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华基金公司“拆墙” 明星基金经理“末路”

　　孙健芳

　　位于深圳报业大厦19层的银华基金公司最近作了个“反常”举动，他们不声不响地拆除了一堵位于投资部和研究部之间的墙壁。

　　表面看来，银华拆除的仅仅是一堵墙，但是这个举动在公司整个公司运作和管理中产 生了两个直接的效果：一、将研究部和投资部合二为一；二、消解正在热捧的明星基金经理制。

　　“它不仅是一面有形的墙，而且是一种旧的缺乏效率的投资机制。”银华基金公司副总石松鹰这样说。

　　拆墙

　　“拆掉此墙后，原先投资部6个人，研究部2个人将在一起在一个名为‘投资管理部’的部门办公。”银华把横亘在投资部和研究部之间的那座墙壁比喻为“柏林墙”。

　　石松鹰还说“它看起来很美，”“投资决策委员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就资产配置做安排，然后由研究策划部和基金经理部负责日常投资和安排。”但石松鹰认为，实际上，以前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形同虚设，“每月一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太多，而对投资的研究和指导远远不够。”

　　“现在，由于投资决策权下放到基层，主要由基金经理和研究员相互之间进行沟通，如果沟通有分歧，由部门总监主持更大范围、更深入的专题讨论，实在不能解决的，由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解决最终争端。”石松鹰定义这种机制为“分歧机制”。

　　在此基础上，投资管理部又增设了估值经理和组合经理两个新职位，这就把一个基金经理的权力分摊到了3个人身上。原先由一个基金经理主导的投资决策，现在由三个人负担，银华把这种设置称之为“组合制”。

　　刚上任一个月的估值经理蒋伯龙坦言，“原先只要关注自己的行业就行，现在还要对一些行业的龙头股估值并进行把关。”比如针对宝钢，他刚提出了一个7.5—8元估值区间，为此，他必须作出说明。11月4日，宝钢被封在涨停板上，在此情况下估值区间是否需要调整他又要重新考虑。

　　在每天8：45—9：30的晨会上，黄小坚可能就是读读报纸，听听别人的看法，现在他被任命为组合经理，除了负责医药、化工、塑料、橡胶、生物、化纤等行业的研究之外，还必须对基金投资组合提出新的看法。

　　“以前研究员的提议不被关注，大家逐步失去兴趣。现在某研究员可能前天晚上读到一份季报，感到某个企业有问题，就会在晨会上建议基金经理人是否适当减仓。”一个研究员表示。银华优势企业基金经理李学文感觉是，“同事们比以前沟通得多多了。”

　　消解“明星制”

　　拥有一张Berkshire公司的股票，是全世界巴菲特迷的梦想，因为只有你拥有它，才能在每年的股东会上名正言顺地和自己的偶像巴菲特聚会，目前这张门票的价格是73600美元。

　　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巴菲特一样的明星基金经理同样是他们热捧的对象，这种偏好让华夏回报基金的销售者感受到了喜悦，“原先，我们打着基金经理江晖的品牌是为了吸引机构投资者，没想到获得不少一般投资者的认同。”

　　受制于产品创新、营销手段变化的限制，中国基金市场上屈指可数几个明星经理成为新老基金公司争相挖掘的对象，最近一年基金市场人事流动频繁，原长盛基金公司长盛成长基金经理丁楹到了中信基金担任投资总监，原嘉实基金公司泰和经理杨毅平被鹏华聘任为鹏华行业基金经理，原大成基金公司大成价值经理徐秩一开始去了中融，最近被嘉实基金公司招到麾下；原宝盈基金公司宝盈鸿利的经理吴刚离开宝盈公司就被长盛基金公司所招募，并委以长盛成长基金经理的重任。

　　“目前国内，只要是做得比较好的基金经理人，都成了各个基金公司争夺的对象”，一位研究人士感叹。

　　“有一两个明星，基金销售工作将好做许多，”嘉实基金一位销售人士告诉记者。“但市场就那么几个明星，没有明星，基金公司难道就不做投资和销售了吗？”另一家基金公司人士反问。

　　“银华的做法等于把几个经理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大成基金某人士评价，“一个基金经理人思维毕竟有点窄，有人偏好金融、有人偏好地产，而通过搞基金经理组合可减少人为偏好的误差。”

　　在石松鹰眼里，整个基金管理团队就是一个运动队，领导者是领队，基金经理是选手，而其他人则担当队医、陪练、候补的角色。“一个人的力量比不过十个人的力量，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代表集体，没有任何一个岗位有超越其他岗位的特权”。他认为，这样才能调动全体的积极性，形成集体作战局面。

　　一个外资基金公司人士质疑的是，“参与的人越多，投资者就能做得越好吗？”他的观点是，“投资有时是艺术，不是说你分工越明确，流程越多，就能够做得越好。”更有一位香港基金经理预测，目前中国基金业需要一批明星基金经理人。

　　按照这位香港基金经理的看法，“国外明星基金经理是该公司核心竞争力，而投资者买基金，多是冲着基金经理个人的理财水平、金融研判能力、人格魅力而来的。”实际上，伴随着中国基金业的发展和中外合资基金的开花结果，国内基金市场也出现一些公司将一些做得比较出色的基金经理人推向市场，例如招商系列基金和华夏正回报发行时候都打出基金经理人的品牌。

　　“但国内和国外不同，因为国内没有国外那么多可投资品种，所以导致一只基金和另一只基金的差别有限。在此情况下，目前搞‘明星制’的风险大于‘组合战’的风险。”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没有一种模式十全十美。”石松鹰也承认，”组合战可能失掉某些短期市场机会，但投资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条条道路通罗马，不能说明星制好，也不能说组合战不好，就像足球队，队伍里面有罗纳尔多就有资本去搞明星战，如果没有就搞整体配合战术。”长信基金公司人士评价。

　　明星经理的土壤

　　“当然，这种做法仅是我们两年内的目标，如果两年后，基金经理人形成品牌，我们会把一些适合他投资的基金交给这些品牌经理去经营。”石松鹰表示。“而一个明星至少需要3—5年时间才能被验证。”嘉实基金人士分析，例如彼得林奇是在麦哲伦公司做了整整17年的投资才被认同为超级投资巨星的。

　　更多被采访对象的观点是，“中国仍旧缺乏明星基金经理人生存的土壤，”这是因为，我国基金业发展时间不够长，在老10家基金公司诞生之初，多数基金公司就只有一只基金，总经理负责总体事务同时也操作着投资，所以形成一批明星基金公司，例如华安、博时都是如此。“但是随着基金公司管理基金数目增多，基金经理分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国联安基金人士表示。

　　“目前中国明星制的土壤还不是十分成熟，”大成基金某人士分析：一是市场不给基金经理人试错的机会；二是基金公司股东发生变更通常会引起基金经理人发生变更，经理人在此之前所有投资就会前功尽弃；三是基金公司发生内部权力斗争，基金经理人往往成为替罪羊。

　　木秀于林而风摧之。这种情况在中国明星经理身上体现更加明显，2001年底南方某媒体报道南方开元基金经理王宏远的家人遭追杀的事情，“虽然未必证实其真实性，但也说明中国基金经理人面临的状况，如果过早强加给某个基金经理人明星的称呼，反而给了基金经理不应该承担的压力。”

　　其实，目前国内普遍实行的是团队管理的基金管理模式,既有总经理、副总经理、投资部经理、研究部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一个投资决策委员会,共同商议重大的投资决策,在实际操作中,基金经理并没有多少独立运作资金的权力。

　　据了解,即使是把江晖推到前台的华夏正回报基金,在投资流程上,江晖和华夏其他基金经理没有多大差别,“惟一的区别是,江晖被授权投资个股的比例可能比其他基金经理高一些。”“目前在银华,投资基金经理权限实际上没有被削弱,只是规范了投资流程。”银华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