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认识到人口负增长挑战和机遇在哪，从政策上做主动回应——无须谈“负”色变|劳动力_新浪财经

转自：北京日报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表明，从202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面对人口负增长，我们既不应掉以轻心，也无须谈“负”色变，更不必在“乐观”和“悲观”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需要对人口问题形成正确认识，进而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

对增量的挑战应有清醒的认识

有人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将保持庞大为依据，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干扰，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认识视角只有部分的正确性，同时却会导致对现实挑战不该有的忽视。人口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

首先，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速，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的趋势进一步下降。2011年至2022年，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到总人口达峰期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仍然处在缓冲期，年平均减少0.14%，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在2022年～2035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83%。这将产生降低潜在增长率的结果，包括：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成本提高；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减缓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本投入快于劳动力投入，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

其次，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的老龄化使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国人口、经济和消费的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不仅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低就业率、劳动收入和保障水平制约，大龄就业者也由于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等负担，受到明显的消费抑制。在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居民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周期，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跨国数据显示，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趋于降低。对中国来说，人口负增长将对消费增长造成更大的冲击，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标志着成为老龄社会，居民消费也进入相对疲弱的轨道。

最后，人口抚养比加快提高，削弱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峰值前后各十余年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年均提高速度，预计从2010年～2022年期间的3.8%，显著增加到2022年～2035年期间的4.5%。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的“现收现付”性质，即社保缴费和支付在当期同步完成，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人数日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值得重视。要重视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机遇。

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仍然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从供给侧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但是，就业结构调整仍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设想农业就业比重降低的三种情景：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超过诸如马里、也门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则超过诸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2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甚至超过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劳动力总和。

从需求侧来看，庞大人口规模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2021年，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为17.9%，而居民消费总支出仅为世界总额的12.8%，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即让中国的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4%，这个增量总额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

应对负增长，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重视人口负增长这一新情况，就是要以此作为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警钟，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在哪里，从政策上做出主动回应。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都是由现实需求而引发和推动的。在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遇到更严峻挑战时，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加快弱化的条件下，对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需求也愈加强劲，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从供给侧，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我们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预设了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变，2021年～2035年期间的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4%；第二种情景是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3%，潜在增长率可提高到4.8%。在新的人口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着眼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让经营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优胜劣汰；稳定制造业比重，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岗位，防止劳动力内卷化。

从需求侧，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尚有未满足的消费需求、消费受制于后顾之忧，同时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因此，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农村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改革越来越具有红利丰厚、报酬递增，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特点。从这方面看，有一些改革领域尤其突出。例如，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新市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如，深化教育特别是延伸义务教育年限，既有财力基础，又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假设公共教育支出保持在GDP中占比4%，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可实现年均4.3%的增幅，同期义务教育负担率（即4岁～18岁人口与19岁～64岁人口的比率）却以年均2.2%的速度降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原标题：无须谈“负”色变）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蔡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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