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一个部门，有这样一句话：600万人的利益必须融入到13亿人的利益中去。这个部门就是卫生部。今天，我们既要从13亿人，也就是13亿患者的角度去关注我们看病发生了什么变化，也要从600万卫生工作人员的角度去审视医生、医院正发生着哪些变化。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卫生部部长张文康。

　　张文康，1940年出生，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等职，1998年起任卫生部部长，因为曾被授予少将军衔，大家称他为全国600万医务工作者的领军人。他上任以后医疗卫生系统先后推行了医药分开、药品公开招标采购等一系列降低患者负担的重大改革措施。

　　主持人：张部长你好，我印象当中你在四年前，刚刚上任的时候，还是一头黑发。现在4年过去之后，好像添了不少白头发。是不是这四年的卫生部部长工作特别辛苦？

　　张文康：我觉得我的压力太大了。我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革跟发展当中去，但是我无怨无悔，所以我老是记得一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是说现在的卫生改革是地狱，就是我们碰到的困难，太多了。但是我愿意接受这种磨炼，这么说可能把我身份抬得太高，我就是说轮到我干这件事情，我无怨无悔地去做。

　　社区就医：未来新方向

　　主持人：最近人们经常提起社区医院，我这边正好有一张社区医院的服务卡，您看，这个是北京西城区厂桥医院的柳荫街社区卫生服务站，它这有一个电话，是24小时呼叫服务，我是不是真的随时打电话他们都会有人接？

　　张文康：我相信他们会有人接。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整个卫生改革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持人：那么我们这边也正好有一个关于厂桥医院它们的卫生服务站的一个小片子。

　　北京柳荫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李大妈是柳荫街社区服务站的老病号了。最近她的老毛病――动脉硬化又有些复发。从今天开始，李大妈又要在社区服务站进行最少十天的输液治疗。

　　患者：以前看病，没社区医院特别困难。就是打针特别困难。你说上家里打去吧，我这个(血管)怕跑了，上北大医院(家人)还得陪着我去。

　　为了对患者负责，社区服务站的医生，必须是经过北京市统一考核认证的全科医生。

　　患者：这服务是特别好，像我这个病人，是特别难，就是扎针特别难，针不好打，因为血管特别细，特别脆，特别费劲。她们从来不嫌麻烦。

　　柳荫街社区服务站是北京厂桥医院设立的8个社区服务站之一。这里的三名全科医生，每个人至少要面对5000多名居民。这里不仅给一些有公费医疗待遇和社会保险的患者提供了方便，也为自费看病的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患者：自费去北大医院，我去不起，就在这儿开药，方便点。

　　在这里记者看到，从病人一进门，开始挂号、看病、开药、划价、收钱、取药等等，整个过程都是由一个医生负责的。

　　社区服务站不但要负责对社区居民平日慢病的治疗，还要承担起组织健康讲座的职责。其目的就是要向老百姓普及健康知识，提高预防疾病的意识。由于承担了很多免费的服务项目，目前的社区服务站只有一小部分是盈利的。随着社区服务站的普及，不久的将来社区服务站就会慢慢走向盈利的。

　　主持人：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面临着很多困难，它们以后能坚持下去吗？

　　张文康：首先我要说呢搞社区卫生不是一个权宜之计，不是为了医院转轨，是我们卫生服务体系的一个改革，甚至说是一项革命。

　　社区(卫生服务站)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一系列的麻烦事，在我脑子里，两大事情，一个就是人才问题，第二是钱财问题。人才问题，现在我们主要是靠对现有的医生加以培养。使他能够摸索到、掌握到社区卫生服务的规律。将来还要专门培养一些社区卫生的医生，或者叫全科医生。

　　钱财问题，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事，我们已经发了文件，就是社区卫生服务的有些项目可以跟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那么比如像上海、北京现在都实现了。另外，它也可以开展一些其它有收入的服务。

　　当然，我也寄语社区医生们，你们不要走那个医院高收费的老路。因为我们估计，就是说，社区卫生服务可能降低老百姓的开支40%，或者更多一点。

　　主持人：我这里有一个数字，发达国家的医生有50%是在社区医院里服务。那么国外的社区医院是什么样？

　　背景：国外社区医院

　　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人也许还都记得片中的那个医生。当阿甘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为阿甘做矫形手术的医生是他，当阿甘的妈妈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守在病床前的医生还是他。几十年来，他一直在阿甘生活的社区里服务。这就是国外社区医院服务的真实写照。

　　国外发达国家都拥有健全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这些网络负责为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发源地英国，社区医院的医生数量占到医生总数的近50%，平均约每2000人就拥有一个社区全科医生。也就是说，社区的居民可以在家门口长期享受到各种医疗服务。

　　主持人：我们的社区医院以后也会像国外一样普及吗？

　　张文康：我们已经有308个城市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我们现在全国已经有9千个社区卫生服务的点。2010年基本建立，也就是基本上在所有的城市，要建立社区卫生服务这个体系。但我要强调的是社区(卫生服务站)跟医院不一样。医院主要是医疗，社区(卫生服务站)除了提供一些常见病的治疗以外，还要搞预防，还要搞康复，另外还要搞健康的教育，以及做一些计划生育的技术服务。所以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医院，而是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中心。

　　主持人：根据你的介绍，看来社区医院将来会成为城镇职工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渠道，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城镇职工就医近年来的变化。

　　2000年开始，国家开始推行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为实现这一目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等三项改革同步推进。随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医药分开等具体改革措施的实施，医疗费用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同时，开展社区医疗服务成为向患者提供优质、廉价基本医疗服务的主要途径。到2010年全国所有的城市都要建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届时，城镇职工就医将基本形成“大病上医院，小病找社区”的格局。

　　农民就医新变化

　　主持人：刚才我们其实谈的都是城镇职工的医疗服务，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农村医疗的变化，我记得您小时候也在农村生活过对吗？

　　张文康：对。

　　主持人：那时候家里人生病的话，是怎么办呢？

　　张文康：我的妹妹就是因为没有医生看病，活活地死去。我相信要是放在现在的话，她完全不会死。

　　主持人：她当时生什么病，她多大？

　　张文康：当时我是六岁，我的妹妹五岁，回到奶奶家在乡下，也许用现在的话说吃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当时没有医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两天就去世了，活活地拉肚子去世，这也就是促使我为什么做医生。

　　主持人：您当时没有找人来看？

　　张文康：没有医生，只有巫婆，我在那里巫婆面前又磕头又烧香的，求神灵保佑。所以农民的缺医少药对于我来讲是体会很深的，或者说有切肤之痛。

　　主持人：您感觉他们现在看病是不是还挺难的？

　　张文康：我坦率地说还很难，所以这是我更揪心的事。

　　主持人：现在农村就医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张文康：地区不同也不同，比如在东部地区，现在是相当的好，在有些乡镇卫生院，甚至有CT，有比较高级的超声波的设备。

　　主持人：对。

　　张文康：可是在西部地区，我所看到的有的农民就是还是看不起病。

　　广西农民怎么看病

　　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部，全县面积的87.5%是山地，2001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500元左右。当地干部带着记者来到了泗水乡马骆村苗寨粟富生的家，粟富生的女儿粟让妹长期患病，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2001年8月去世。

　　粟富生：没有钱送医院，就没有办法了。

　　粟让妹是这个家庭主要的劳动力，她因病去世后丈夫离家出走，只留下61岁的粟富生带着两个孙子一起生活。而粟富生10年前干农活时弄断了手臂，同样因为没钱医治落下残疾，只能干点轻活。

　　尽管两个孩子都品学兼优，但是今年9月他们不得不辍学回家。在这个乡的村卫生室，村医吴媛柳拿出了村民赊欠医疗费的账本，记者看到很多村民几元钱甚至1元多钱的医药费都得欠一两个月才能还上。

　　乡长：看不起病的这种情况，基本上每个村，像这种情况，三四十户是有的。

　　一方面是农民看不起病，一方面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也非常简陋。

　　马蹄乡卫生院院长廖金福：以前只有一些简单的老三件，听诊器、血压器、体温器。

　　为解决农民缺医少药问题，去年8月份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投入1.3亿元用于全自治区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医疗设备。在马蹄乡卫生院记者看到了自治区刚刚统一配发的X光机、B超、洗胃机等设备。

　　在马蹄乡卫生院，记者还了解到投资20多万元的门诊楼也即将开工。在医疗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一些乡镇医院因地制宜降低医疗费用。黄毅是马蹄乡卫生院的中医师，院里用的很多中药材都是他自己上山采来的。

　　黄毅：这种(采来的药)很便宜的。(一个感冒的话，如果吃中药吃好，一般要多少钱？)一般要两包药，七八块钱。如果打针的话，起码要十几块钱。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不起病和因病致贫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去年以来拿出500多万元资金正在全区的24个县进行农村医疗保险的试点，希望采取政府拿一点，农民自己拿一点的方法建立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主持人：刚才节目里我们看到了一些看不起病的农民家庭，您当卫生部部长这几年有没有到过这样的家庭？

　　张文康：我永远不会忘了那几个场景。有一个农民，是曾经捕鱼的一个农民，他四肢都僵直了，他的三个子女都辍学了。我简直是抑制不住要流眼泪，我不会忘记这个家，之所以我告诉我的同志，我不跟你们讲太多的道理。你只要下去，你就受教育，你就感到一种责任。就是我们有责任为这些农民兄弟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中央要求我们做的。就是说他没有钱，我们也要给他基本的医疗服务。

　　主持人：实际地来讲，我们可以算一笔账，您刚才也讲了8.7亿农民，那假如说让每一个人真正都享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的话，您估计需要多少钱？

　　张文康：农民看病呢，我们希望每个农民能够有40块到50块钱，那么他就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怎么解决呢？东部地区他完全可以自己承担，只是要帮助农民抵御大病的风险。

　　可是困难的是在西部，我们建议比如说中央政府出一点钱，比如出10块钱，省政府出一点钱比如10块钱，这样农民自己再出20块钱，那么我想基本医疗保障就可以实现了。那么这一个数字就可能是80个亿到100个亿左右。

　　主持人：听上去是很让人憧憬的一个情景，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农民兄弟农民朋友都能够享受到？

　　张文康：中央非常重视，也找我专门去汇报了，我也在呼吁我们各个部门，大家都来为农民做好这件事情。我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主持人：十月份好像也要开一个会？

　　张文康：对。我想估计是今年，或者是适当的什么时候，会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这也是全国的农民，全国的人民，包括我们医务人员，所期盼的一个会。

　　主持人：我想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吧？

　　张文康：是的，我很有信心。

　　药价与新条例

　　主持人：三年前，您在上任卫生部部长的一年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当时有一个片段给我留的印象很深，我感觉在那个片子里面，那是两年前的片子，您问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看病贵不贵能不能承受得起，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让你揪心？

　　张文康：始终是让我揪心的事，但是我感到宽慰的是有所进步，我只能说是有所进步，还没有彻底地解决。因为从我们过去的调查，98年以前，我们的门诊的费用，每年要上涨26%跟23%。这几年到2001年的门诊的费用只上涨了9%，而住院的费用只上涨6%。就是说还在上涨，但是它上涨的幅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说那些乱收费有所遏制，但是我还要说还是存在的，还要继续努力。

　　主持人：让您揪心的问题也真的是让老百姓很关心，因为在您采访之前，我们从网络上征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一个是说药品的价格还会不会再下降；另一个像门诊费手术费会不会大幅度上涨？

　　张文康：我觉得药价还是有下降的可能。空间还是比较大。通过压低虚高定价，把药价降下来，同时适当地把医生劳务的价格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这样子呢医院的补偿呢就比较健康，而不再是靠那个乱卖药或者是通过以药补医这样的手段来取得医院的补偿。

　　主持人：今年9月1号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对于广大的患者还有医务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因为这对于患者的知情权还有发生医疗事故之后应该怎么样来赔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001年9月，北京的张女士，因患右膝关节病，住进海淀区的一家医院，并进行了右膝人工关节表面置换手术。术后，张女士感觉到右膝关节变得发紧、发硬，慢慢地发展到右腿无法弯曲。她怀疑是医生为她安装的人工关节位置和松紧度出现了问题。于是，她便四处询问，如何来做这个医疗鉴定。起初，周围的人告诉她，医疗鉴定很难做，就在张女士不知所措的时候，9月1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实施了，这个消息让张女士的信心大增起来。她托朋友买来有关书籍认真学习，在新条例实施的第二天，便向海淀区医学会提出鉴定申请。9月20日，海淀区医学会正式受理了这起新条例实施后的第一个医疗鉴定申请。

　　主持人：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在这个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出来之后，他都不想做医生了，因为太难做了，要求太高了，不知道张部长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抱怨？

　　张文康：我听得太多了，但是我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为了依法来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我认为现在呢应该建立一种健康的积极的医患关系，也就是医患双方应该是朋友，应该是跟疾病做斗争的战友，而不是对头。

　　主持人：但总体上感觉这些措施还是给医生提了很高要求，在您心里面这个天平是不是有一点偏了。

　　张文康：我相信我的医生同事们迟早会理解这一点，现在有很多医生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医生毕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我们是执行着救死扶伤这样一个职责。

　　张文康：我也想借电视台呼吁我们的患者，也要体谅医生的艰苦的劳动。更多地理解医生，更多地支持医生，越这样，他越放心大胆地为病人服务。

　　主持人：而且越这样，就越能够推进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且您这几年也是一直致力于此，那么让您能够不断努力的梦想是什么？

　　张文康：我的梦想是普天下的老百姓都能够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我没有很多奢望。我永远不会忘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个情景，等到我见到的那些情景改变了，我觉得这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相关背景：

　　近1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下降了2%；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近50%；

　　人口平均期望寿命由1990年的68.55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

　　2001年全国城市医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金额160亿元，招标后药品价格平均下降20%；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过去10年，中国用世界1%左右的卫生总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