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向东：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现了一种时髦的说法叫作“软绳套猛虎”，这软绳指的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谈判是中国加入世贸最难的谈判之一，而且这个谈判从一开始就落在了中国能不能保护国外专利药品上。当时美国因为这个问题，还威胁动用301条款来制裁中国。因为我们过去吃的化学药(也就是西药)九成半以上都是仿制别人的，因此有人担心，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们将面临没有新药可吃的局面。这些天我们记者海蔓一直在外地调查了解,我们现在就和她连线,看看她观察到了一些什么?

　　记者:我们在中国一些大中城市做了调查,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做好各种准备,只等国外专利药的保护期一过,就抢制。

　　主持人：我们能不能创新呢？

　　记者:目前来讲,创造一种化学药几乎是不可能,因为一种化学药的研制成本在10亿美金。

　　主持人：既然研发一种新药这么难，那么以前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记者:以前，中国专利法中对化学药品没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许多发展中的国家也都是这样做的。

　　主持人：那么以前的仿制和现在的仿制有什么区别？

　　记者:它们有着非常大的区别,就是说过去仿制，我们不用考虑太多知识产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法律上没有特别详细的规定.但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呢,我们和很多国家都签定了这种知识产权的协议,必须要尊重其他国家这种专利药品的知识产权,我们现在可以仿制,但是只能仿制那些专利过期的药品。

　　主持人：已出了保护期的。

　　记者:是,必须是保护期失效的.

　　主持人：像这种抢仿的药的品种是不是很多呢？

　　记者:理论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全世界只要是专利过期的药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之后,它都可以生产。但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目前对几十种药品更感兴趣,这是1993年时候中国政府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签定了一个对当时畅销药的行政保护协议,保护期是7年零6个月,那么它们现在基本上都处在一个过期的阶段,中国企业对这些药最感兴趣,因为它们都经过了市场的严格检验.

　　主持人：我们请来了张汉林教授，就药品的知识产权问题进行探讨。我们记者在报道中曾经提到，许多中小企业都把注意力放在一种行政保护过期的国外专利药品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看相关的背景。

　　背景:保护期

　　关于药品知识产权的谈判是非常艰难的,当时中国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都在仿制西药,知识产权这个词对很多国人都很陌生,《专利法》也没有对药品进行保护的内容，因此谈判国要求中国以行政方法对它们的药品进行专利保护。1992年中国颁布了《药品行政保护条例》,中国承诺从1993年1月1日起对美国\欧盟\日本\瑞士\挪威等19国的专利药品进行行政保护。在谈判中,美国提出保护期时间是十年,经过艰苦的谈判,保护期最终定为七年零六个月。至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给国外110余种药品发放了药品行政保护证书。全球十大畅销药品中有四种在中国申请了行政保护。目前,这些药品的行政保护期都已经陆续到期。

　　主持人:张教授，现在研制一个新药在国际上动不动就要以十亿美金来计成本的投入，而且时间非常长。您觉得在这个药的专利保护上和其它产品的专利保护上会不会完全一致呢？

　　张教授:这里你提出很重要、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一方面作为智力成果我们要积极保护、保护知识产权是一个国家经济、国家技术发明创造特别重要的基础，也是保护一个国家文化文明一种延续特别重要的手段。但是任何知识产权的保护都不能过度，一旦知识产权保护过度，它本身就会严重阻碍技术的扩散，它本身就会违背研发这些产品的企业或者说科学家本身的一种初衷。

　　主持人:有一家叫双鹿药业的，它原来的主打业务是生物制药，现在它同时又搞化学药，还有很多药也在仿制，那么这家企业是怎么想的，就来连线一下这家公司的总经理徐明波先生。

　　主持人：徐先生你好。从媒体上，我们看到双鹭药业在进行仿制，比如氯雷他定。

　　徐明波：这是一个抗组织胺的药物,抗过敏的一个主要药物,国外用量比较大。这个药原研制公司是美国的先灵葆雅公司,那么这种产品的专利期和在中国7年半的行政保护期都已经过期，因此我们国内现在是在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的障碍下,可以仿制。

　　主持人：它是否也是一个市场前景非常好的药呢？

　　徐明波：是的,国外销售额每年在几十亿美元，用药人群都是非常大的。

　　主持人：既然这么好，我们仿制的企业有多少？

　　徐明波：当然国内企业盯得比较多,就我们目前了解,仿制这个药申请的就有几十家。

　　主持人：对于你们企业来讲，将来大家都去仿制，利润还会很乐观吗？

　　徐明波：不一定很乐观,因为我想现在有这么多的企业都盯住它,那么今后市场的利润可能都会下降。

　　主持人：对于你们企业来讲，去仿制它，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徐明波：作为我们整个药品策略的一种,仿制药目前还占有相当的精力和时间,我们想主要通过仿制逐渐过渡到创新。

　　主持人：主要培养将来创新的能力，去学习。

　　徐明波：对。

　　主持人：将来有利润，也会有风险。您认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徐明波：在加入WTO的这种形势下,我们企业要特别注意知识产权这样的风险,因为知识产权，问题分成三类，国外在专利保护期的药品,我们在仿制的时候,要避开纠纷和竞争，比如我们可以搞它的衍生物,做它的新剂型，避开它的纠纷,做一些仿创结合的工作。还有一种是在国外有专利,但没有在中国登记,我们也可以仿,还有一种是专利已经过期的,我们可以安全低成本地去仿。

　　主持人：也就是要充分研究知识产权的保护情况。

　　徐明波：研究知识产权这种形式,将来最可怕的是,企业会陷入知识产权的纠纷,可能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非常严厉，这个我们都有数。

　　主持人：那对我们消费者的好处呢？

　　徐明波：对,消费者得到的好处是最直接的,按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讲,如果一种产品出现几家仿制,这个售价就会成倍地往下降。比如说,我们国内前几年有一种生物药,红细胞生成素,它从几百元降到几十元,十倍以上的价格降幅,我想受益最大的就是消费者.

　　主持人：原创厂会心甘情愿的放弃这个摇钱树吗？

　　徐明波：当然了,它们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的,它们会尽量延长的这个专利保护的时间,国外厂家在这些药品专利即将到期的前几年就做好了准备,研制一些这个产品的替代产品和深层次的产品，比如说氯雷他定,美国公司就出了它的第二代产品，这些都是它保护它原有知识产权的一种手段。

　　主持人：所以我想在这两者之间，总会有些比赛。作为国内厂，能在仿制中形成自己的创新能力吗？

　　徐明波：如果你自己的企业在研发上有自己的体系,了解化合物的特性,做一些仿创结合,最后过渡到完全是创新的药物。

　　主持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走上创新之路的？

　　徐明波：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在临床前和临床中,这种知识大概有上千种,我们完全可以研究它的专利,详细分析,避开它们的专利保护,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创新。

　　曲向东：双鹭药业现在要仿制的这个药，在美国卖的是一个美元一片，在中国卖半个美元一片，是其他治疗过敏药物要价的四倍，仿制药显然能大大降低消费者的花费。仿制药给消费者带来了好处，给厂家也带来了利润，但这些被仿制专利药的原创厂家却有自己的看法，我想我们还应该听一听原创药厂他们的一些看法。

　　我们这次选择了美国的施贵宝，因为施贵宝是第一家进入到中国的外国的制药企业，而且在这些年来，它已经有几十种药品都被中国的企业仿制了。记者专门到施贵宝做了采访。

　　报道：

　　美国施贵宝进入中国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从它来到中国第一天起,它对仿制就做好了准备。

　　美国施贵宝(中国)对外事务部总监车飞告诉记者，在进入中国的时候，中国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法。“我们知道我们所给医生和患者提供的一切是仿制不来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提供一个有效的化学成份，我们提供的是整套的医疗服务。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仿制呢。”

　　施贵宝告诉我们,它的一个新药出现一般要经历十年的时间,而从无数化合物中筛选出一个有效成分,好比大海捞针。车女士告诉我们,她从小吃的也是仿制药,但加入到施贵宝之后,她逐渐意识到保护药品知识产权是每个人的义务.

　　车女士强调，疾病的发展是不等人的。比如最早是有肺炎，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黄热病，现在发展到艾滋病。瘟疫的流行和发展从来是不等人的。唯一能够跟瘟疫、跟各种各样疾病做斗争的就是人类不断地进行药物的开发。所以，对药品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于对全人类的保护。

　　过去由于当时中国专利法中并没有对药品保护的内容,施贵宝有将近40多种药品被国内企业仿制,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施贵宝不反对中国企业仿制专利已经过期的药品，但它并不看好这种仿制。

　　车女士指出，如果我们没有自主研发能力的话，一味仿制，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急功近利仿制，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在西药市场这一块的竞争能力，因为对新药的研究和开发才是保证人类健康、促进人类健康的根本出路。

　　张汉林:我刚才讲到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智慧财产源，的确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希望自己的智力劳动成果被其它国家和地区盗用，或者是说即使是专利保护期过了，你再使用，它始终认为你是他一种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它很不希望这样做。

　　曲向东:所以就是说仿制本身就像您说的它也是一个双刃剑。如果我们要是一味地依赖他，而且甚至利用得不好，反而会伤害到自己。

　　张汉林：其实前些年有一个很多人都记得的维生素大战，当时就是因为很多维生素药厂仿制一家外国药厂。刚进入中国市场，结果打了两年，130多家药厂最后只剩下4家。

　　曲向东:在美国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同样可以仿制，但是美国政府规定仿制的药厂只能有三家，它一方面避免了谁都仿制，另外也保护了原来的原研厂商的利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刚才谈到了，我们一方面要更多地尊重和保护人家的知识产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有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这方面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们去仿制别人的药，仿制别人的，存不存在别人也会仿制我们呢？

　　张汉林：这个问题是比较显然，比较典型的在我们的中药里面。我们仿制过的一些西药，但是应该承认现在其它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我们周边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它们也在积极地开始仿制中药，但是它们的仿制水平在一定程度比我们更高。

　　曲向东:它可以利用现代化的生物提纯技术。

　　张汉林：的确对我们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我们经常所说的所谓的中药西做的过程之中，技术装备、工艺水平、包括一些理念上可能都比我们要好一些。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传统中药制造过程之中的一些局限可能暴露的比较突出，这样在国际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我们会处于一个被动状态。

　　曲向东:而且我们很多中药厂甚至连自己的专利都没有。

　　张汉林:对。

　　曲向东:看来我们的中药企业也是有一些苦衷的，就像老专家讲的我们中药的专利保护模式和西药专利保护模式应该是不一样的，西药的保护模式可能行不通。

　　张汉林:这里我觉得的确值得提出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在积极有效的实施专利保护的同时，对中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中药产品的保护体系。

　　曲向东:在去年的多哈会议上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就是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宣言指出当一个国家遭遇到重大疫情威胁的时候，可以仿制仍在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在这个决议通过之后，有两家中国企业很快就向卫生部递交仿制治疗艾滋病药物的申请。

　　从目前来看，中国企业选择仿制的药物大多数都是美国企业的产品，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驻美国记者的报道。

　　王宇航你好。在1993年，中美就知识产权进行谈判之后，中方已经承诺对美国的一些重要药品进行行政保护。现在这些保护期已经到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准备合法地仿制美国的这些药品。对于这种现象美国的这些厂家是怎么看的呢？

　　王宇航:据我了解，美国对此事表现出极大关注，它们正在努力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延长保护期，比如在专利即将到期的时候马上推出新产品申请新的专利。有的美国厂家在专利到期前几年就开始准备投入人力物力，研制替代品和深层次产品。总之美国厂家对待专利过期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另外一个武器就是打官司，和仿制厂家打官司拖延批准的时间。

　　曲向东:我们知道多哈会议确定了一项原则就是当一些国家它遭受到重大疫情，并且危及到民众的安全的时候，可以合法地仿制一些重要的而且非常贵的一些药品。最近有中国的两家企业向卫生部提出申请，要仿制艾滋病的药品，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的艾滋病药品的生产厂家它们有什么反应呢？

　　王宇航:严格说来，美国的制药界是反对世贸组织的一些条款的药品和可以用最低价格购买专利药品，所以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厂家来说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研制爱滋病的药物是需要长期投资的，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面临的问题，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问题。

　　张汉林:可以看到保护知识产权的初衷跟我们现在现实差距太大。在实施专题保护的过程之中必须要考虑到特殊消费群体的能力需要，在政府的授权下，相关专利技术的所有权人的监督之下，实施一些强制许可，这样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消费者，能够消费得起这样一些产品。

　　曲向东:我们的记者和一家已经申请了要仿制艾滋病药品的一家中国公司进行了联系，但是这家公司表示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所以它现在不便于出来表态。而且在这方面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比如治疗乙肝方面的药，有一家公司也是外国公司，它在得知多哈会议的决议后它转而生产饮料，因为它担心中国会动用这个协议，因为中国有很多的乙肝病人，动用这个协议仿制它的药品。

　　张汉林:我觉得这个企业应该说它的忧虑过多，同时它的这个策略我个人认为选得不是特别恰当，并不是所有的各个疾病、所有的各种药品都能实施这样的强制许可。

　　曲向东:不管多哈会议通过决定的这些原则，还是作为我们国家的政府，我们还会充分地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所以多余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吴海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