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是什么，房子有墙，顶，门，窗，是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房子还有着着更多的含义，那个时候，房子是平房，房子的形状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单调的像火柴盒，房子是灰色的，房子，是一个人几十年一成不变生活的场所，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房子意味着单位的好坏，级别的高低。房子是归宿，是幸福，是家。

　　50年的单位生活，对于每一个城市居民来讲，房子是单位所提供的一项重要福利。

　　翻开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福利一词的含义是"生活上的利益。特指对职工生活(食宿医疗)的照顾"，可见，单位福利的目的就是提高单位内部成员的生活水平。这种福利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单位的形成应运而生的。

　　在中国单位走过的50年的历程中，单位就象一个大家庭，每一个成员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生活，单位是无所不能的家长，职工是单位的孩子，在单位里付出劳动并享受单位提供的生活资料，单位的温情呵护逐渐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作学习，生老病死。单位，这个普通的词语，就这样逐渐被神化。

　　张钺退休教授：单位那会儿是我的主宰，是依靠的主要的对象，生活的来源也是靠单位发工资，住房也是靠单位，什么都靠单位，所以以前计划经济时候，单位是个人人生的一个主宰。

　　作为家长给孩子们提供食物，奖金，交通补贴，配给商品等等福利，是单位应该而且天经地义要做的事，在单位提供的诸多福利中，最受人们关注的就是房子，因为在当时基本上不存在住房市场，城市居民的住房完全依靠单位的分配，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福利分房。那个时候单位是否给你分房子，决定了你的命运和生存质量。

　　《没事偷着乐》是一部90年代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由于单位没有房子，家里人口又多，住房紧张的辛酸故事。

　　在单位里，房子一直是人们所追求的紧缺资源。对房子的角逐，构成了人与单位之间最难以言说的情感。

　　今年74岁的张钺至今无法忘怀单位分房的那一段经历。

　　“我对房子要求特别迫切，因为我现在年纪大，身体不好，我需要结婚找老伴，找老伴，人家第一个条件看你有没有房子，所以你没有住房，就解决不了，但是住房必须向单位申请，单位如果不给你，你就解决不了。”

　　1986年，张钺从贵州省科学院调到北京联合大学任教，来到北京后，他离了婚，独自一人住到单位分给他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平房里，那一年他58岁。单位分给他的房子在北京南三环附近的一个平房区，这里的房子大多是修建于大跃进年代的土砖房，年久失修，条件十分简陋。

　　“因为是公共厕所，一到夏天，苍蝇蚊子蛆都满了，简直你一走进去咔咔响，简直人没法进，想吐出来，那个使我印象最坏，根本不是人待的。”

　　张钺在贵州时是单位里的科研骨干，享受着4居室专家楼的待遇，在他的记忆中充满对单位的美好回忆，调动工作后住房条件的变化，让张钺感到人生价值的失落。

　　“86年87年以后，我患了前列腺炎，很严重，半夜起床五六次，大小便，小便在屋里还可以，第二天拿，大便不行，臭熏熏不行，所以那时候给我心里，我感觉心里，就想这一生，我奋斗这一生连个房子都没有得到。”

　　空间的狭小和生活上的不便，使张钺无法在内心接受这个家的事实，已近60岁的张钺无奈之下过起了漂泊的日子，他寻找一切可供他住宿的地方，他借住过朋友的房子，住过公园，晚上还替别人看过公司，连自己的住处都成问题，更不要说找老伴的事。

　　“一下雨水都淹，淹到屋里，把书都淹得还有一些，这个房子又太小，也摆不下，你看这个只有10平方米，这个建筑面积，外面是搭的一个破房子，做饭应该在这个地方搭一个厨房，现在堆得乱七八糟，我们隔壁是一个下乡知青。原来我这里都是书架，书箱都摆满了，原来都是书箱，床没地方放，床只好放在中间，放在中间，这个桌子也放不下，所以人进来只好坐在床上，所以就没有地方了。”

　　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张钺几乎年年都写住房申请，为了解决住房，为了结婚，他拼命工作，10年间，张钺获得1个发明专利，为单位带来几十万的效益，他多次获奖还评上了正高级职称，按规定他应该享受4居室的住房标准，可是单位每次分房，他就是分不到房子。

　　“为什么不给，因为它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不公正，而且分配不公开，不叫我们参与，里边有猫腻，当官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肯定都有房子，原来已经分了房子，又得新房，因为什么，他当了科长，当了什么主任，当了处长，又给他照顾，结果当教授的反而不给你照顾，所以我心里，分一次房发一次牢骚，分一次房子发一次牢骚。”

　　1997年，张钺终于忍耐不住，他找到北京市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遭遇，房子的事有了一线希望。

　　“(校长)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现在分房你困难我们知道，因为目前学校房子很紧张，分你两居室先住着，别发牢骚了，年纪大了，免得伤身体，我说很好，我这两居室，他给我讲话，我觉得这两居室就固定下来了。”

　　哪想到过了没多久，学校人事变动，原来答应给张钺2居室的校长从学校退休，2年后单位再一次分房，张钺的2居室又变成了1居。

　　“原来李校长答应我两居室至少，为什么你给我一居室，他说比你困难的还有一家，另外还有个李教授，还有子女七八个人，住一居室，他说我们要分给他两居室，分给他了，他说你就委屈吧，我没办法了，我说你看你这样的事可以，就把我的找老伴的路子给堵死了，我肯定找不着了，因为当时已经找了一个副教授，她带一个女儿，她自己有一套家具，根本就摆不下，所以一看这个情况，人家又拜拜了，因此我到现在还是等于十年了，孤单一人，这个房子没解决。”

　　1999年学校的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张钺终于分到了一套30平米的一居室，他为房子奔波了十多年，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

　　在互联网上搜索"分房"一词，用时3秒，共搜索到29300条信息。如此多的内容，展现着在福利分房单位里，人和房子之间的百态，我们无法计算这里面有多少人因为房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又有多少人因为在单位里分一套房子而放弃了理想，紧缺的住房和改善生活空间的愿望碰撞在一起，人与单位的关系一改平日的温情脉脉，有人甚至以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无奈。

　　张钺只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单位职工中的一员，还有无数的家庭和个人，带着与房子有关的记忆，幸福或不幸福的生活着。

　　当单位里的住房需求无法满足的时候，单位承受的压力也到了极限。

　　安徽省马鞍山市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的几万名职工开始了一天新的工作。基本上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马钢是一家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马钢拥有职工10万人，其中，在职职工7万，离退休职工3万，在马钢的发展中解决职工的住房一直是厂领导头痛的问题。

　　王让民马钢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他是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单位，我们也教育，我们有22所中小学，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没有，火葬厂没有，其它全有，都是自己的，都是全的都要房子，它的负担相当重，如果这样负担下去的话，它的市场竞争力肯定死了，它的人口成本很高，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

　　80年代中期，马钢提出了一个解决职工住房的五年计划，每年投入一个亿的资金，用五年时间消灭无房户，但是五年过去了，无房户反而从原来的3000户增加到8000多户。90年代初，马钢继续投入，无房户却增加到1万2千户。

　　1994年到1998年期间，尽管全行业效益不佳，马钢仍在五年中拿出了6.8亿元来盖房子，住房总量增长了近一倍，无房户也创记录地达到了1万5万千户。

　　一个是人员多，都要公司分房，还有，外单位也来找，甚至我们的职工外单位有房子，他还提出来，马钢你没给我房。

　　没房的要房，有房的也要房，住小房的想换大房，住旧房的更想换新房，分配住房这种高福利，诱发并刺激人们的要房欲望，然而，每一套房子的背后，马钢都要付出高额的成本。

　　查显明马钢房改办主任：如果说解决一万职工的住房问题的话，大概每套房子再十万块钱，也就是说要十个亿，十个亿才能解决一万户职工的住房问题，就是平均来讲，那么企业要贴的话贴八个亿。

　　“没钱，没这么多钱，而且你这个企业的效益不能拿来全部盖房子，还要创造效益呀，还要向国家做贡献纳税，政府不能不收我的税，都让我盖房子了，那不行，所以房子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职工讲，经理别给我们升工资了，解决房子问题，结婚了以后没地方住，你这是可想而知的，安居才能乐业。”

　　电影《混在北京》片段：

　　“科长您喝水，行行行，你把你老婆接过来生孩子，这房子你就占上了，你吃个橘子吧，你也别来这套，赶快回老家生孩子去，人家小刚这两天就搬回来了，你回去分人吧，你不搬，我找人把东西给你搬出去，你敢，你别说了，你要搬我东西，我他妈到你们家静坐去，占房怎么了，为什么有人能占，我就不能占，这房我还占定了，你走给我走人，给我走，我走还不行吗，哎，你是不是管房子的，这是解决问题吗，完全是把人往死里整嘛。”

　　在单位福利分房的制度下上演了无数这样的悲剧，每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人们总是把原因归结到单位，主持马钢分房工作几十年的王让民，有他自己的苦衷。

　　“福利分房要做到公正也很困难，这样就影响职工的情绪，曾经和党委书记开玩笑，衡量我的工作，我可以做到99%的公平，但是就这一个1%，确确实实影响职工情绪的，1%都不行，为什么，我一千套房子1%的话，就是十套房子，这十套房子如果我是开后门的，或者是通过关系的，或者不太公正的，不太公正，那就是影响群众的情绪了，我也干了这样的事，老百姓甚至到我办公室点着鼻子骂我，这样不公，这样1%的公正我做不到，我实在太难了，我做不到这种事，我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妥协。”

　　要房子的人说不公平，管房子的人说无法做到公平，福利分房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单位不仅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考虑单位职工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单位内部环境就无法改善，1996年马钢分房，总公司一把手亲自出面协调，全公司上上下下折腾了大半年，因为分房引发的矛盾已经无法解决了。

　　从1998年开始，国家宣布停止福利分房，代之以货币化分配，职工可以用单位补贴的钱加上住房公积金到市场上买房子，不够的话还可以从银行贷款，单位终于从福利分房的重负中摆脱出来，而对于许多人来说，拥有住房的梦想也许不再遥远。

　　这位职工叫于学龙，他是92年参加工作的，他是2001年结婚的，就是如果说按福利分房，他应该到十年以后才能分到房子，实行货币房分配以后，他就买了一个房改上市的二手房，那么补贴一万三千八，公积金一万块钱左右，买房子只花了四万五，实际上他只有花两万多块钱，就把房子解决了，否则的话要等十年。

　　我们无法确切的描述，福利分房的几十年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住房制度的变迁又将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但是，中国的城市居民从未象今天这样如此的接近了自己的住房梦想。在告别福利分房的时代，我们终于开始了自己的选择。

　　今年27岁的唐健和他24岁的妻子舒羽，他们俩都在北京的一家网络通信公司工作，当初，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们都没有选择传统意义上的单位。

　　唐健中国网通网络通讯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我不想去那种单位企业，因为我觉得在那里面，一个人的价值并不是百分之百，或者说是一个很大过程取决于自己，还是取决于周围的环境，或者说你的领导，你的上司。

　　舒羽唐健妻子：我们现在不同于以往单位里的人，大学毕业了，分配我一个地，我过去之后，也许是一辈子就呆在那儿了，打开报纸，喝几杯茶，喝茶这么一天不做几件事，好像这种不大适合我们年轻人去做事。

　　在公司里做了几年，有了一些积蓄，当时还不到26岁的唐健一天之内做出决定，买下了一套房子。

　　“当时已经有了住房公积金，再加上当时的收入也不错，觉得买房子就是没有什么压力，所以才会觉得就很轻易的，就跟买一件大商品，就跟买一套家庭影院，买一个电视似的，就决定买这么一个房子，当时我又考虑，是不是一天决定买房太草率了，再想想能不能再想点什么不买它的理由，后来想了半天，真的没想到，说那就定了，买了吧，然后再说，可能是从毕业之后，工作以后这可能做的人生中间，真正自己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决定，觉得还是有点成就感的。”

　　唐健买的这套房子有100平米，价值40多万，买的时候他从银行贷款30万，25年还清，每个月他要向银行还1700多块钱。

　　“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已经深入到大家的思想，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遍的事，可是一听说我们背了几十万的债，老人们都会皱着眉头说，哎哟这挣多少也还不回来，但是我们这个观念就不是这样子的，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第一个我感觉就是说，我不再是要求谁，或者靠谁，我靠的是我自己，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再也不会说老的国有企业，那些职工那样子，父亲、儿子这样一代一代的，一代一代地向国家来要这个房子，我们其实有能力来承受这一切，要过一种新的生活。”

　　有了房子，唐健和舒羽按照自己的设想开始装修。他们忙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建材市场，品尝着为自己的梦想添砖加瓦的辛苦和欢乐。

　　他们俩家都不在北京，以前一直是在外面租房子，生活虽然也一样甜蜜但毕竟是漂着，买了房子后，他们每天都沉浸在搬家前的幸福和对明天的憧憬中。

　　2002年2月9日，这一天对唐健和舒羽来说值得纪念，期盼已久的新家终于落成，他们俩就要告别四处租房的漂泊生活，从这一天起，他们将拥有自己的家。

　　“你们大家快吃吧，来来来，乔迁之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002年春节

　　“套一句父母给自己的一句话吧，就是说现在都已经这么好了，比起他们来说，已经是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了，所以一定要现在好好珍惜自己的家，好好珍惜两个人的感情，或者让这个家更加温暖，对我来说是个小窝，甜蜜小家，现在考虑的也就是这么多，我觉得起码为它，我付出了这么多，辛辛苦苦把它这个和唐建一块建立起来了，好好珍惜，好好过。”

　　“成家立业，成家实现了，我想立业今年才20多岁，这一套房子现在对于我来说非常大的意义，毕竟是我们的第一套房子嘛，我们希望在这儿的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

　　单位的福利分房已经变成人们记忆中的历史。在那样一段岁月里，我们更多的体会是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作为人与单位之间重要的纽带，福利分房的消退使人们自主择业成为一种可能，从依赖单位分房到自己购买房子，人们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今天，当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不需要单位，当我们主动或被动的走出单位，我们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从未有过的自豪，时代的变化影响着每一个人，只有当我们回首时才发现社会在变，人也在变。

　　国家的福利分房已经没有了，只有靠自己把这个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赚的钱来买房子。

　　靠自己，在变革的时代里，这或许是我们今天所能做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