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从一幢楼到一幢楼，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这种空间上的转换，对每一个生活在单位里的人来讲，可能意味着一次工作上的调动。

　　调动难，是许多中国人记忆中的阴影。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只是单位内部的一个零件，劳动人事部门的一个编制指标。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学识、才华或技能，你的一切都是属于单位的，属于部门的。调动，仅仅是组织的需要，是组织之间的事情。在单位与单位之间，个人的调动就像这个风筝，始终摆脱不掉组织这条绳索的牵引。

　　李京华是人民出版社《人物》杂志社的一名编辑。二十四年前，她开始在北京市郊区百子湾储运仓库做仓库保管员，那一年，她刚刚从一所中专学校毕业。

　　“分到这仓库以后，一直心情不是很愉快，当然我这个人表面上不会显示出来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但是内心是很痛苦的，当时我一去的时候，是管纸张，大卷筒的卷筒纸。有的时候躲在卷筒纸后边，自己就在那发呆。有的时候就顺着仓库里边铁路线，铁路线平常很少走火车，偶尔来货什么的，就顺利铁路线走。”

　　对从小喜欢文史的李京华来说，做仓库保管员，与她的理想和爱好反差太大。

　　“在仓库期间，要说工作，我也是挺认真地来做，把仓库工作也挺认真地来做，但是心里头总觉得有一种挺压抑的感觉，心里说不上来怎么样，老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思，跟我所想的，跟我的愿望总是相违背的。当时有一个师傅姓宋，这个宋师傅到星期天的时候，他抱一大摞帐本回家，我说这个又不急，您抱回家干嘛。‘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娱乐，回家以后，我一听算盘珠响，我心里头就痛快。’后来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就说人和人的想法就特别不一样。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当时在那儿，虽然每天和大家说说笑笑，但是心里头，总觉得我不能长期地就这样呆下去。”

　　1984年，《人物》杂志面向北京市公开招聘2名编辑，急于调换工作的李京华报了名。

　　“确实也没有抱太大希望，因为那么多人，90多个人，而且我是一个夜大毕业，我上的夜大，人家好多都是正经大学，名牌大学毕业的。”

　　在近百名的考生中，李京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人物》杂志社决定录用她。由于李京华所在的仓库没有独立人事权，办理调配手续，必须经过仓库的上一级单位审批，为此，她在郊区仓库和位于西城区西四大街的仓库主管部门之间往返了几十次。

　　“一趟一趟地跑，一趟一趟地走，有两个领导接待，两个人态度不一样，但是意思是一个，都是不可以走。第一个人就是态度非常横，怎么能走呢？你是这个单位的人呀，单位又培养了你，你说走就走了。另外一个态度很好，说你想你是共青团员，咱们要学习雷锋的精神，螺丝钉的精神是不是，你不能说你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愿，你看有不少你的同学什么的，他就举出一个两个，你看人家在这儿，不是也干得很好，你在这，也照样能够做出成绩，就这样说，但是总之你是不能走。”

　　“到十一的时候，电视里播了一个领导人的讲话。这个讲话其中有一点，就是讲到了人才流动的问题，当时我特高兴。哟，我说讲到人才流动了，下一次我到公司找领导的时候，我就去跟他说，你看电视里某某领导已经讲了，现在要实行人才流动。然后他说，那是上面的事，现在我还没接到正式通知，你还是我这儿的人，没办法。我说既然这是上面的事，那我就往上找吧。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想，我就找北京市，找市委去。过几天以后，我又到我们公司去，我们公司那个领导跟我说，你找谁来也没有用。说你找人才中心的人来也没有用，他们管不了我这一段。我一听，我觉得简直，又觉得他真是怎么不讲道理。真是在这种一会起来，一会下去，在这么折腾的感觉。我坐的那个汽车上，一路就流眼泪，一路流，两个多小时，回到单位，简直心里特别绝望。”

　　李京华的痛苦，许多人在调动中都曾经遭遇过。

　　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韩光耀：过去这个制度，实际上对人才造成很大浪费，它把人的个性，人的特性抹杀了。所以那时候讲，过去那种纯粹单一的计划经济下，对人的配置方式属于咱们讲的词，人事上的调配，调动你，配置你，都是组织意识，组织的意志来起作用，而个人没有任何自主权。所以讲叫做一次分配定终身。去了以后，你不管干什么，要求你干一行，爱一行，做一颗螺丝钉，过去叫做捆绑成夫妻，就像过去的恋爱一样，是父母包办的，是组织上一手操办的。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种精神是对的，但是过去确实个人择业的决策权很小很小，也因此浪费了很多人的青春，掩盖了很多人的才华，人才的闲置浪费在一个时期是相当严重的。

　　人是社会生产中最具有活力的要素。当整个人才队伍死水一潭，人才的巨大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展示时，社会生产效率低下，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陆续建立人才交流服务机构，韩光耀就是最早的创办人之一。

　　“84年，我们这个机构最初成立的时候，我带了几个人参与了创建人才中心。当时有些单位不放人，个人要求流动，悄悄在我这登记，最后有单位要的时候，我们到原单位做协调工作。当时那些单位领导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说你们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你们支持那些不安于本职工作的人在那跳槽，这从来没有的政策，他很不理解，认为我们是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

　　八十年代中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发的改革大潮，冲击着计划经济的一道道围墙。但在人的流动问题上，依然阻力重重。

　　“有些单位不太讲理，你比如说我们有一工程师要调动，我们协调的时候，他单位什么理由？就说我单位里就他一个工程师，我养得起他。只要我当一天厂长，他就在这给我壮门面我也不会放他，养到我不当厂长为止。我印象最深有一次，当着我们仲裁同志的面跪下来，下跪。他为了离开那个地方，他所有能用尽的办法，能搬的政策依据，都用了，说不动他单位的领导。他到我们仲裁人员面前，为了使他的流动能够成形，他竟然跪下来了，痛哭流涕。如果一个人不是无奈到如此地步，他不会这样，这个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再过若干年是不会有人相信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时个人，讲他曲折经历的时候，声泪俱下。单位拿了些什么文件，原来体制上的什么什么，振振有辞，堂而皇之说一套理由，但有些理由非常非常可笑。”

　　经北京人才服务中心的多次协调，几经周折，李京华的愿望最终变成了现实。如今，她已成为《人物》杂志社一名出色的编辑。

　　如果给中国足球职业记者排名的话，马德兴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对足球新闻的热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过去的两年730天的时间里，他有295天是在国外采访度过的，这在中国是一项纪录。5年前马德兴在《中国足球报》做记者，因为一篇报道的问题，他和单位领导发生了争执，一气之下，他离开了报社，从此成了一个没有固定单位的人。

　　“记得我在98年世界杯赛的时候，在法国，我碰到《中国足球报》几个记者，都是老同志。他们就跟我讲小马你干得不错，现在什么都有了。我当时对这个问题，当时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说实话，我说从能力来讲，我可能并不一定比你强多少，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我说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琢磨了半天让我讲清楚，我说我现在所占的优势，是我现在这个环境，要比你所在单位的机制更加活一点。比如说我想采访一件事，我说走就可以走，而在你所在的单位，你第一要审批，而且要层层批报，等到回来的时候，我说黄花菜都凉了，而我采访都已经完了。而且同样是一次大赛，我写出来的东西必须是别人没有的，不能是大陆货。所谓行话来讲，必须要是独家的东西。”

　　失去单位以后，马德兴曾有一段时间呆在家里，为了生活下去，他开始用自己出色的外语技能和对体育报业市场的了解，靠收听翻译国际媒体的体育新闻广播，整理后投稿给各个媒体赚取稿费，在很多人还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的时候，马德兴已经开始利用互联网挣钱了，他的职业生涯是在迫不得已的境地中开始的。

　　“走了以后，我比较怕的，怕什么？就是人家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我特别怕这个。不敢出去采访。每开一个会，第一先要报上你的单位，然后再说你想要提的问题。如果我去采访，我说我想提问题，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什么单位都没有，包括别人来问我的时候，说你现在在哪儿，我那个时候回答一直是我没单位，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处于这么一种很矛盾的情况之下。而且在那两年期间，我也不敢署名，就是写在报纸上的东西不敢署名。”

　　为了自己喜爱的事业，马德兴不会再去找一个正式单位上班。马德兴的幸运在于，一批市场化运作的媒体在社会上出现了，它们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单位，这给马德兴提供了生存的可能；他的不幸在于，尽管他离开单位多年，但他又常常生活在单位的阴影下。

　　“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人家承认的是一个单位，你是哪个单位的。所以就是说没办法，我就是说没办法，你现在要问我一个单位，我为了，因为喜欢这个东西，想继续干下去，没办法。”

　　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人拼命往单位里挤，有的人毅然离开单位。单位至今仍然是联结国家和个人的重要纽带。中国社会的信用体系，是建立在单位与单位信用基础之上的。

　　中国绝大部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单位进行流动和分配的。那些追求安全感，希望获得稳定生活保障的人，还会继续在单位里生活。

　　当一个人向往一种属于自我设计的生活时，必须面对诸如社会保障、信用制度尚未到位的社会环境。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固定收入，独自打拼，适者生存是他们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群没有进过单位，更不会依恋单位的人，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到来。

　　陈非的早上大多数是在歌剧的声音伴奏下开始的。

　　今天26岁的陈非，老家在安徽省宿县，17岁离开故乡，来北京漂泊，这是他在北京的家，是他靠自己挣钱买下的房子。

　　小时候单位的印象就是一个四方四正的一个大院子，特别大的一个大院子，然后有高高的围墙，总觉得它跟外面是不一样的，像一个围城，单位里的人都在这个城里面，然后做着自己的事情，好像他跟围墙外面的东西没有特别多的联系，因为那个大院子我太熟悉了，我从小就在那生活那么多年，我从小总觉得围墙意外的事情特别自由，然后特别有挑战，又有一点一点冒险的感觉。所以我一旦有机会离开它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我也没想太多。

　　陈非的父母和哥哥姐姐都是教师。陈非从小喜欢绘画，一直画到17岁，来到北京报考艺术学院，因文化课分数不够，未能录取。尽管可以回老家上师范院校，但个性极强的他没有回老家，一直漂在北京。

　　“我17岁开始工作，但没有单位，一直都没有，没有选择进这样一个单位。我见到任何人，介绍自己的时候，都会这样说。你好，我是陈非，我是一个造型师，自由人。”

　　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陈非，在最初的几年里，他先后去过十几家民营企业打工，调换过很多工作岗位，独自品尝了在北京闯荡的艰辛，同时也体味着流动、跳槽的快乐。一次偶尔的机会，他做了造型师。

　　像陈非这样没有单位的人，有人称之为“自雇人”，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本身是打工者也是老板。

　　每接到一项造型工作，陈非都要了解造型者的出身、爱好、工作等方面内容，然后输入计算机分析，最后形成文字和图象的设计文案。

　　这些除了需要美术的功底外，还要有化妆、灯光等多方面的知识。陈非在频繁更换工作的过程中练就了这些本领。

　　今天，他来到北京一家的摄影棚，来为拍摄MTV的一名歌手做造型。

　　“就像今天这个歌手一样，他在镜头前表演，他沉醉在自己音乐里面，然后我在监视器看着。因为他的身上已经有我的东西。我觉得他在体现我那一部分东西，或者是他的表现里面，因为有我的参与，而会更好，我特别地欣慰。”

　　在为演员做造型的过程中，陈非一直忙上忙下。在陈非的眼里，白天和晚上，工作和休息，是无法区分的。

　　“差不多160天的时间，我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一天都没有，每天都在工作。我觉得那个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特别地辛苦，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而且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出租车在睡觉，就是从这个片场赶到另一个片场的出租车的时间上，我每次都希望，我那时候特别盼望堵车，而且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出租车的左手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特别适合靠着睡觉的地方，而且我现在已经有了在出租车睡觉的情结。”

　　在北京，除了工作以外，陈非也常和朋友去酒吧。生活的压力，创业的辛苦，没有单位的漂泊感，是大家经常议论的话题。今天，和他一起去的是一位自由摄影师。

　　“我想我离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单位是什么，我只是现在才明白单位它能给你那么多东西，我当时离开单位都23岁了，刚上两年班，那回也没有病过，也没有享受要租房子，我没有享受过。……”

　　假如那时候享受，你是不是就不会出来。

　　“我如果病了，我肯定不会出来，我走的时候，我妈哭的，你在单位挺好的，每个月……

　　你万一病了，可怎么办？”

　　“对，我当时身体那么好，我怎么可能病呢。当时出来了，现在，只是到现在说，你有了那么多的压力，你才可能想，单位可能有它的好处，它真的能给你很安全的地方，再回到你当初的话题，可能你在的时候，你就怎么说，城里城外的概念，可能是这样子。”

　　“我现在比以前更加拼命地工作，就是因为我现在不是在拼别人，我是在拼我自己。就是说你不拼，你就会，只要你不前进，肯定是在倒退，你一旦倒退，就会有人马上会取代你。没有再次做出选择的机会了，不管你想怎么选择，我们已经上路了。”

　　在许多城市里，已经出现了很多类似陈非的人。在他们的身上，传统单位下的影子不复存在了。

　　“我觉得我们这些人是时代造就出来的，你就比方像以前，十年以前吧，可能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比较少，即便有的话，他们可能也都是从那些单位国有体制下，他进了这样一个单位，然后他不适应，或者是这个单位不适应他，然后他选择了离开，就是大家说的下海。他跟我们是两种概念，因为我们这些人是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谈不上离开，他根本是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进入这样的单位。”

　　“我觉得当一个人如果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他也是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权利，可能以前很多人没有，尤其是中国人，很多年前都没有，但是现在有了，现在这个时代给了你这个权利，可能很多人习惯了，但既然给了你这个权利，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它。”

　　选择与父母们不一样的路，拒绝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是陈非独立创业的理由。从17岁算起，他在北京独立生活了八年。

　　在做造型设计的几年里，他的作品已经在各类杂志刊登。在业内，他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得意之作，是这样一幅广告画。

　　“对于一个人来讲，我觉得他的成功，首先是他要活得很健康，然后活得很有意义，这个意义不光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样的，就包括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或者是你身边一些你不认识的人，其实说得更大一些，你对这个社会是不是有意义。如果你觉得有意义的话，才是成功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陈非把握并用足了时代赋予的机遇，在流动的过程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提升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就了一个年轻造型师的美好人生。

　　在多姿多彩的时代，如何建立人和单位之间的新型关系，拆除人才流动的屏障，最大限度地激活每个人的创造力，实现全社会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是改革中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