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发室，一个传达室，一个食堂，一个锅炉房，一面围墙，一个牌子，这就是中国人的单位，外国人称它为：CHINA DANWEI……

　　单位，曾给城市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好处，它对自己员工物质上、精神的呵护往往给人以“家”的感觉，许多人因此把单位视为自己的“家”。要想成为单位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政治觉悟、学历、专业技能……在很长时间里，户口是进入单位这个“家”的第一道门坎。没有城市户口，就进入不了单位。

　　杨金波，河北省汽车修理厂一位普通职工。仅仅因为他是农村户口，在人生岁月的30个年头里，他一直扮演着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既从事着单位里的工作、却又不能享受单位生活福利的尴尬角色。

　　1970年，杨金波高中毕业了，看见当年小学的同学都上班了，他也梦想着能进城找个单位，分配一份工作。在那个年代，能成为单位里拿工资的人，几乎是所有农村人的梦想。

　　杨金波：人家没上高中都上班了，成了拿工资的人了，还没毕业就安排了，县里有劳动人事安排机构就给负责安排了工作。我还曾经找到过我们村里在县计委工作的人，我说：像我是不是也能找个工作上班？他说：你不行，你不是县城户口的人。当时政策不允许给安排工作。

　　杨金波开始明白，即使上同样的学校，受同样的教育，甚至是比城里人更高的教育，如果没有城镇户口，他也终究不能实现招工，到单位上班的梦想。“户口”，从此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我那时候就说，只要我干上工作了，用自己的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表现去感动当时的制定政策的人，也就逐级地反映，能把这样的人纳入到非农业户口这方面去。

　　建国后，为了适应短缺经济的需要，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明确地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由此开始，在中国，这种二元结构的封闭式人口管理模式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城乡壁垒。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我把它称为“城乡分治、二元结构”，实行“一国两策”，对农民是一种政策，对城里人是一种政策，无论供应上、经济上、就业上、受教育上、社会保障上都完全不一样。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国家出台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一系列排它性的单位福利和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的就业制度。因此，要进入单位工作，必须是非农业户口。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户口，已成为人们身份、等级及待遇差别的一大标志。

　　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尤其是灾害以后，像我们每一个北京市户口的人什么都配给，油配给、肥皂配给、布配给、过年的瓜子和花生都要配给，每个人吃的肉全部配给，那个时候，北京市的市民，各个城市的市民都需要得到一份生活的必需。

　　高中毕业后，老杨一面在村里当代课老师，一面寻找机会。1973年，在村里蹲点的“五·七”干校的一位老干部落实政策时，将他介绍到了省电信工程大队做临时工。

　　那时候很单纯，就是想努力工作，别人不干的自己也干。我在省电信工程大队，从天津蓟县到承德三百华里的电线杆，架电话线，我每个杆都爬过。

　　老杨的想法朴素而简单，那就是通过勤勤恳恳的工作取得梦寐以求的城市户口，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能成为单位里的正式职工，吃粮、吃肉、治病、住房、子女的上学就业等等才能得到保障。凭着一身水暖工的好手艺，两年后，经人介绍他又来到了更有希望获得城市户口的国营大厂——河北省汽车修理厂。

　　当时主管基建的领导见了我的面说：你只要在咱们厂好好工作，想方设法给你转正——合同工转成正式工，想方设法把你的农业户口转成城镇户口，只要有一个指标就给你解决。

　　由于户籍制度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规定了不同的社会身份，因此，在户口这道红线下，农村居民永远被排斥在单位之外。在农村，每年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计划内招工、升学、参军等狭窄的渠道改变身份，进入单位参加工作，而绝大多数农民一生下来就注定要生活在农村，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户口制度，我觉得它的一个后果就是把农村的人和城里的人，区分在一些不同的身份的区域里，社会学会使用身份来表达他们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些身份的差异呢，其实它的背后的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人，由于他处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户口，因此他占有或者可以享用社会资源的机会和权利出现了差异。比如说很明显在农村，那么他的户口是农村的，所以他不可以随便地流动到城里来。

　　单位里的城市人天然的享受着社会福利和种种计划经济的好处。然而，即使是城市人，户口也是不能随便迁移的。两个城市之间的迁移，要有指标、要经过计划、劳动人事、民政、公安等诸多部门的审批；要把户口从一般城市迁往大城市，更是比登天还难。一个城市的外来人口，一不小心就会沦落为“盲流”、“黑户”，甚至还可能遭到遣送、驱赶。

　　带着对首都的憧憬和梦想，1998年底，梁志坚离开了工作六年的单位，从内蒙一家地级报社辞职来到了北京。

　　因为林区经济很不景气，另一方面我个人也是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好、比较广阔空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在林区就是很平平淡淡，自己现在就能想到几十年以后自己是什么样子，想想是很悲哀的事，所以当时也对北京比较了解一些，也知道那里一些机会比较多。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在多年来铁板一块的户籍门坎面前，北京许多单位的用人制度开始松动，五花八门的招聘制首先在一些得风气之先的文化事业单位推开。很快，梁志坚就成为一家行业报纸的临时招聘记者，可是，不久，他也就感到了外地户口带来的种种尴尬和不便。

　　当时我第一次出去采访，外出采访，当时随一个记者团一起出去，包括报社、电视台好几十人，一路上机票、住宿都是有人安排，但是这一路上，我总是感觉到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管办什么手续，必须得拿出你的身份证，你是北京的记者，结果你拿的身份证却是内蒙身份证，虽然没有人问你这个问题，但是你总觉得，总是心虚感觉，好像怕人问点什么，那次采访是很失败的一次，采访躲在后面，也不跟其他记者来往，跟领队很少说话，很少交流。

　　第一次外出采访就让梁志坚感到了户口带来的无形压力，而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是报社里对两种不同身份记者的不同待遇。

　　很多时候，你就感觉到好像被人强迫着给你点儿恩赐什么东西似的，这是最让人接受不了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单位分东西，分的灵芝，当时领导表示说这一次分东西聘用职工也有一份，但是我们后来正式职工拿到是那种装璜很精美的那种大盒，而给我们是包装很粗糙那种小盒，我们聘用的这几个记者。一出门我们就开始骂，这算什么事，把我们当什么了，简直有点太恶心这件事，我们也是靠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自己的报酬的，我们也不是要饭的。

　　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使梁志坚鼓足勇气走出了传统的单位，能在单位里享受到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了，单位里多年来习惯了的脉脉温情不在了，梁志坚义无返顾，可是面对户口这条无形的绳索以及在户口面前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他个人却显得力不从心。

　　因为没有北京市户口，你就不可能正式调入这个单位，你就不是正式职工。这种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待遇上是完全不一样的，界限非常明显。当时说还有分房子、升职、评职称、加薪，这些事情当时连想都没敢想过，太不现实了。还有一些住房补贴，什么医疗保险，全都没有。在那里面就没有一个公平的待遇。说起来，当时的收入虽然比现在少一些，但是和当时在林区工作的时候，还是要高出很多的。但是当时就是总觉得心理上很不平衡，大家干的是一样的工作，为什么正式的职工就比我们聘用的职工高出一倍多的工资，为什么各种福利、待遇，为什么就没有我们。

　　在第一家报社工作了不到一年，梁志坚就选择了离开。

　　当时离开第一家单位的时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户口没能迁过来，正式的工作关系没法调过来，当时走的时候很无奈，当时就特别渴望能够把户口从内蒙迁到北京来，那种愿望特别迫切，做梦都在想这个，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求了很多人，当时有买卖户口这种现象，有的说一万，有的说两万，有的甚至十几万，还听说在郊区投资买房可以办北京户口，什么招也都想了，什么招也都用过了，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成。

　　市场大潮汹涌而来，更多的人们开始离土别乡寻找新的生活。而户口这张小小的卡片，却无时无刻不在制造着关于平等和机会的不公。户口和单位，这两个中国人又爱又恨的字眼，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伤痛。

　　张静：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影响劳动力的一种自由的流动和他们自主的选择，就是他选择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在什么单位里工作，其实同时它也影响了单位对劳动力，也就是人力资本的选择。因为有些单位，比如它非常希望用你，它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但是由于它的编制的限制，由于它的户口解决指标的限制，比如这一年这单位可以进去几个新的户口等等由于这些限制，使它没有办法录用你。那么它如标不给你解决户口，你肯定也就不选择到这个单位。所以对双方的选择来说，都构成了一种限制。

　　由于“农转非”指标的限制，杨金波成为石家庄市居民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在单位里，他也仍然是一名农民合同制工人，只要单位有裁员计划，他就得随时回到农村去。1982年，他把户口由农村老家挪到了工厂所在地——黄壁庄村，而他农业户口的身份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来到这个村是个空户口，就是一个什么也不给你的户口，任何活动不参加、任何分配没有你的，既没有地，什么事都没你的事，一个空户口。

　　此时的老杨，在农民眼里，他是一个没有福利保障的城市工人，在单位同事眼里，他又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这样尴尬的角色给他本已不易的生活平添了一份艰辛。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人理解，干得多么好，你就是干活的，你就是卖力气的。至于说从城里拉来的粮食、拉来的一些副食供应，没有你的。

　　老杨家里至今仍保留着一撂簇新的粮票，它曾经是当时城镇人口赖以生活的基础与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老杨只好花钱到处购买，尽管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

　　到现在想起来这些事，这是违规的东西，可是逼得无奈，就要生存，活生生的一家子人就没法生存。

　　如果说，当时遇到生活上的困难，老杨还可以想法克服的话，那么他完全无能为力的就是这种尴尬身份给他和家庭造成的精神压力。

　　有一次我有病了，感冒、发烧，咳嗽得挺厉害，到了我们医务室去拿药，一个年轻大夫就按着病号对待，给了一些药，我刚拿着药走出来，管医务室的一个人就指责这个年轻大夫，就说：刚才这个人拿的这个药你怎么敢这样给他，他是农村户口的人，你给他这个药还行？我走出门来听到了以后，手发抖，把药洒了一地，摔了，摔了自己没办法，还得把一粒一粒药都捡起来，回到家里蒙上头痛哭了一场。

　　由于老杨的户口一直不能迁到石家庄市，他的两个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老杨努力不让这一切在孩子的心中留下阴影。

　　杨耀洲(杨金波之子)：我妈经常唠叨，你去洗澡，人家占了一个淋浴你就不能占，等人家洗完以后你再去洗。

　　杨金波：我们那个老大曾经也说过：我立志好好学，将来你放心。意思就是说，他能自己改变命运。

　　尽管遭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老杨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着。1987年，因为表现突出，他被厂里特聘为行政科长。

　　科长是工作的科长。好多房子都是我安排的，我给他们发住房证，从我手里公章、手章都是我摁出去的，包括石家庄买了75户商品楼，我自己排除在外，自己不包含在里面。

　　凭着老杨的厂龄和职务，他本来可以享受两室一厅的待遇，就因为他不是单位里的正式职工，他不得不借住大席棚配电室，直到1994年，领导才答应他搬进了一套空闲的一室一厅。

　　这么大的石家庄，建设这么快，增加了这么多房子，增加这么多面积，就没有在这儿工作近三十年的人的立足之地，感觉真是……闹了一辈子还不是石家庄的人，还不算这个庄里的人，这算是什么事？！

　　张静：从宏观上来看，它实际上这个户口制度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它正在阻止劳动力自由地流动，同时也阻止了资源的自由地流动。所以它最后造成了一种什么激励呢？这个激励就是，不是激励人们去自主地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激励单位去自主地选择更适合它的人才，而是激励什么呢？单位主义、地区主义，激励人们依赖单位。为什么呢？依赖单位给自己提供福利，依赖单位给自己解决包括户口等等这些社会建制承认的这些合法性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没有办法通过资源、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自主的选择来实现。

　　北京朝阳区亮马河盛福大厦，是梁志坚现在工作的地方，他每天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赶到这里。来北京快四年了，这也是他的第四个供职的地方。这是一家按照市场机制组建运作的新型媒体，一年多以前，梁志坚通过招聘来到这里，尽管他的户口和人事档案仍还在内蒙，单位还是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能享受到部分诸如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待遇了。

　　梁志坚：我觉得(他们)状态很不好，而且政府现在的态度是一种取缔，尽量地不想让他们在北京办下去这个学校。

　　文良成(千龙新闻网站记者部主任)：不，政府取缔我也听说这个事，那你采访有关相关部门没有，他们是什么原因要取缔这些学校呢？是取缔学校是吗？

　　梁志坚：对。

　　文良成：他们是什么原因你去了解过吗？

　　梁志坚：原因当然还是他们不规范……因为一篇关于流动儿童学校的报道采访不够充分，梁志坚采写的稿件暂时不能发表。

　　记者：在这儿工作是不是感到压力挺大的？

　　梁志坚：可以说压力很大，竞争很激烈，要求也比较高，稿件质量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也很难上。

　　记者：这种状态跟原来在老家的工作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梁志坚：对，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在老家的时候，可能是相对比较清闲，可能一年作出一两篇比较像样点的东西获个奖，这样就很有成就感了，但是在这儿不行，总要不停地来做，而且你拿出来的东西必需像模像样。

　　今天，这个越来越开放的社会正为人们自由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着各种机会和可能，当单位的大门不再受户籍这道门槛限制的时候，当所有的人都能在同一个舞台上平等竞争的时候，人和单位的创造力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当时与梁志坚同一拨招聘来的记者中，许多人已先后离开了这里。

　　我想这种竞争的环境应该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种体制是原来国有的，我是国家的正式职工，我是单位的正式职工，单位要养着我，我能为单位把我自己的本职工作作好了就可以了，但这儿不一样，大家都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大家要做得更好，所以在这种激烈地竞争情况下，你只能做得更好，否则的话，你就可能被淘汰。

　　和梁志坚一样，他的同事中大多数人也没有北京户口。从去年开始，对外来人口求职，北京市已不再明示户籍要求。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前几年，北京的中直机关招聘公务员，当时说是要限于北京户口，当时就引起了很强烈的不满，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为什么只要北京人，国家又不是北京人的国家，国家是全中国人民的国家，中央政府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政府，你只限于北京人才能够在里头工作的话，那不就成了大问题了。

　　作为北京市外来人口的一员，梁志坚因为有着切身的经历和感受，他一直在关注着城市流动人口问题，他采写的大量关于户籍改革的报道被多家媒体转载。

　　听说政府即将出台政策规范北京的民办打工学校，梁志坚来到行知打工学校进行采访。在北京，外来人口中适龄入学儿童已达10万。他们是一群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孩子，尽管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出生、成长、生活，却无法享受到城里孩子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

　　张静：这个户口制度，以及跟随着户口制度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的，比如说，行政的手续，各种子女上学，各种学生分配，各种人员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所有这些东西，显然都开始慢慢制约着目前市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它已经使得人们的自主选择性已经降低，特别是国家可以利用更好的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利用的这个机会也开始降低。所以，它事实上在制约着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

　　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人们正自发的运用各种方式与传统的力量进行着抗争。户籍，这座计划经济留下的最后堡垒，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从民间到政府、从乡村到城市，打破城乡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

　　2001年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有了巨大的松动，户籍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五月，上海停办蓝印户口，改现行户籍制为居住地制；八月，乌鲁木齐市规定，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便可落户；十二月，浙江、广东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制度，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管理制度；2002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出台大学生就业政策，要求省会及省会以下城市放开对高校毕业生落户的限制，取消对接受高校毕业生收取的城市增容费、出省费等政策。

　　陆学艺：现在北京的外地人口没有户口的有300多万，上海也是300多万，深圳可能是400多万，大城市才有就业门路，我想如果放开以后，就业问题会好一些，打破原来有些垄断，有些特权，是一个平台，大家自由竞争，我想好多单位里流动机制会好起来。

　　在各大中小城市纷纷推出的户籍改革措施中，石家庄市的力度前所未有。七条入市标准中最简单的一条是：外地公民被招聘为合同制工人，就业满两年以上者，即可申请将户口迁入该市。正是凭借这一条，去年8月16日，杨金波的等待有了结果，他从石家庄休门派出所领取了居民户口簿，为了户口本上那几个看似平凡的字眼，也为了由此应该得到的种种权利，他付出了生命中大半辈子的代价。

　　而在北京，为了那张薄薄的卡片，梁志坚也许还要在不能停息的奔波中继续等待。

　　劳累了一天最想回家

　　但细想起来

　　我的家属于这个城市吗

　　内蒙我是回不去了

　　可是没有北京户口

　　有时候还是总觉得有一种

　　无依无靠的漂泊感

　　幸福真就是那一张小纸片吗

　　不过这几年我也在亲身感受到

　　户口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许多城市都出台了户籍改革政策

　　几十年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坚冰正在打破

　　那些附加在户口身上

　　种种不合理的东西正在削弱

　　我相信等我下一代长大的时候

　　也许用不了那么久

　　户口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