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比起其它城市来，这个城市的国有单位是比较少的。因此，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大多数创业者，是中国最早敢于告别传统单位的群体。

　　高顺利曾经是陕西一家国有煤矿的工人，矿里发不出工资，按政策他买断了工龄。在国有企业里，高顺利的这种状态既不叫下岗，也不叫失业，高顺利于是来深圳闯荡。

　　高顺利从事的工作是高楼清洗，有人将这种职业称为蜘蛛人，这是一份高风险工作。这根只能上不能下的绳子，维系着高顺利的生活和梦想。

　　他没有想过在这儿干不成，要回去？

　　没有，如果在这个公司干不成的话，我到别的公司去。在这儿多美，一睁眼全是花花绿绿，也干净。在家，像我们那儿亏损单位太多了，下岗职工多了，一个月就拿100多块钱。像我现在，我们在老板手底下干，一个为老板争荣誉，再一个为老板争面子，各方面的质量，老板在这儿做生意，像我们打工，我们既然在他手底下打工，一定给老板做好。我既然在你手底下干一天，我就要干出来一天成绩，我干不出来成绩。我就不在这干。

　　在这群工友当中，只有高顺利在国有单位里当过工人。对大多数国有企业来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他们的境遇都和悬在空中的高顺利差不多，容不得半点闪失，也没有任何回头路可走。高顺利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了主动的选择。这种选择的风险和必要的付出，使他最直接的领会了市场经济的规则，同时也唤醒了一个个体生命潜藏的巨大生存力量。

　　他都兴高采烈，他都非常高兴，每天在这儿工作，因为这是自由的选择，如果他不喜欢这份工作，他可以找其他的工作。他找不到其他的工作，这就是他最好的选择。所以他能得到这个工作，他就会非常珍惜他。我想单位应该越来越淡化，单位真正是要发挥好他的功能的话，他就一个一定是按他自己的功能组织起来的。你对每一个人的控制只限制于合约关系，而不是一种超经济的，非合约的限制关系。只有个人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才会形成有效的组织。

　　有人说单位就是围墙，墙内的生活总比墙外的生活慢半拍。尽管高顺利们冲出了围墙，尽管这种选择有点悲壮，但他们迈出的，毕竟是人生最坚实的一步。

　　正是高顺利们义无返顾的选择，造就了我们这种多姿多彩的时代和多元的生活图象。而这一切，又进一步刺激了一部分围墙里人的想象力，外面的世界，仿佛充满了无穷的诱惑。

　　在大大小小的单位里，人们已习惯了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吃公家的饭，干公家的事，做公家的人，曾是几代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单位的好处有多明显，单位的毛病就有多突出。面对外面的诱惑，许多人对单调、沉闷的单位生活感到难以忍受。

　　吴云保是铜陵日报社的记者，有近二十年的单位工龄。在当地，《铜陵日报》还算不错的事业单位。但在他工作中总感到不如意、不顺心，就经常买卖旧书打发日子。最近他卖掉两本《人物》的创刊号。十五块钱一本，买来是一块钱一本。是赚十几倍，“所以这个没有风险，不赔本。”他说。

　　对现状的不满，对外面世界朦胧胧的向往，吴云保一直在寻找离开单位的时机。

　　在我过去的工作环境当中，平时大家聚在一起，议论最多的就是某某提了副科级了，提了副县级了，让你感觉到做官的氛围很浓，想摆脱都摆脱不了，本来你对这个无所谓，不在乎，时间一长，你会发现你很在乎这个事情，我想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这个工厂的工人，做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当车间主任，当厂长，学校里的老师，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当教导主任，当校长，新闻单位的记者，写稿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当部主任，当总编，结果你可以想象，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这个单位的体制，它对人的评判标准单一，就那么一种评判标准，你做工、你教书、你写稿子，这类业务工作你做得再好，你都很难发展起来。

　　2000年12月，吴云保请了半年事假，和另外两名朋友离开铜陵，去北京闯荡。

　　在北京，吴云保应聘到《老虎周刊》杂志社，这份周刊是不靠政府拨款，完全按企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的。吴云保被聘为编辑部的主任，在这里，吴云保算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位。

　　来北京后，吴云保和他的同事合租一套房子，每月近2000元的租金，由两个人分摊。

　　《老虎周刊》的刊号一直没有批下来，吴云保的工作处于不饱满状态。在北京的生活，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轰轰烈烈，日子过的也非常简单，偶尔见见老乡聊聊家常打发一下时光。

　　经济社会你要想融入进去，离不开物质的东西，而且我们家里的物质条件一直都不好，所以我想改变它们，我要吃饭，有多种因素，你像我们这么大年龄的人出来，有一个最直接的功利的目的，倒不是想自己要做个多么大的事业，那都是空话，要养家糊口，小孩子要花钱呐，有这么一个目的，最直接的目的，也是很原始的目的了。

　　《老虎周刊》出了三期试刊，但市场销售情况非常不好。吴云保每月拿到的工资不多，但公司规定可以报销一部分发票。

　　每逢周末，到潘家园市场买旧书，吴云保单调的生活中增添了一些快乐。

　　来北京几个月了，吴云保还是不能被这个城市完全接纳。

　　我觉得我现在，又处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很遗憾快到四十岁还跑，这个路口上来了，因为一般到四十岁早就定了搞什么了，确实感到迷茫，犹豫不定，到底怎么搞。

　　老家的朋友，也经常向吴云保打探北京的情况。

　　也不要把外面的世界想象得那么美好，都不是那么回事，都很艰难的，不要想入非非了，快到三十岁了，你这个年龄出来也迟了，何况你是搞电视的，外面这个电视界，铜陵那个地方有它的好处，你看时髦的东西，好多还没吹进去，大家基本上，生活在一个传统社会里面，风平浪静的，除了有的时候单位有一点窝里斗之外，斗得你可能觉得有点难受，你忍一忍算了，外面有外面的问题。

　　六月底，《老虎周刊》的刊号终于获得批准，吴云保六个月的假期也只剩两天了，一边是失去二十年的公职，另一边是不可知的未来，何去何从，吴云保决定辞去《老虎周刊》的工作。

　　离开北京前，吴云保将半年购买的旧书托运回去。

　　这个地方的媒体比《铜陵日报》的那个事要难做一些，质量要求要高，我觉得能做得了，我能做，至少我的业务素质是能做，没问题，就是业务上的要求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你是一个大龄打工者。你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你的感受是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都牵住了，拉住了，你没办法，你不得不思前想后。要考虑事情太多，后顾之忧太多。你假如你的户口能进来，老婆孩子能过来，能在这边正常的生活，那有什么不可以干的。

　　暂住证已不需要了，妻子临行前送他的棉拖鞋还没来得及穿。距离假期结束还有一天，他告别了北京，重新回到安徽铜陵。

　　人的本能嘛，有家有口的，怎么能不牵挂呢，小孩子，以后要是老婆跟我一道出来，小孩一个人丢在家里，真的有点于心不忍。

　　就是不想走，走的话，出于无奈，不回去也得回去，北京半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喜欢北京，也认同这种市场体制。

　　许多单位里的人都有像吴云保一样的梦想，市场经济也给这种梦想插上了翅膀，但几十年养成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是无法挥之即去的。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无从知晓，风险和收获永远相伴而生。

　　李路路(人民大学教授)：在单位这样性质的组织里边，你很多人可以在这个组织里边可以保证自己的工作的，当让你让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完全就丧失竞争力了。所以，我觉得对很多职工来说，国有单位钱再少，再什么，工资再不高，对他们来说，还是他们能活在这个地方的个很重要的保证。如果让他们上市场上，我估计相当多的人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所以很多人离不开这个单位，他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他在这个地方他十几年、几十年已经完全习惯了，而且他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利用其他的方式得到的利益。他到了一个市场化的这样一种组织当中这些都没了。

　　中国足球是较早实现市场化的产业，在这个圈子里，人必须时刻接受市场的选择。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赢球和胜利，就意味着财富和荣誉；输球和失败，就意味着随时走人。

　　李承鹏是中国著名的足球评论撰稿人，他最早也是单位内的一名记者，几年前因为不喜欢体制内生活，所以做起了自由撰稿人。

　　我感觉生活可以依靠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能够依靠的，唯有自己学到的，掌握的东西。我是经历从计划经济到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变迁，大学的时候，我知道每个月什么时候该发工资了，这个工资能发多少，我自己知道。我后来作为一个职业的足球记者以后，我都不知道下个月我能拿到多少钱，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写出多少新闻。以前觉得什么事，有难事找领导，组织，现在没有这种概念了，生活中可以依赖的东西太少了，你只有自己不断往前跑，不能停下。

　　2002年的初春，李承鹏回到了老家成都，受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聘任，负责兼并、改造一家濒临破产的单位机关报，并将其办成充分市场化的专业体育报纸。而这张报纸，正是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四川体育报。

　　我们《四川体育报》十多年了，我算是副刊创办者。历尽了辛勤，总算走上一条改革之路，始终呢是到成不成，似乎又走了，又不行了，不断的失败，但是屡败呢我们大家还是屡战。

　　这是李承鹏参加兼并报纸后的第一次会议，这里曾经是李承鹏工作过的地方，这些人中有他原来的领导和同事。

　　我的心理感受，我其实当时很奇怪的一种感受。我就想起90年我大学毕业分配一个省级机关单位的报社，以为很不错了。短短10年多，它实际上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很衰败了。几年时间，一个省级的报刊它会如此衰落，到了10年后被另外的集团兼并，或者是收购，对吧，确实感觉我自己很感慨。而且那天你听了很多人都指责机制，不是我们不能干，对吧，体育报里的人，而是机制导致了他们不能干，他们也是说给我一根杠杆，我能撬动地球，他们说了很多这样的话。我在想，像很多国有企业里面，包括笼统来说计划经济的很多员工，他都认为他之所以到后来挣钱也少，事业也无望，是因为机制给他造成的，他就没想想自己在机制里扮演什么角色，机制最终是由人来体现的，对吧。

　　像四川体育报，是他的机制比较陈旧，不适应现在形势的发展。正是这一帮人导致这个机制一直没有更新，他们一直像用句成语来讲，叫做饮鸩止渴，老是觉得这个老机制对他来讲暂时是舒服的。所以他在批评这个机制的时候，实际上机制就是他本身，他自身是机制，人是机制无法割舍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下来，我就跟他们说，当你在说机制影响了这个报纸发展的时候，那你在机制里扮演什么角色。

　　对体制的埋怨已经变成了牢骚，这是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遇到的场面。体制所呈现的矛盾已日渐明显，每个人面对体制所展示的态度决定人的行为。如果人人用抱怨的方式表达对体制的不满，我们岂不陷入坐而论道的尴尬境地？李承鹏提出的“面对体制，你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四川体育报社编辑和记者们要回答的。

　　我当时并没有一种我从一个刚10年前分配到这个报纸的一个大学生，现在好像反过来接受这张报纸，那种骄傲的感觉，衣锦还乡，我没有那种，我只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国入世以后，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汽车要降价，冰箱要大减价，而是每个人都可能下岗，两年中，三年中会发生很多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老是把依靠单位想得很重要，实际上有的东西，你看起来很坚固的堡垒，一夜间就可以攻破。

　　李承鹏做为从单位里跑出来的记者，在市场里打拼了近十年。

　　吴云保在北京工作了半年之后，怀着对北京的眷恋，对市场化体制的认同，又回到了他的老单位：安徽省《铜陵日报》。这天，是他从北京回来后第一次上班，而第一件事，就是先找领导报到。

　　你开会回来是吧，我也刚回来，怎么又回来了呢，啊，迫使我回来，我可迫使你回来了呢，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嘛，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呀，你可能对我有点误解，责任在我身上，你没搞错吧，绝对不是因为寄杂志的事，怎么好讲话，你回来搞得没有脸嘛，丢脸嘛，丢你的脸也跌我的脸嘛，不丢脸呀，乖乖的，学乖儿子，是真的，我跟你说老实话，看到哪个都客客气气的，有一次你不在，我打电话给钱在强，我问你到哪里去了，他说你在政协那边多一些，后来也没什么具体的事情，在那边处境也很尴尬，说什么东西呢，总要报喜呀，按说北京就是讲，机会还是有的，机会还是多的，但是这些机会绝大多数都是给年轻人，年龄大了你不得不面对现实，你也认识到了，你会感到无奈，你不是讲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嘛，回来岗位都满了，真是没有岗位了，我跟你说老实话，这要做很多工作了，这个事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我跟你讲，等待研究，在家里等着吧。

　　吴云保又回到了铜陵，回到以前的生活状态，和朋友们喝酒、吃饭、谈天，然而铜陵也在发生着变化。

　　吴云保的头发开始脱落。每周要找中医为他治疗头发。

　　长势喜人啊，春天来了都破土而出啦，到了夏天就长势喜人，到了秋天就该收获了，可惜它不结果。

　　两个月后，报社给他安排的工作是整理群众来信。

　　这天晚上，是《21世纪体育》诞生的前夜，李承鹏从接手《四川体育报》到此时此刻，一张从旧单位体制里脱胎换骨的报纸即将诞生，整个过程历时3个月，这是市场的力量。

　　生活中必须要有这种不可知性，必须要有悬念，要有挑战。如果完全按照一种程序化的生活，社会会很无趣，一个无趣的生活，就是行尸走肉的生活。

　　我们的父辈，很多人是这么过来的，过了这种程序化的生活，到了60岁退休，为了八块钱涨一级工资，不惜和同事翻脸，这种生活太没劲了吧。

　　我们有幸赶上一个能够让我们自己像搭积木一样搭建一栋楼，但随时都可能坍塌，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在生活，在工作，这一点很重要。人类最正常的生活是有悬念的，有不可预知性的，有创造力的生活。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件更有意义的，有趣的事情。而这种事情如果一旦做成功，他能影响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更多的时代的一个东西。毕竟现在有机会了，自己做一种自己觉得有意思的，充满想象力的这么一种工作。我认为对我们来讲，这也是上天对我们的一个恩赐吧。

　　我的2001就是一部断代史，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角马，动物它迁徙，它只不过是有一个很原始的欲望，每天早上都能吃到最新鲜的，带有露水的，露珠的那种最新鲜的草，从这片草原到那片草原。所以它不断在大草原上迁徙。它是想追求一种稳定，所以它必须迁徙。

　　3月4号凌晨3点15分，《21世纪体育报》在规定时间内发排完毕，剩下的只有等待市场的检验了。

　　《21世纪体育报》的主编李承鹏，在第一期报纸上写下了他的主编寄语，标题是：诞生于3月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