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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当如何认识目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应当如何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李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矛盾，这是新中国成立55年来反复出现的问题，应当说到现在为止，
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在本轮经济波动中，这一矛盾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说到底，它不过是由老问题中衍生出的一个新故事。
首先，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背景需要讨论清楚。就经济活动来说，究竟是以政府为主，还是以企业为主、市场为主？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讨论的问题。中国一直说要给企业放权，事实上，迄今为止的“放权”还主要局限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市场主体虽然也得到一些，但真正得到的并不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非常崇敬的一位经济学家蒋一苇先生，就曾对这个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企业本位论》，在文章中，他就特别明确地强调了企业和市场的主导作用。为什么中国老是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主要原因就在于，所谓收、放，都主要局限于各级政府之间，无非是中央政府管多一点还是地方政府管多一点。这种收放格局的最大弊端，都是忘记了经济活动是由企业为主来进行的。所以，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政企不分。
本轮宏观调控使得我国的政企不分的旧体制弊端又一次显现。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中央政府干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干地方政府的事，企业干企业的事，居民干居民的事，就此而言，我们的目标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从上一轮改革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下放了很多权力，而且从目标上来说，也是希望放权给企业的，但是从实际运行的结果来看，它更多的是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控制能力。
不妨比较一下，过去，我们的政权、行政体系和企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大多数企业是国有企业，无论是中央国营还是地方国营，还是部门国营，都是国有的。后来这种状况被逐渐打破了，现在中央直管的企业不到200家，在地方，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地市以下直接管的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都不大有了。就是说，用直接管企业的方式来控制经济的状况确实已经得到很大改变。
但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政府管制经济的现象。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现象是，市委书记、市长带领企业去招商，地方政府说要开什么会，搭什么平台，引多少外资，开发区怎么规划等等，经常是书记、市长在上面说，企业在下面忙，有时连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政府管企业的形式变了，但实质没有变，而且我觉得，目前状况所带来的问题好像比以前还要大一些。为什么这样说呢？不妨比较一下。过去，在以管企业的方式来实行经济管制的条件下，各级政府至少还要衡量衡量成本和收益问题，还要考虑自身财力问题；如果亏损，政府还有切肤之痛。现在则不同，政府倾向于勾画一个雄心勃勃的美好蓝图，它的任务是在安排任务，但却不承担完成这些任务的成本，也较少衡量成本和收益，出了问题，它一般也不承担后果。就此而论，在中国，政府直接管制经济的状况在某些程度上是更加严重了。其实，中央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对于很多经济问题，我们现在似乎管得太细太具体，一出问题就管起来，一管又出新问题。因此，从根本上来讲，当前出现的问题还是根源于经济体制，还是政府管得太多。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国应当如何来治理经济？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只强调集中统一肯定不行，地方的积极性不可缺少；只强调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不行，该统一的还须统一。从管理国家的有效性来讲，要形成一种多数人监督少数人的机制，在此机制之下，管理才是有效的。现在的制度则是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以本轮调控中大家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土地问题为例。现在很多地方乱占土地，地方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自己约束自己，需要中央去管。但中央怎么管？全国几百个城市，将近300个地级市，上千个县，中央和地方的信息是严重不对称的，仅靠派几个检查组就彻底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怎么办？这就需要改革土地制度，在土地的产权安排上保证使得每个在土地上生产、生活的人对自己这块土地负责，这样才能形成多数人管少数人的机制，才能有效地避免类似乱占土地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我们的经济中，还有很多与土地类似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应当由谁来约束？政府的行为是在花纳税人的钱，因此就应当由纳税人来约束它的行为，应当由当地居民、企业来进行约束。仅仅靠中央的一纸公文，不可能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的约束。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沈阳市每修一条路都要由市民投票、要听证。这里体现的管理理念是非常正确的，它体现了决策要民主化，预算要由纳税人来监控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
总之我认为，本轮经济波动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的背后，仍然是一个政府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老故事。如果这种体制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不变化，这个故事以后还会以别的方式演下去。
新的体制应该如何设计，需要我们好好加以研究。总体来讲，我觉得小国的经验对中国这样的大国不适用。我们可以借鉴大国的经验，比如美国、欧盟乃至俄罗斯、印度的经验。虽然它们的体制不能照搬，但是，它们的好处在哪里，我们能够借鉴什么，我们的政府需要保留什么权力、放弃什么权力，这些都值得好好研究。对当前宏观调控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必须提到这个层次上来看，否则还将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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