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家庭里，曾留下了许许多多对单位的记忆。安徽省阜阳市有这样一个家庭，父亲刘聚亭，由于历史上受海外关系的影响，一直没有正式工作，母亲刘士真下乡返城，也没有安排正式工作，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家里，没有享受过单位的温情。

　　“我们家五口人，然后我妈我爸等于说半辈子都没有单位，到现在，可能下半辈子也没有单位了。小时候，我和我妹、我弟都特别羡慕那些有单位的人，像那些父母有单位的孩子，在学校都特别牛。我们小的时候，人家天天说我爸是哪哪单位的，我妈是哪哪单位的，可是轮到我们，人家问，你爸你妈是哪单位的，我们特别难过，都觉得低人一等。”

　　单位，给大女儿刘震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刘震的童年既有对单位生活美好的向往，也有许多酸楚的回忆。

　　“这就是我的家，以前的家，我们曾经在这儿住过七八年。屋里太黑了，有单位的房子，在我们小时候，感觉有单位的那些小孩都住楼房，我们是住平房。然后，我们就住这种破旧的地方，他们的房子，那个时候水泥地是最好的，他们有水泥地，我们家是土地。”

　　“天天都很想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工作，一直没有。我很羡慕人家，很羡慕有工作的人，按时上下班，有规律，我一直没有。我就想叫下一代小孩都能上学，不管怎么样，有个单位，就了我的心愿了。”

　　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的父母亲，只能将希望寄托给孩子们来实现。为此，他们对孩子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大女儿刘震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什么样的单位成了家中头等大事，这既关系女儿的前途，又关系到刘家的面子。

　　刘震毕业后，父母亲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来为刘震找一份能吃国家粮的单位。

　　“我是一个要面子的人。可能为了这个事，我恨不得给人家下跪，所以不愿意再讲了。当年职业不要都没有这么难过，但是为了这个，我不得不求人家。求到什么程度，找人家，人家没起来，我就在那儿等着，人家下班，我在路上等着，确实不愿再讲了。不想再回想那时候的事。”

　　“为了给我跑工作，每天出去，还要买很多礼物。有的时候，如果他们回来没带礼物还是挺高兴，如果他们带礼物，说明人家不收，没收的话，事就办不了。特别犯愁，每天看他们回来，跑一天特别累，满脸愁容，那段时间，我爸都见白头发了。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特别生气，我觉得我上了这么多年学，我也不是没有知识，为什么找个单位就这么困难。”

　　给孩子们找工作，找单位，是许多中国家庭都曾经经历过的。在中国的单位社会里，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化的人才进出通道。父母亲东奔西跑，终于为女儿找到了工作，一个国家机关单位"阜阳市土地局"。

　　“我当时从我们市计委拿到那个机关的报到证回家，那一幕，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几乎我都忘不了。我爸就站在门口，双手接过我的报到证，戴上眼镜，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妈就说给我看看，我妈也是接过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看我爸就扭过身子，眼圈就红了，掉眼泪了，我妈也掉眼泪了，他们就是特别特别高兴，我能够进了国家机关，有了单位。”

　　“在我们家，她是第一个出来吃国家饭的，我们的街坊邻居听了以后也都很高兴，也都来祝贺我们。我们基本上挨家挨户说，让大家分享我们的幸福。”

　　女儿找到正式的国家单位，给家里人带来无限快乐，父母亲依照当地风俗，专门来到爷爷奶奶的坟地，捎去纸钱、酒、鞭炮，让祖上的人知道刘家有了这样的大事情。

　　“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像这样的事情都要让上一辈人知道，在我们当地来说，小孩子能进到这样的机关，小孩子今后一辈子有个依靠。”

　　“我当初刚分配，就是坐在这里，我当时的桌子是在那个地方，就在那边的，这是于大姐坐的地方。当时分配到土地局特别高兴，这个单位应该是阜阳市特别特别好的单位，激动得要命，坐在这儿简直兴高采烈。天天来都是兴冲冲地来，骑着自行车，每天来的时候，太阳照在身上，就觉得自己活在光辉下。可是后来工作，大家都有体会了，来了以后，就是喝水、看报纸、聊天，觉得自己的生命都在浪费。”

　　单调的机关生活，让刘震放弃了父母耗尽心血找来的工作，放弃了她认为平静而平庸的工作，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从此，刘震的人生方向发生了改变。

　　在北京的几年里，刘震一边求学一边打工，几年里还读完了人大新闻系的学业，去公司做过打字员，做过职员，做过酒店领班，做过家教，现在刘震就职的公司在亮马河大厦的太和控股集团，在这里她是一名计划管理部的主管，是一名白领，这是她在北京的第四份工作。

　　“我觉得如果有人想从传统单位跳出去的话，首先他必须摸准自己的心态，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市场，竞争的市场，非常有竞争力的市场。然后你能够给对方单位带来什么，你能给对方公司带来什么效益，只有把你自己的心态调整好了，不断地去充实你自己，才可能是在双向选择的市场中得到别人的认可。同时也能够找到你自己，实现你的自我。”

　　刘震已经不再依靠传统单位生活，这是变化的社会让这种选择变成了可能。但对生活在传统单位的多数人来说，摆脱对单位的依赖，还需要岁月的检验。几十年计划经济形成的思想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这些被单位包办过一切计划过一切，享受过多关照的单位人，还来不及适应这多元、充满困惑充满希望的变革。单位人怎样才能成长为社会人，是多数人要做出的选择。

　　这是重庆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的大门，2001年6月，因为公司不再替职工代交水费，自来水公司停止居民供水，公司部分职工及其家属对此十分不理解，和公司发生了争执。

　　“在6月5号早上8点钟左右，所有的住家户，极少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不理解的群众，这些个人，全都把这个马路拦断了，拦断以后，所有两边的车辆都不通了，那面堵起车，那面也堵起车，而且有些人破口大骂，完全认为是我们公司不给他们交水费。我们给他们解释都不行，最后男的、女的有十几个人，拉我们的大门使劲摇，门都快要垮了。我们好几个同志出来做工作，跟他们讲，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你们派代表进来说，你们不能阻碍交通，不能在这儿闹事，因为工厂要生产。”

　　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的前身是重庆嘉陵化工厂，是一个有50多年历史的国有企业。公司于1997年6月18日年正式改制，5年时间，公司从濒临倒闭的边缘走过来，并开始逐年扭亏，但一些职工的惯性思维并没有因为公司改制而发生变化。这次自来水事件，从普通职工到公司管理干部，许多人还认为公司应该替职工交纳水费，因为这是他们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福利。

　　李永康(法律办公室主任)：从以前国有企业的想法来讲，应该有福利待遇，就是这样的。应该说福利待遇，像有的国有企业，都是职工用水就不是按照水厂的水费这么交的，大都是有减，减一半，就是有一部分福利待遇在里面。

　　贺小平(原生产计划科科长)：我们没有交水费这个概念，你看企业内部，当时在内部住，公司里住也是，厂里住也是，一些水费都是尽管用，用的话，也没有概念交，也没有概念节约，公司也没有收过一些。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叫你交的时候，觉得不愿意交，当时思想转不过来那个弯。

　　对公司采取的改革措施不能理解，职工们开始向新闻单位投诉。

　　“99年的5月27号，我翻一下我们的记录，星期四，当时我们是第一条就接到这样一个投诉。我们选这个题的时候，为什么选？因为很多听众的投诉肯定要选一选才能够做。这个情况当时在我们重庆市很普遍。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在92、93年的时候，效益很好，把一些职工的水、电器，还有幼儿园交缴很少的费。基本上职工在厂里收入方面很多，但是支出很少这种情况。但是到了99年，应该说是国企改革第一年的时候，慢慢很多企业不是把后勤都抛给社会嘛，把它扔出去。所以那个时候矛盾比较突出，不只是嘉化厂。但是这个厂是我们接到的第一起有关这方面的投诉。

　　范保生(办公室主任)：造成的原因，我觉得我自己在工厂里工作几十年了，我觉得那时好像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自己参加了工作，到企业了，我为企业服务，企业都应该给我一些报酬，给我一些待遇，给我一些福利。你像我们原来经常发白糖，发什么东西，发月饼，这样优待，那样优惠。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它包罗万象，医院、托儿所、学校、教育、房子，还包括各方面的管理，这些门类太齐全了。

　　自来水公司与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职工经过多次协商，并深入每一户家庭，逐一登记水费使用的情况，职工最终同意了交纳水费。水费事件，是职工对改制以来公司福利诸多不满中的一项。

　　李宗昌(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企业负责人，甚至走在路上你都不得安宁，你不知道哪天被一个职工扭到你，又是一个福利问题没有解决，耽误了很长时间。如果你正是忙着有事要走，他说你态度不好，不关心职工，因此厂长很多精力都化到这个上面去了。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在路上拦截你，拦截了就说，我从来没有找你反映过情况，我只反映一个情况。他说的都是很诚恳的，他只找你，他只反映一个情况，从来没有找你反映过情况，这样你就脱不开身了。这个一个情况，那一个情况，1200多个人，天天陷在具体事务中，根本没法生产经营。

　　这些是为今天公司扭亏为盈付出过汗水和劳动的职工，这些也是50年里为单位做出奉献的职工，当企业改制之后，企业不再承担社会功能时，他们便显得束手无策。改革的代价，要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要学会理解，学会承担。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还是要找公司。”

　　“还是习惯于找领导，有什么事找领导？”

　　“老办法。”

　　“还是老办法。”

　　中国的单位包办过一切，"一切依靠组织"曾经是几代人生活的信念，个人在单位里显得并不重要。但当中国的改革需要单位向专业化功能发展时，那些一切依靠单位的思维方式受到了挑战。

　　徐中振(社区研究专家)：我们大体上过去都是以厂为家，以校为家，把单位看作他认同的唯一的一个对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面，人们所有的需求就通过单位来满足了，他不再需要在其它的领域，其它的组织来满足他的需求。而整个改革开放以后，单位组织自身发生了变化。

　　为共和国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的单位人正在承受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阵痛。当一个个单位的社会功能不断剥离，对单位人而言，原来享有的这份温情又由谁来承担呢？单位和人重新定位了，但人最终无法完全割舍对温馨的集体生活的向往。

　　这是上海市虹储社区的居民们，自己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曲调都不能用艺术的标准来衡量它，它虽不是艺术，但它确实表达出社区居民对社区生活的赞美之情。

　　虹储社区，在繁华的上海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视。这里的房子并不时尚，这里的绿地也不开阔，但这里的居民在社区里，留下的欢声和笑语确是持久的，发自内心的。

　　社区里的居民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有在国有单位工作的，有独资、合资公司职员，也有下岗的……大家聚集在一起，社区仿佛成了他们的家园。

　　朱国平(上海市虹储社区主任)：原来应该说都是单位的事情，现在都是我们小区的事情。现在是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说回来，就是我们要提供他们方便。现在像我们这个小区有活动中心，就是200多平方的活动中心，这样我们室内的场所也是很多的，像这300多平方，也是供我们小区的老人锻炼身体。小区里面要有一个空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开门七件事，方便老百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小区全部好解决。

　　政府为社区的搭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上海，它既是社区活动的组织者也是参与者。但虹储社区更多是依靠这里的志愿者。这里的志愿者可以陪孤独的老人聊天，教小孩画画、弹琴，在社区里进行义务劳动。今天，社区的志愿者在这里开会，讨论下一步的工作。

　　“文明小区也需要我们的志愿者。大家谈谈，志愿者就是下一步怎样搞，再搞得好一点。我们这次建银行，就是现在没有钱，因为我们下岗了，没什么钱可以存到银行的。我觉得时间就是银行，就是金钱。我把你们小区，你平常为小区服务的，就是把时间记下来，就是资源共享，就像我们的老师现在为我们小区里好多的人补课，老师的家务由我们下岗的给他做家务。是这样的。”

　　“全方位的，不是讲我仅仅就是服务某一个项目。因为我现在在小区一个结对子的对象，是一个老太。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储蓄，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也大了，退休的，以后等我们年纪老了以后，我们也需要人家来为我们来做志愿者服务。”

　　“和我们结对子。”

　　“你现在和人家结对子。到时候，我就把我时间储蓄的卡拿出来，我当初也是服务过这些时间，当然作为志愿者本身来讲不会计较这个时间，我服务多少，你今后也要为我服务多少时间，也不是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就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好的。”

　　“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我今年74岁。”

　　“74岁了，那身体还这么好？”

　　“马马虎虎，也有心脏病的。”

　　“那您的年龄是不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志愿者里面你是偏大的？”

　　“最大。我能够跟大家在一起，这是人生的一个快乐，能够互相帮助，我自己开心了，人家也是很开心的，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还有我教外语，人家孩子有困难，我都是帮助他。”

　　虹储社区的志愿者，有教授、有医生、有律师、有家政服务、有技师，他们在社会上从事着多种各式各样的工作，但在社区他们是普通的劳动者。这里体现着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靠我们小区的居民都在参与，特别就像我这个小区，志愿者的参与是很高的，现在已经757人了。他们就是来自医生、老师，我们757名，大多数都是青年，青年占比例比较高。因为我说老人已经享受了，我们小辈就是为老人服务。因为人总是要老的，你现在做个榜样，你现在年轻，为老人服务。等你老了，人家年轻也为你服务。”

　　这些曾经是传统单位俱乐部里的设施。这里有图书室、阅览室、医卫室、棋牌室，社区内必要的生活服务，在活动室里都能得到满足。社区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还提供了新型的参政议政的方式，比如，他们以民主方式选出了业主委员会和其它属于社区的组织，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居民都可以投上自己的一票。

　　“那么现在来说，他重新要寻找一个认同的对象，那么我们可以说，从老百姓的这样一个体验上来说，就是说要认同一个生活的家园。这个生活的家园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有很多的这样一种交往的、参与的、互助的这样一种需求。这种需求使陌生的人变为熟悉的人，使功利关系的人变成是什么？是和睦关系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话，社区作为一种共同体，它是一种互助的共同体，是一种道德的共同体，是一种情感的共同体。”

　　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需要政府，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参与、培育和爱护。社区，是大家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接续中国传统单位中温情关怀的理想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