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意识和行动上都是超前的，中国的保险业也需要有这样的实践者。”

　　文/本刊记者黄丽陆

　　马明哲(平安保险)

　　加权总分：3.97

　　最高单项:前瞻性战略(4.09)

　　最低单项:整合与重组(3.64)

　　未来五年所领导企业仍将保持行业领先：

　　肯定者63.64%，否定者9.09%，说不清27.27%

　　企业家自评：4.35(由副总代答)

　　此次价值评估，保险业选定的是平安董事长兼CEO马明哲。因为他是平安的头，也因为他是中国在国际保险业界声誉最高的人(美国寿险管理师协会LOMA董事)。但他拒绝了，对媒体他一贯低调。按平安的惯例，可以采访公司二把手。接待记者的，是常务副总经理孙建一。

　　平安保险公司总部坐落在深圳八卦岭三路，一个略显冷清的街区上，这栋七八层高的蓝色玻璃幕墙建筑在高楼耸立的深圳一点也不起眼。虽然它给人以敦实感，但外观上和我想象中的平安大厦相去甚远。

　　后来才得知，平安总部中投资、寿险代理等部分已移师上海。那里已有多家外资保险公司进驻，是目前国内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平安要把指挥部设在最“前线”。

　　两年见分晓

　　就在采访平安的两天前，保监会公布了全国保险业入世后对外开放的时间表：2年，比银行业的开放还要提前3年。所以有人说金融是入世的焦点，而保险则是焦点里的焦点。

　　但在和孙建一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你很少能感受到不安的情绪，大多数则是亢奋和一种理性的深沉。

　　“入世对保险业的影响肯定非常大，但这种影响未必像前一段人们普遍担心的那样，就是冲击，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他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当然也是平安的态度。目前，中资和外资(包括合资)保险公司在数量上基本是一半对一半，但业务量中资公司占90%还强。“本土公司的业务份额今后的几年会有所减少，预计5年后还能占到80%，外资公司会占到20%的市场。”语气十分肯定。他分析说，有日本和台湾地区作为先例，开放保险市场并不意味着就会失去它，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在开放的过程中找到自身与国际同业间存在的差距，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解决。

　　悲观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孙建一很执着地分析入世给保险业发展带来的契机：

　　我们是个不成熟的市场。不论是国民的保险意识，还是保险密度(人均保费收入，2000年中国127.7元人民币，世界平均360美元)和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占本国当年GDP的比重，中国1.8%，世界平均7%)，和发达国家比较差距太大。潜力很大，但你不用一些方法去开发它，再大也是虚拟的。入世了，别人来和我们一起开发这个市场，蛋糕做大了，你分得的也是一大块呀。

　　我们还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现在国内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好说是恶性的，起码是不良的，多在退费、手续费这样一些低层次上拚杀，很少有人考虑在产品和客户服务上的创新。市场开放，更多的保险主体加入，传统的竞争手段失灵了，监管的法律体系健全了,市场主体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规范的市场就有望早日建立。

　　我们起步很晚，恢复保险业只有20年。除90年代以后成立的股份制公司外，国有保险公司大多还是传统国有企业的经营观念和管理方式，和国际上是脱节的。中国的市场完全开放，中国的保险市场能够和国际市场接轨，会促进中国保险业在整个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上的改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显然，对于入世，孙建一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政策优先接轨

　　但就日常的经营风格，平安、包括它的当家人马明哲都是很务实的。孙建一也说，自己对保险业入世的乐观判断需要许多方面的支持，企业层面的努力自不待言，政策层面的支持显得更为重要。

　　“保险业已经高度国际化了，大家成了利益共同体，没有什么本国特色可言。”这是他强调的又一主题。潜台词是：目前保险业宏观政策走势与国际大趋势还有不小的距离。他急切希望管理层能考虑得更长远：开放保险市场，不等于只给想进入中国市场的保险巨头们发牌照，更重要的是政策面要优先接轨，创造一个有利于保险业发展的大环境。

　　许多年来，企业家一说到政策、环境之类的话题，总显得有些激动，接着又会反复强调：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孙建一有保留地重复了这一点。

　　他讲了前不久日本之行的感受：和平安有业务合作的两家大的保险公司——日本生命和日本第一生命正分别和七、八家银行在协商，寻求合并或业务合作，把保险、银行、信托、证券等业务捆到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集团。现代的金融业的大趋势就是通过它的窗口、通过它的网点、通过它的销售甚至代理，向每一个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实践证明，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能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主要经济大国都在向这个方向靠拢。而我们现在，银行客户是银行的，保险客户是保险公司的，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丝毫未见松动。

　　孙建一笑着说，我这是在替银行业呼吁。其实他替保险业呼吁的内容也不少。比如保险公司的盈利问题。他介绍说，国内的寿险公司目前普遍面临利差损的压力。保险公司靠“三差”赚钱，即利差(利率差额)、费差(成本差异)、死差(生命表与投保死亡率之对比)，主要是利差，就是你收回来的保费如何效益最大化。保险法规定，国内的保费收入两个出路：储蓄和买国债。显然，这两条路目前都很不理想。能不能有更多的投资渠道？发达国家对保险资金的管理是既宽又严，宽在它是资本市场的主力军，可渗透到整个领域；严在它具体投到哪些部门有严格的比例限制，证券市场是多少，固定资产是多少等等，不得越界。

　　我们能不能向国际上看齐？孙建一以专业的口吻提得很直接。

　　一番建议之后，孙建一对保险监管水平的提高还是大加赞赏。他兴奋地透露，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平安金融控股集团，预计明年初挂牌。集团下属产险、寿险、信托三大公司，信托公司再作为平安证券的大股东。这样除银行业务外，平安可以经营所有的金融业务了。虽然和1988年平安成立时一样，这次也还是特批，平安高层已经很满意了。

　　平安从“换脑”开始

　　在业界，平安目前的市场占有率约28%，原人保的两大公司还占有50%。但这一次机会的天秤还是向平安倾斜。

　　作为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10多年来创造了业内多项第一。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是近两年来公司高层适应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决策，是又一次的创新。“我们在意识和行动上都是超前的，中国的保险业也需要有这样的实践者，所以第一家应该就是我们。”

　　其实，早在1995年平安就开始着手与国际接轨的工作了，并找到了这个高度专业化行业迅速提升自己的诀窍——换外脑，也有人称之为“强势接轨”。用董事长马明哲的话说：“河上有桥，何必再去摸石头过河。”有意思的是，当时想进入中国市场的保险巨头们也在平安物色人选，结果一场互挖人才的战斗在各自之间悄悄地进行。最有戏剧性的：专挖平安人才的美国林肯金融集团高级副总裁斯蒂芬·迈尔(Stephen T.Meldrum)，不久却到平安来上班了。到目前有50多位外籍专业人才进入平安的管理层，这个数量占国内整个保险业外籍专家的90%，总部的财务、精算、IT、培训、投资、营销等主要业务门市部的一把手都由外籍专家担任。孙建一介绍，这项工作还在进行，平安有20多万人，几万个销售团队，公司要建立更多的由外籍专家领导的模范团队。

　　许多业内人士评价，平安的这一招应该进入哈佛教案，因为它有预见性地解决了公司下一步快速发展的最关键部分——人才及由此带来的观念。

　　而今天，平安的视野更开阔了，也有足够的时间来修补公司在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除组建金融控股集团，打造一个更适宜竞争的“体格”外，还通过上市和出售外资股份的渠道，缩小平安在资本实力方面与外资公司的差距；建立人力资源体系，保证公司的创新活力；规划发展战略，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强化以客户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品牌建设，演练今后与外资保险公司过招的本领；在集团架构内建立一个“大后台”，有效吸纳平安下一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未雨绸缪，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是如此，适应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更是如此。平安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结果让人吃惊。孙建一给记者报了平安的一组经营数字：营业收入，1999年223亿元人民币、2000年273亿元、2001年约420亿，2002年目标700亿。税后利润，1999年5.7亿、2000年12.8亿，今年将达20亿，约占全行业的一半。

　　比较着这些数字，记者忽然想起一句台词：这个“平安”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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