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0年代初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一课书，这课书里面，就是孩子和他的父亲对话，他的父亲问他，你长大了要做什么，他说我长大要做工程师，这课书在我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我也想学工，我将来也想做工程师，我考上大学以后，一进大学的门，进清华园的门，就立了一个很高的竖的条幅，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所以工程师这个称号，在我的心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追求的目标。

　　工程师是很多人儿时的理想。但只有他们成年之后才明白，工程师不仅是富有成就感的岗位，确切地说，那是一个人综合业务水平经过评审之后才能得到的职称。今天的聂绍珉，是燕山大学的一名教授，一个培养未来工程师的人。同时他还担任着学校的党委书记，是2001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今年开始2001年度职称的评审，全校教工们对这个事情众目睽睽，请大家能够公平、公正、公开的，履行这个职责。燕山大学校长王益群：下面请聂绍珉讲两句，我再给大家强调这么一个概念，作为一次职称评审，它是学校很重要的导向，对学校的风气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有负作用，所以希望我们这次评审，能够非常圆满。

　　评职称，是中国许多单位每一年都要做的工作。我国目前已建立28个职称评审系列，拥有各级各类职称的人数达数千万人，大约涉及到三分之一的城镇家庭。

　　1956年，我国开始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职务的名称同时作为工资标准等级而存在，此后二十多年时间，职称工作陷于停顿状态。1977年，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职称制度得以重新恢复，它也从此成了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重要的评价标准。

　　坐落在渤海之滨秦皇岛市的燕山大学，前身是东北重型机械学院，是一个拥有上万名学生，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重点大学，也是河北省高校当中唯一一个有正高职称评审权的单位。对于燕山大学，各类职称人数的多少，尤其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数还是衡量学校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关乎学校在整个教育系统的排名顺序。

　　燕山大学校长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王益群：职称是教师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他的声望、他的待遇都和职称挂钩，评上一个教授每年要多拿一万块钱，一个副教授要拿出五六千块钱，这是他的待遇，再一个，他的声望他的声誉，教授、副教授本身也是对他的一种激励，所以在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挥棒。

　　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是单位里最热闹的事情。在这个季节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微妙的竞争心态交织在一起。评职称，成为改革后我国各单位职工生活的一个核心内容。特别是，一个人一旦在单位上晋升了职称，就可以相应地晋升工资，在分配住房、解决夫妻分居、安装电话、公费医疗、退休年龄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职称已和单位里的28项生活待遇挂上了钩。这样，每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又有了福利的意味。因此，每一年评职称，无论是单位制定具体评审规则，还是个人准备申报材料，都会格外小心翼翼。

　　朱赋是燕山大学教高等数学的老师。他已经评了六次教授，都没有成功。今年他将第七次参评。

　　我怎么没有压抑感，我当然有压抑感了，我的学生现在，包括我培养的这些人，都一个个是正教授上来了，作为我来讲，人家其实，也不见得就小看你，但你自己总感觉到抬不起头来，等到校庆的时候，我的学生回来围着我说，朱老师你不用犯愁，我们心里认为，你就是教授，所以这个心里的安慰，从个人的角度来讲，这虽然是一个荣誉，但又是一个责任，自己的工作，我觉得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就可以了，我自己觉得对得起学生。

　　今年的职称评审是朱赋老师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还有半年，他就要退休了。

　　燕山大学党委书记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聂绍珉：评定职称过程当中，应该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学科的，不同年龄的，这些参评的老师们，他们对职称的渴望，因为学校里面，职称是一个人的水平的象征，也是贡献的标志，你做了多少贡献，你有什么水平，要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以后，也就是他在学校的综合地位，综合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因此教师对职称，看得是非常非常重的，哪怕没有房子住，也是要职称的，拿钱少一点，也是要这个职称的，这是对他的一种承认。

　　不管墙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对燕山大学这样的传统单位来说，职称仍然是学校对一个人水平贡献的最终评定，是老师们心中绕不过的情结。

　　徐永峰是在1977年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考入燕山大学的，毕业后，留在学校做行政工作，1988年评上正工讲师，94年调换部门后，95年，他开始申报副高职称。

　　又有外语考试，又有计算机考试，还有申报材料，每一次评职都是对一个人的考验，评上了一个样，没评上一个样，如果没评上，就觉得自己在学校非常没有地位，非常没有水平，有这样一种感觉，尽管是自己不完全这样认为，但是客观上就这样认为，那你有水平为什么没有评上，我的同级同学都评上了，或者有的是正高，我连副高都没有评上，在同学中谈话感觉是低人一等。

　　去年，徐永峰的妻子患了癌症，职称在收入上的体现对他们的家庭显得更加重要。今年，徐永峰第四次申报副教授，他希望这次的结果不再象前三次那样让妻子和他一起苦恼。

　　有时候觉得你希望越大，好象失望越大，他评不评上职，直接就影响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家庭影响挺大，这个职称就像福利待遇似的，你评上职称之后，你的工资也上来了，你肯定对家庭有所影响，影响到什么呢，工资、住房，这两点反正是对家庭来说就是大事了，也算是个大事了。

　　正是因为职称对个人和家庭都有着重要且微妙的影响，职称评审也就成了单位里的一件大事。

　　在所有申报正高职称的人当中，朱赋是年纪最大的副教授，但在1980年的时候，他是学校最年轻的讲师。

　　我评几次了，大概是有7年了吧。7年，年年评。到今年就是最后一年了，还没到8年。最后一年了，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记得1月份下的文件，我是学校最年轻的一个讲师，等到评副教授那个时候，我当时报了也没有批，我从1985年评上副教授之后，我对评职称就不大在乎了，后来我觉得副教授是一个责任，我的责任尽到了，我敢响当当的说，我绝对够一个副教授，如果说我现在够不够正教授，我认为不如我的正教授，也不是没有，而且也不在少数，自己觉得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培养我的老师。难过……

　　在评审人数问题上，虽然这次省里同意燕山大学改以前的指标控制为结构比例控制，但燕山大学这次能评上的人数仍然有限。

　　燕山大学人事处副处长王宝成：到目前为止，咱们申报正高职称的人数，有55人，要求要达到五个工作量，如果达不到的话，也不能申报，这个对，那么对科研的要求呢，原来我们做了一些调整，上次在院系的讨论中，意见非常大，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为了让他评上去，我们的条件应该放宽，才能让他们过去，咱们应该按照，实际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以及没有立上项目，也没有获过奖，你评教授不能评，我认为这是合理的，评教授要求就应该高，你没有做过科研，怎么评教授，你的那三项、一项都没有，还需要照顾，能照顾到哪里去。

　　在所有申报的人当中，谁上谁下，就依赖于今天这个漫长的会议最后讨论出的标准。

　　聂绍珉：我觉得职称评定过程当中，衡量一个人的水平，究竟怎么衡量，这个标准，恐怕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没有谁把教授的标准，能够说出来，然后覆盖所有的部门，如果单一的用一个学术水平来衡量，不一定是很公正的，单一用你的讲课特别好来衡量，也未必是公正，它需要兼顾多个层面的东西，另外就是贡献，究竟啥是贡献，谁来评定贡献，贡献能量化不能，最近越来越量化，觉得量化是最合理的，其实我觉得，量化有它合理的成分，也有它不合理的成分，比如说数量跟质量之间的关系，有一次评职称，我记得一个评教授，拿出50多篇文章，看上去数量是很多的，但是看上去，有的人就显得很平庸，还有一个人呢，写一篇文章，但这一篇文章，却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这个时候这个分怎么打，这就是数量和质量上的一个模糊，这样的模糊问题，就带来了标准上的模糊，水平评价标准模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职称评定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评审标准的模糊，决不仅仅是燕山大学一家的难言之隐。近几年来，各单位的评审标准差异很大，论资排辈、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现象，即使在程序严格的职称评审中，也难以避免。

　　在这次申请高级职称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申报材料却只有这样一本证书。

　　38岁的周超，在2000年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他带领课题组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刚刚评上副教授后，在同事的建议下，在2001年的职称评审中，周超破格申报正高职称。

　　燕山大学教师周超：1988年毕业的时候，还没有评职的压力，但是科研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真想做出点东西，后来进入到金属型材三维弯曲，这个研究领域，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完全是空白的，我认为应该能在这个领域，做出些东西来，那时候特别特别投入，一天满脑子都是这个，就像我太太讲的一样，做梦讲的梦话，都是和这个有关系的，什么管子了，什么封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说你昨天晚上说的什么东西，也没有时间考虑别的，职称什么的，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课题上，时间都不够用，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课题组的部分成员，部分核心骨干吧，都是我们这个专业，最出色的学生，当年是学生，现在应该说是最出色的科研人员。

　　要说职称，后来说是有一点点压力，一个是每年评职称的季节到了，其他老师都在忙忙碌碌的，准备资料，热热闹闹的，我们好象和那个沾不上边儿，从自己内心深处来讲，你做的东西用上了，我们甚至顶住进口，从1992年以后，同类的设备就一台都没进来，而且给国家节约的外汇，那都有几千万美元了吧，创造的经济效益粗粗算，也有四五个亿了，但这个东西，不能作为评职的一个条件，评职最关键的条件，你要有Paper，你要有奖，你要有课时，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光有用户的认可，光有这些应用，所以没法报。

　　这意味着学校打破的不仅是国家对任职年限的规定，还要打破对课时和论文数量的要求。为此，校长办公会特地讨论周超的问题，研究如何变通正在执行中有的评审规则。

　　这个因为他有特殊，就好办一些，他有这个问题，但是考虑到特殊，学校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可以报，经过校长办同意，他可以参评。

　　看来，即使在一个单位内部，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人，也是一件困难的事。遭遇这样的尴尬的，决不仅仅是燕山大学一家。

　　每一次关于职称评审的会议都会超过预期的时间，原本准备在下午对材料进行量化打分的专家们只有等待，因为量化打分的方法仍在讨论当中。

　　今年学校对评职称出了一个新规定，参评的人不仅要有科研项目，同时还要出示一份科研经费到款的证明，这项规定让朱老师感到很为难。

　　朱赋：学校里面就是这个情况，不评职的时候，他们就宣传要搞教学，等到一评职的时候，就出歪脖子事，不是要求这个，就是要求那个，甚至有的人跟我说，不行就那么办吧，把自己的一笔钱，借给某一个单位，叫这个单位给你科研立一个项，比方说你拿10万，叫他给你立10万块钱的项，你这个立项不就有了吗，科研经费不就到了吗，但是这个钱还是你的，最后你不是还能拿回来吗，什么招都有，有的人这是瞎说的，这本来是想法很好的政策，结果可能执行就执行歪了，反正上面要求要什么，底下就准备什么。

　　在学校规定的最后期限内，朱老师终于准备好了一份科研经费到款的证明，现在差的就是系主任的签字。

　　晚上8点，燕山大学的职称评审准备进入了另一个程序，就是由专家对这些材料进行量化打分。朱老师的最后一份材料也按时交上去了。

　　燕山大学人事处副处长王宝成：处长我给你材料，科研工作量的那个表，今年的量化打分，要注意用七加三加二做分母，然后上面那个七再乘个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七就是百分数的意思，如果给一个基本分值的话，比如说一个一类刊物是10分，有三个作者，要是七比三比二的话，第一个人就是70%，就是七分，就乘以0.7，就是70%，第二个三分，就乘30%，是这个意思。

　　在评职的关键时刻，徐永峰不得不离开学校，赶到北京，继续他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一年来，他一直这样往返奔波在秦皇岛和北京之间。

　　过去形成一套价值体系，那么再过一段时间，就发生变化了，那么这个变化，有人可能把一些原本的，非常严重性的问题，看成是没有问题的问题，然后但是原本不重要的问题，可能又变成什么样了。

　　在这个课堂里，徐永峰的年龄是最大的。

　　对于我来说知识结构必须要改变，这次来学习确实是为了，学到教育管理的一些理论，回去好工作，一个人评职能不能评上，我感觉到评讲师这么多年来，一个时间，资历有了，另外呢，我的论文，和我写的书的数量，已经有一定的量了，再一个，我所评职的系列，学历上我算高学历，因为是正规本科院校毕业，其他人都是夜大，其它中专这样的一些学历，所以我这次评职是很有把握的。

　　量化打分一直在进行，因为材料繁多，打分的规则也和以往的不尽相同。专家们的工作持续了一个通宵，尽管这之前学校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力求完善，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有些出乎意料。

　　量化打分现在有点乱了，这是一个，十分不准确，你像咱们周超得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负责人才得了50多分，一些人文社科的，得奖分也弄到了四五十分，这个事情就有点歧义了，没有标准你怎么打的分啊，没有统一标准，评职的事情还是麻烦一点，分开考虑分数，你比如说教学工作量，这一块已经够了，一定要准确，然后论文这块单独考虑分，这是反映他真正科研实力的，科研到款这一块作为参考，科研到款这一块，有一些真假不分，真的不就吃亏了吗，在这种情况下，打分是一个参考，专家主要要审查原件，审查水平，后边那些大家作为参考。

　　经过反反复复的讨论和争论，燕山大学的职称评审进入最后一个程序：临时成立的职称评审委员会准备出发，到学校专门安排的地方，进行投票。这天早晨，朱赋老师也特意赶来，评委当中有他多年的同事，也有他的学生，但是不是上前打招呼，朱老师还是有些犹豫。

　　聂绍珉：职称评定里面，确实有许多无奈的东西，一个方面是标准的无奈，一个方面是方法的无奈，方法的无奈，现在就是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有多种多样的学科，不同学科的人都来评，这个票是很难投的，但是赋予了他这个责任，他又不能不投，所以投上去，我不知道别人感觉怎么样，我常常投这个票有为难的感觉，比如我是学工科的，评文科的人，我就觉得为难，在一起评这个票数，难免有误差，这里面包括，评定职称过程当中的拉票，包括一些专家投票的不公正，这些现象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些方面都是需要改革的地方。一个叉，至少一个叉，如果一个叉都没有，就是废票。

　　评委们投票的这一天，徐永峰还在北京学习。周超在主持着一个研讨会。

　　跟用户打交道，我们从来都是充满信心，我觉得我做的东西，和我目前的Title，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是讲师，我也照样把我的东西，让用户很好的接受，最后也确实能得到很好的评价，听到这些东西，我也感到很满足，这方面得到了心理满足，可能比副教授或者教授，要更踏实一点。

　　第一年我还不明白，评职的时候没有评上你告诉我信，人家没有告诉我信，说报喜不报怨，人家评审回来之后，有人知道信儿了，就乐了，没有人告诉我信儿，我就知道了，我没评上，规律我也摸到了，每年到那个时候，我就站在阳台上看大海。

　　李强40票，刘喜平40票，班景辰34票，周超38票朱赋37票，朱二龙37票，卜洪运24票，丁素萍23票……按照这样一个评审结果，23票以下的一律淘汰。

　　燕山大学2001年职称评审的结果终于出来了，但是结果的产生并不意味着这一年职称评审工作的结束。

　　聂书记，我想跟你谈谈职称的事情，这次评审我自己感觉，太不公正了，我的学历应该是最硬的，并且我已经评了四次，我的材料在这里也算是可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评不上，所以我感觉到特别不公平，我感觉到我在学校工作20来年，我的工作到了最低点，我希望领导能考虑，考虑我的评职，考虑我的工作。

　　应该说这些年，参加评定职称的情况看，来找我的人是很多的，时间长了也习惯了，但是这些问题，按照目前的体制能根据解决吗？我觉得不可能，我想将来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完善以后，企业内部评职称，比如现在的民营企业，你让他们来评职称，他会像这样，组织一个审委员会去评吗？我觉得不会，也没有必要，也没有这种必要。

　　2002年春天，周超、朱赋等人的教授资格，得到了河北省职称主管部门的批准。还是这个春天，全国统一的职称英语考试已经结束，新一轮的职称评审又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