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弥补制度性缺失 放开基金会投资的手脚

　　放开“青基会”们投资的手脚 中国开始弥补基金会投资和入市交易的制度性缺失

　　□记者 张娅

　　一向在法规“灰色地带”游走的基金会投资运作即将拥有名正言顺的身份。将从6月1日起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 金的保值、增值。”对基金会怎么使用募集来的基金这一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的敏感问题，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李本公的解释是，在符合规定的原则的情况下，“(基金会)可以进行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投资，购买国库券，或者进入证券市场，或者进行其他投资。”

　　尽管各基金会对下一步投资计划都保持谨慎，毫无疑问的是，管理层正在逐渐弥补以往制度安排中相关问题的欠缺。

　　青基会风波渐平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让基金会的基金保值增值有了更明朗的空间，也意味着旧局面的结束。

　　1月18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网站上全文公布由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对中国青基会2002年度财务收支情况审计报告。同日，《中国青年报》发布消息称：“有关纪检部门对中国青基会进行了核查，核查工作是全面、严肃和细致的。经过核查，没有发现中国青基会负责人有腐败行为。”

　　至此，中国青基会违规投资风波算是画了一个官方的句号。2002年2月28日开始，香港《明报》连续发表文章，指控希望工程“违规投资，涉款逾亿，多个项目亏损”。这一事件一经披露，香港和海外华人世界立刻对中国青基会展开激烈质询，青基会遭遇空前的信誉危机。在发表声明辩称已有投资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后，同年3月，中国青基会向国家审计部门提出，对希望工程捐款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即使在时隔两年以后，中国青基会宣传部主任王汝鹏对当年的风波依然不愿意谈论太多。“在没有政府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国内其他基金会都有投资行为。我们只是把问题先暴露出来。”他说。

　　当年中国青基会的危机，凸现的是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尴尬。在中国基金会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在制度安排上的欠缺，是被广泛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律制度的缺失，使得资源和发展空间都比较有限的基金会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

　　作为非政府组织(NGO)，基金会大多数白手起家，没有本金来源，在运作过程中往往依靠不断筹资来维持。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对基金会基金保值增值的运作规定得相当含糊，对具体采取什么形式、可以在哪些领域进行运作等问题都没有涉及。由于制度上缺乏基金会从捐款中按国际惯例提取一定比例的工作与业务费用的“安排”，形成了事实上的“零成本”运作。由此，运作暂存捐款以获取工作和业务费用，成为多数中国基金会组织所共同的必然选择。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中国的基金会作为非政府组织，大多却处于“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状态”之中。其中的“政府色彩”，容易让人警惕其间的权力作用。

　　中国青基会在“违规投资风波”中得到了其他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并在基金会、公益组织和相关研究机构中引起了一场空前热烈的大讨论。提供一个合理的制度框架，促进并保障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业，规范基金会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由此被管理层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汝鹏透露，在《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起草过程中，中国青基会有多人参与了法规的制定工作。

　　入市尴尬

　　对于中国青基会投资是否违规，《信托法》起草人之一，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小明曾经做出三个假定：“从法律层面来讲，只要青基会在下面三个前提条件下立得住脚，它就会立于不败之地：1.投资行为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投资管理效果与财务效果整体是好的，投资管理的资金运营没有影响它的目的——事业拨款；3.管理层是自律的，没有败德行为。”

　　显然，长达一年多审计后公布的结果，使周小明的第三个假定变为现实。但基金会的投资行为却始终处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之中。如何保证基金会在经营活动当中，把风险减到最低，把收益增到最大，更是一个难题。

　　据王汝鹏介绍，“违规投资风波”发生之后，中国青基会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投资，并委托金融机构对以往投资所形成的存量资产逐渐进行评估变现。目前，中国青基会的运作成本主要来源于对外采取的公约制度，通常是与捐赠方协商在其捐赠的资金中提取10%作为管理费用。

　　但基金的保值增值依然是一个问题。根据民政部的最新统计，80家全国性基金会基金拥有量至少近30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国性基金会的基金拥有量平均每家3750万元。由于80家全国性基金会2002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仅约2亿元人民币，就意味着有大量的基金需要进行保值增值的运作。

　　近年来，基金会逐渐在证券市场现身。在负利率致使银行存款和国债收益率大幅降低的情况下，通过购买股票来为基金保值增值，被不少基金会当做基金运作的理想选择。根据2003年年报，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112万股的持仓量位居康缘药业(资讯 行情 论坛)十大流通股股东之首；哈尔滨哈里慈善基金会持有124万股有研硅股(资讯 行情 论坛)而成为其第五大股东；另外，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也在张江高科(资讯 行情 论坛)的十大股东之列。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是全国累计筹资额最大的基金会之一。该基金会的投资主要按照“4∶3∶2∶1”的比例进行分配的，即将40%资金投资于固定资产上，30%用于委托理财，20%存银行，10%作为流动资金。目前，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进入证券市场的资金在9000万左右，通过委托理财的方式分别委托给汇银投资集团、京华投资、21世纪投资、上海实业盛通投资、银河证券等5家投资机构，银河证券专门负责国债投资，资金在2000万左右，其余4家机构则为股票投资。

　　上海慈善基金会财务方面的负责人过美娟强调，该基金会用于投资的钱主要是确定在一两年之内不会动用的闲散资金。为防范风险，上海慈善基金会资金委托给5家机构时，对方必须提供5%或7%的保底承诺，超过部分再按照比例分成。如果出现账面亏损，对方的钱要贴出来。

　　为防范风险，被委托机构均对保底承诺提供了担保。有的指定担保单位，如果投资出现亏损，担保单位有义务补足亏损部分；有的由被委托机构拿出一定比例的资产，或者把一定比例的股票放入指定的券商账户，如果出现大面积亏损，基金会有权利获得这部分资产或将股票强行平仓；还有一种则由银行担任监督人。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则被看做公益基金在国内证券市场投资成功的案例。该基金会在最初的两年里增值了1000多万元。自成立以来，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基本就没怎么动用过数亿元的本金，大量的拥军优属支出几乎全部来自资本市场的投资利得。

　　然而，虽然没有法规和条例规定基金会不允许投资证券市场，但“拿募捐过来的钱投资证券市场是不是合理”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基金会的管理层。现在，这种尴尬境况因为《基金会管理条例》的颁布而得到改观。对于基金会入市问题，李本公明确表示：“民政部对基金会是否进入证券市场既不鼓励，也不遏制，这是基金会自己的事情。”

　　制度维新

　　对于《基金会管理条例》的出台，宋庆龄基金会秘书长李宁认为：“国家对于基金会基金保值增值运作做出明确规定，让基金会今后放开了手脚。”

　　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王汝鹏认为，这一限制将导致一些小型基金会运作出现困难。而且，该规定只适用于无指向性捐款上，对于有指向性捐款，条例实际上是一纸空文。由此，基金会的运作还有赖于基金保值增值收入。

　　但一直呼吁有关主管部门尽快制定有关基金会基金保值增值具体操作细则的李宁指出，对于基金会来说，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和机构性质决定安全是第一位的，其增值来源应该是安全性高、风险很小的投资。

　　新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从加强基金会内部的监督、加强主管部门的政府监督和加强社会监督方面，做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如果决策失误造成资金重大损失，参与决策的理事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赔付责任。同时，基金会每一年度要把年度的工作报告，包括财政状况、审计结果、在一年度里募集的资金、接受的捐赠以及这些资金使用的去向，向登记管理机关报告，同时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向社会公开，最大限度地接受社会监督。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行，大多数基金会目前还处于观望状态，并没有制定下一步的运作计划。“许多规定在操作层面上还存在很多困难，”王汝鹏解释到。

　　事实上，《基金会管理条例》更多的是体现了管理层对于基金会管理思路的突破。目前中国各基金会本身的规模，决定了它们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还只能是概念重于实质。王汝鹏表示，目前国内很多基金会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金会，更像一个公共筹款机构。“我们的资金往往是左手接过来，右手拨下去。虽然每年筹款额不少，但存量资金十分有限。”他说。

　　参与了条例审查修改全过程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政法司朱卫国由此撰文指出：“《基金会管理条例》基本的思路是放松对基金会‘挣钱’的管制，杜绝基金会‘分钱’的可能，保障基金会‘花钱’的公益性。”

　　值得一提的是，税收优惠也被纳入到《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之中。根据规定，基金会及其捐赠人、受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很显然，减免税优惠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向基金会捐资，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爆发式发展的到来。而另一方面，专家指出，税收政策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监控杠杆，免税资格的审批可以成为对基金会的重要干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