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章，已经深深地刻入中国人的生活中。在所有的现代汉语辞典里，对公章的解释却都简单到只有：“公家的印章”这五个字，但在共和国五十年的历史中，在中国城镇大大小小的单位里，它却有着复杂的内涵，它象征着国家和单位的权威，公章，又是纽带，联结着我们这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每个环节，在个人信用普遍缺失的年代，对普通人来说，单位的公章就是个人身份的证明，无处不在……

　　汪宪南京扬子石化技工学校办公室主任：公章确实跟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是离不开它，比如说你没有就不可能生出来。

　　首都刻字厂职工：要办起事来，对外需要你去外调，你肯定需要开一封信，肯定需要单位公章，你就去办事，要不人家不相信你的。

　　陈坚南京扬子石化技工学校工会主席：没有办法，咱们就得公事公办，规定是这样的。你这个章不盖，下个章就盖不成，你就等着吧。没有单位怎么办？

　　周雷自由职业者：他们总觉得你一个人，如果你跳出了工厂，或者企业，或者研究所，什么都不是了。有点你一旦脱离单位，就是寸步难行的感觉。

　　“你好，对，虎坊桥十字路口，现在是一块钱一个，老价钱基本没变，你来吧。再见。您什么事？刻个公章，帮我看看。”

　　首都刻字厂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印章企业，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最传统的公章制作工艺，从六十年代成立，到八十年代初期，北京市所有的公章都出自这里，而且都是由这儿的工人手工刻制的。

　　首都刻字厂职工：首先得有公安局的介绍信，公安局批准以后，我们登帐，然后什么内容、几枚、谁经手、电话，公安局的批示，必须得全，复印两份，月底，交公安局一份，我们留一份备查。公章是属于保密性质的，车间不能来回互相串，再一个，如果取公章的时候，一律不许摁印台，也就是说不能蘸红。为什么？说明你这个章已经启用过了，公章一旦不合手续，流出我们厂外，我们得负法律责任，相当严重的。公章在社会上盖一个就管用，出了事谁负责，谁也负不了责任。

　　偶尔站在高处看一眼我们曾经走过的城市，可以感受到20多年以来，单位社会和个人生活，和这眼前日新月异的城市一起发生着变化。我们曾经有过相同颜色的服装、几乎相同的收入，还有对公章无限的依赖。而现在，改革激发出的创造力，使一个人可以走出单位生活、建立个人信用成为可能，对这悄然而至的变化，习惯了与单位公章打交道的机构和个人，特别是现有的社会信用体系似乎还没有做好接纳的准备。

　　周雷，网络时代的自由职业者，一个人独自打拼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在他从单位辞职以后的五年里，靠给别人做电脑网页为生，在互联网市场并不景气的今天，单纯靠制作电脑网页能生存下来的人并不多，最近他在网上很有名，因为他制作的电脑动画已经是点击率最高的作品。在网上有他这样技能的人叫“闪客”，虽然在互联网市场红火的时候，周雷也曾经被几家外企高薪聘用过一段时间，但是在这五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

　　周雷自由职业者：我的生活比较随意，比较自由，但是这种自由的代价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得一个人去面对，这就是你的代价。我刚刚开始做多媒体网页的时候，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业务。拿着你做的最好的东西去给人家看，但我去了，我唯一能证明我叫周雷，我在网上叫周润，就是我的一张身份证和我自己能做出来的东西。人们就说你是一个个人，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在周雷离开单位独自闯荡的五年时间里，如何获得社会对他智慧和能力的尊重与信任，一直是困扰他生存的问题。

　　请问讯强恒源是在这儿吗？

　　不是。

　　那您知道他那个公司在哪边吗？谢谢。

　　有时候我就奇怪这一点，好像有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个体的话，他给我的概念可能是在你处理一些事情上，很多手续，可能会简化一些，或者你去办事，可能更便利一些，其实这样合理吗？

　　几十年时间里形成的社会运行规则和社会信用体系，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疑问而发生改变，让周雷困惑的实质在于我们的社会几十年来，只习惯接受由公章赋予人的单位身份。

　　张维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我们用公章这么多，很大程度就是过去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承认个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组织，比如分配原材料，都是一个单位，个人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个人只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所以公章的这种普遍的、大规模的使用，实际上就等于不承认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认为他没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你签了字了，但是你没有这个行为能力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你签字是没用的。但是如果扣了公章以后，单位就得负责任。

　　陈坚是扬子石化一个技工学校的工会主席，他获得别人信任的方法是，把身份证和工作证放在一起。

　　我的身份证只能证明我的身份，但是他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因此我好多年了，我就把身份证跟工作证带在一起，需要什么的时候，都可以给人家看，我对工作证情有独钟的。这个工作证，代表我是这个单位的人，对单位的信任延伸到我的身上了。所以我在想，有单位，就有依靠，就是家，单位就是你的监护人。像我们也延伸到这个问题，比如说一点小事，单位要盖章，来证明什么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监护人，父母对子女的一种关系，我想过这个问题。

　　汪宪是陈坚单位里的办公室主任，单位里的行政公章是由她掌管的。每个单位行政章都是代表单位的，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公章。

　　这是公章使用登记本，公章是不得了的，我算了一下，从去年11月27号到昨天，我们这个小单位用的公章是3074个，所以这里的样样事情都有。你看毕业证书，证明技校毕业，结婚证明丢失，都是个人证明，还有职务证明，职称的，还有一个治疗近视眼，这是个人的事情。有的人说不就一个章，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好像现在稍微正规一点的部门还是认公章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平时对待用印工作也比较慎重。而且钥匙随身带，跟自己家的钥匙一样，这就看出它的严肃性了。我家的钥匙丢了，人在公章在，这一圈钥匙里，这就是公章钥匙，。

　　当一个普通人治疗近视眼也需要单位公章加以证明的时候，没有单位拿出单位证明的人，可能遇到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了。

　　周雷：不管出去怎么样，人们会问你是做什么的，你现在是做什么的，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说以前是在中科院空间中心搞雷达高度计、编程，别人说你现在呢？我说我现在做什么什么。别人就是十个人里有九个人，或者说九个半都是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头脑有点毛病，疯了。我也能理解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是这个个体肯定要放在哪儿，放在哪个群体中，才能发挥他的效应。他们总觉得一个人一旦脱离单位，就是什么都不是，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

　　张维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个人有很多行为是个人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用公章的话，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我的行为我承担责任，你盖了公章，是不是你来承担责任，如果你不承担责任，你就没有权利要求我来盖公章。

　　陈坚：上面把权交给你，同时把章交给你，你就拿这个东西，有权利了。我在这个工会管公章，这么多年吧，我最头疼的就是离婚案的章。比如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职工，夫妻感情问题，他们一开始是协商离婚，他们领了表格，当时我就讲你先让对方盖章，对方说你先盖章，对方为什么不能盖章，单位怕有后遗症，拒绝盖章。没这个章，一辈子离不了婚。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个看法，给不给他离婚，实际上我这个章盖上去，就给他离婚了，我有什么权利决定他离不离婚呢。所以现在想不合理的事情，两个人离不离婚，与我的单位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单位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包办人们的生活。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每个人面对变化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对不想被时代抛弃的张译文来说，单位的公章差一点让她放弃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

　　我是经历了我们的企业由盛到衰的整个的变迁的阶段。变迁的整个过程之中，我觉得很有意思，好象是说广播里有很多挺时髦的词，兼并、改革、改组、改造，对于别人来讲，对于广播来讲，都是一种社会的一个时髦的词，可是对于我们企业，它可能是涉及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就是每一种改变的结局，最后都不会让每一个人继续过着原来认为安全的，对自己的利益没有任何挫伤的平静的生活，都要面临下岗了。在我当时的位置和年龄，我可能都没有危机，但我就是正是在别人的身上看我的过去，再去预测自己的将来，我觉得这种危机感很大的。如果我也到35岁那一天，也面临着下岗。我觉得是一种非常非常茫然的状态。

　　于是张译文试图拿到助理会计师的资格，想为自己的将来做些准备，但没想到在报名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

　　报名的时候，是要求你的单位人事部门和单位主管部门的人事部门都要给你盖章，你才能报上这个名。当时我们单位的规定，就是说你现在在会计的岗位，他才会去给盖章，而社会上要求你必须先拿到这个资格，你才有资格去从事这个会计工作。最后就造成一种很矛盾的结局，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没在会计岗位上，你永远没有机会再去做会计工作了。实际上如果每个人都严格按照这种逻辑去执行，都会产生这样一种结局。我当时本来感觉单位不给我盖，我就放弃，后来跟一个朋友讲，他是工商局的，他说盖公章这种事情还不容易，我下面有很多单位，我让他们来帮你盖吧。然后我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尽管用这种变通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这样做并没有给张译文带来快乐。

　　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有感觉的，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怪圈里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都会用一种不正当的途径去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

　　无奈之下的变通成为多数人都认同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也默认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变通和欺骗只是一步之遥……

　　张维迎：本来盖一个公章，只是一个身份的证明。我证明你是中央电视台的，但是现在变成一个审批了，比如你要报考会计师，他同意不同意，这个时候表明比公章本身问题包含得更多。就是它是一种审批制度，结婚要单位审批，考试要单位审批，你要办一个企业要单位审批，这就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对没有单位的周雷来说，证明优劣好坏的依据就是自己的表现。

　　“请进。”

　　“请问是劭先生吗？您好。我是周雷。”

　　“请坐。”

　　“您公司打算要做一个什么样类型的网站的？”

　　“是这样，我计划有两个方案，像整个流程，我自己脑子里有一个方案，创意、设计这方面没有，我就想从你这儿得到一些这方面的建议。”

　　“这样，我先给您看我能做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咱们再来继续往下谈咱们的合作。我做一般就是把一些静态的东西把它以动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是在网上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

　　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能让人家承认你的，只有是你把你自己的作品，你把你自己的动画网页做得非常非常出色，就是出类拔萃。只有那样，你建立你的声望，你的名誉，别人认可了你这个名字的时候，才有可能往下继续。如果说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谁也不知道你的时候，你去跟人谈，可能连去见那些客户的机会都没有，别人不会给你那种机会。

　　“我会三天之内，我给您一个，计划给您怎么做，我给你发一个E-mail发过来，然后具体是不是再往下合作，然后咱们再继续谈。好吗？”

　　“可以，好的。我时间也比较紧，今天先这样。”

　　“行。”

　　“希望你做的和你说的一样好。”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都市里的人们突然注意到了身边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属于自己的汽车，很多人用银行贷款购买了属于自己的住房，许多大学生在选择职业时，已不再把国有单位作为追捧的对象。在今天，我们很难用一话去估量这些变化对中国信用体制的冲击程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种无处不在的单位公章的威力正在减弱，重建个人信用、尊重个人价值、重建新的社会信用体系已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这一切也深刻融入了时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进程之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一直领导着中国的时尚，在2001年的时候，建设银行上海分行在办理个人信用卡时，不再需要单位加盖公章的担保证明，个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平时水、电、煤气的缴费情况，就可以获得信用卡，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但它引发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却有着特殊的意义。

　　银行发放个人信用卡的依据，来源于上海资信公司的个人联合征信系统，内容非常简单，就是考察一个人是不是按时缴纳水电煤气以及手机的资费，有没有恶意欠费的情况。

　　上海市民：这个可能就是说街道办事处是别人在管你，而资信系统是自己在管自己，你在为自己创建一个自己的品牌。就是街道可能是在管你，街道管你，或者是单位管你，这个就是说你在自己在管自己，你的一言一行，或者你的记录都会通过这个东西反映出来，你自己的信誉是不是良，自己管自己的成份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更多的人在意我自己必须要做好，不然的话，这个就会反映我是一个信誉不良的人。

　　信用是我们这个民族传承的美德，而今天，银行和资信公司，让一个普通人把品德变成了自己财产的一部分，用自己的信用为自己担保，从而获得买房、买车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银行贷款，量化了的信用评估使人们开始相信：做老实人是没有错误的。

　　2001年秋天，周雷搬进了他自己买的房子。

　　我选择了这条路，就是让我早一步实现了我当年的愿望。个人的信用问题至少在我的头脑中是有那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以个人的名义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必须要重视我自己的东西。我想信用度本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如果你慢慢地积累你的信誉度，积累的值很高的时候，你就可以办很多的事情，就像你现在持有单位证明，或者说在几年前你持有单位证明一样，畅通无阻，非常便利，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信用度，就像现在的个人来说，寸步难行，它就是这样一个区别。

　　无论是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单位，开始了打造自己的生活，寻找自身价值的过程。然而，凭单位公章证明个人身份和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的体制惯性，依然时隐时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这也注定了这一寻找过程将是一段乐观而不确定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