万美金收入，可以把本钱拿回来。我觉得市场还有十倍的空间，尤其今年盗版治理过后，已经有很大的改观，VCD电影产品版权、电视版权在迅速涨价。如果治理到50%到60%时，我的美国电影也会赚更多的钱。从盈利方面看，我的电影在国内最好的成绩是4200万人民币，和美国过亿美元的收入是不能比的。我觉得5块钱的票价对中国老百姓是合理的，但市场不合理。有人卖了30，你非卖5块，最后就赔钱。电影院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没有盗版，这个情况会好一些。希望投资人可以多做电影，这几年的电影市场我们在国内有一点一枝独秀的感觉，美国有八大电影公司，我觉得中国也能有八大，如果每家每年都出两部好电影，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李导龄：

　　在现有的环境和制度下，对中国文化事业的商业化操作，你的成功经验是什么？王中军：中国娱乐业和电影业人要有前瞻性，投资是投人，要抓住人才优势，像冯小刚导演这些好的导演都与我们公司签约。何小锋：

　　我想问一下王先生，您早期10万美元起家，发展过程中，是否有过资本运营或者是增资扩股，还是靠银行贷款等别的渠道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拿去上市或者靠自己滚动资金？王中军：我们第一桶金是凭着自己的运作赚的：我本人套了一笔现金，当然自己也赚了不少钱。我的股本金能力大了，所以投资也比较大，像《天地英雄》请了日本的一线明星，我认为这是去年做了重组后得到的好处。我们今年正在做资本运作过程，上市是最后的目标。

　　尾声:

　　在快乐赢家们轻松的对话要结束时，每位对话嘉宾说出了一句赢家经验：何小锋：

　　我认为80年代的赢家主要是倒商品的，赚市场的批零差价；90年代上半期的赢家是倒资金差价的人，下半期是倒证券的人，倒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差价的人很多成为赢家。现在这些差价越来越少了，我认为现在差价最大的是人才的批零差价，主要人才在国家机构还是拿计划价，但在市场上差价很大，谁能倒好，谁就是赢家。李建光：

　　我们的目的和希望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像张朝阳这样的赢家，最后我们自己也是赢家。王中军：以自己的习惯干自己喜欢的事和明白的事，操作起来赢的机会比较大，自己也比较开心。

　　(注：本对话于2001年12月20日进行，文中所说“去年”和“今年”均指2000和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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