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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企业被没收、被谁没收了？
正如前述，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联合国等国际秩序架构确实为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这种平等的平台不仅鼓励那些还没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一一独立，而且
给国家主权概念增加了许多新的具体内容，让各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主权和自主。
这种增加的主权意识也带来严重的负作用，因为这些国家多年受殖民者压迫，新获得的自主使他们一时间释放出大量的“民族主义”。这些“民族主义”具体表现在排斥外国人，剥夺外国公司财产，通过立法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或对他们实行税率歧视，让他们处处“穿小鞋”。
前面讲到，苏联于1918年大规模没收外国人财产以及二战之前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土耳其大举剥夺外国财产，这些行为都没受到国际社会的惩罚，接下来在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也大举没收外国公司财产并将其国有化。这些举措再加上前述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决议大大鼓舞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结果是不管要不要搞“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谁都要先没收外国人的财产再说。
以美国跨国公司为例，它们的海外投资在1946至1960年间被没收过12回，在1961至1971年间被没收过101回，1972至1973年间被没收过57回。
图2给出自1960至1987年间每年在全世界发生的“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次数，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包括美国、西欧等所有国家的。由于得不到详细数据，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发生在东欧、中国、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本图以及图3至图5的资料均来自美国沃顿商学院的Stephen Kobrin和德克萨斯州大学的Michael Minor两教授的研究论文。按照这两位教授的定义，如果任何国家在同一时期没收某个行业中的所有外国公司财产，那么不管在该国的本行中那次被没收的外国公司有多少，那都只算一次“没收”行动。比如说，斯里兰卡于1975年没收了233个外国人拥有的茶庄企业，那总共只计为一次“没收”行动；而1968年秘鲁只剥夺了美国“国际石油公司”一家的财产，那也算一次“没收”行动。
从图2中我们看到，1960年共有6次“没收”行动，1961和1962年各8次，但是1974年有68次，1975年有83次，那年恰恰是在联合国通过《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之后，是整个战后历史中没收外国财产行为达到顶峰的一年。实际上，图2表明，自6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着联合国一项项关于自然资源主权的决议的通过，各国的民族主义跟着升温，没收行动也跟着增加。
图3给出每年进行“没收外国人财产”行动的国家数，其中1960至1962年每年有5个国家剥夺外国财产，但在1972年有30个国家，1974年有29个，1975年有28个国家。从那以后，能没收的外国财产在许多国家已基本剥夺完。到1987年，世界各地的没收行动基本停止。
就没收的外国财产的行业分布而言，基本以矿山资源业(含石油)和制造业为主。比如，在1970至1975年这一没收高峰期间，28.6%被没收的外国财产是制造企业，19.6%是石油企业，11.9%是采矿企业，因此石油加矿山企业占了所有被没收的外国企业的31.5%。银行、金融企业占11.9%。剩下的行业见图4。在其它阶段，被没收的外国企业在行业间的分布基本如此。
中国目前的在外投资以石油和资源性行业为首(占总额的48%)，其次是制造业(占21%)，而这两个行业在二战后又是被所在国剥夺的重灾区，中国的海外投资安全显然不能忽视。实际上，如果我们拿当年在中国的类似排外情绪作为参照，那么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它资源“被外国人拥有”时，对于那些想找把柄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客来说，这些外国人掌握的产权是再好不过的题材了，自然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最有效的靶子，百分之百奏效。如果是这样，我们出去收购的产权还真的是潜在最烫手的山芋，不能忘记：跨国之后，在当地人看来我们是“外国人”了。
不同地区之间在“没收”外国产权行为上有何差别呢？图5给出1960至1987年间的所有“没收”行动在拉美、非洲、北非和中东、亚洲国家之间的分布。我们看到，非洲国家占了34.3%，拉美国家占29.6%，中东和北非占18.2%，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目前在海外的能源和其他资源投资的主要去向。
在中国目前或将要投资较多的国家中，智利、秘鲁和坦桑尼亚分别“没收”过外国人财产26到35次，印尼、赞比亚和苏丹分别“没收”过15至25次，阿根廷、缅甸、埃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分别“没收”过5至10次。这些历史应该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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