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子恒

　　中国联通9月17日公布招股说明书被市场无耐地“接受”以后，周市的市场在消息面上似乎又恢复了平静。与股市稍远些的信息是，这两日理论界掀起有关四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争论，许小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论”，激起市场激烈的质疑，本人也是质疑者之一。

　　其实不用作太多的阐释，仅从感性上说，直接起因于我国政府为应对97亚州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增速渐缓而施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最大的贡献即是保持了经济的稳定。笔者在98、99年接触到的工商从业者，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许多人(包括许多个体的实业投资者)的感慨就是，多亏我国的这一英明政策，否则我们哪还有功夫与心思在这里吃饭喝茶，看看韩国、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例子即可对比，其感激之状，溢于言表。其后，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复元的时候，又遭遇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而我国基本可算是独善其身，仅凭这一点，积极财政政策的功绩，就不可以抹杀。

　　有人认为从投资效果与资源利用效率角度说，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效益，因为投资花的不是自已的钱，按照产权理论，资金使用者不用自已的钱进行使用决策时，难免会不加珍惜，在目的上也不会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为归宿。本人觉得这一立论的基础就有问题，且不说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在美国大公司一系列丑闻暴出以后已经有人在质疑，也同样以西方流行的经济学观点进行反观，“公共产品”这一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本身就缺乏盈利的吸引力而难以由私人(民间)投资所能“制造”，象铁路、公路、机场、水库以及科教文卫之类的投资，理所当然应为政府所主导，而这些投资本身就不单纯只是经济的投资行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有哪一个或几个“民间”的机构可以“搞定”？只看数百万移民搬迁这一点，仅只是一个经济行为吗？象中国现今仍处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度，相当部分大的项目是更需要、更确定地说是更依赖于政府主导的，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汽东输等等之类的浩大工程，哪一项不涉及半个中国啊？当然，这些项目的投资不一定要惯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施行，笔者的观点是，仅从盈利方面去理解投资“效益”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未免片面，否则，也难以理解全世界为什么都要反垄断。而且，积极财政政策里还包括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等等项目。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翻版吗？其实是凯恩斯理论也好，科思理论也好，蒙代尔也好，谁谁也好，不管是哪一家的理论，只要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应没有必要太在意是惯以谁的理论吧，某一政策由政府实施，那就是我们的国策。

　　而何况，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上述的争论离股市有点远，虽然许小年先生曾在年初被认为是股市“推倒重来”的始作俑者(他本人认为是误认)，但在政策面对股市的态度明朗的条件下，在现阶段，这一争论(有关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过)也不应对股市造成太多冲击，笔者预计这一争论也难以改变现行的既定的财政、货币政策。只是，股市由利空“促动”向下破位以后，因形成了波段下跌的“趋势”，市场渐由“促发”演进成了“自发”，从阴线光脚的走势看，其企稳转暖的走向，看来也更需由消息面从外部“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