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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林铁钢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何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是当前各方普遍关注的话题。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李扬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记者：当前社会各界都比较关注新一轮经济波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宏观调控，同时也存在很多争议。首先请谈谈您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本轮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李扬：这一轮的经济波动以及与此相关的宏观调控的确引起很多争论，这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所有的主要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我们的经济运行具有“非典型”特征，就是既不表现为典型的通货膨胀，因为有的产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而同时有的产品价格在下降；同样地，它也不表现为典型的通货紧缩，因为有的产品价格涨得很厉害，有的经济部门已陷入衰退，而有的经济部门还非常繁荣。这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要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找到哪些是与以前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找出不同点，研究新问题，然后才能对症下药。总体来看，本轮宏观调控确实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同时，也正是在这些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得目前判断经济形势的难度较以前明显加大。
第一个因素是城市化。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城市化是有规律的，在它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在展开的时候，城市化的背后一定有某种驱动力。比如，在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什么要搬到城市去，它得到的收益是什么？迁移的过程要有成本，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它才会迁移到城市去，城市化的过程才能展开并完成。城市化作为一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被写进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已经有了十余年的历史，但是，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在几年前，除了少数城市外，中国整体来说的城市化动力并不强烈。那时我们看到大量的报道说，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城市化指标，运用了很多行政化的手段，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强制性卖户口。比如，政府在某个地方修了一条街，不仅强迫农民把乡镇企业搬过去，还要强迫他们支付“农转非”的费用。这种情况是在当时当地还没有产生城市化的内在要求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近几年的情况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再到小城市，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城市化的内在动因逐渐强烈起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方面，城市经济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日趋壮大。所有这些，都需要扩大城市规模，都需要把经济活动向城市集中。我们知道，“城市”是个复合词，是城池和市场的统一，而市场是基础。所以，从根本上说，正是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构成了城市化运动的内在动因，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化浪潮。
问题在于，我们的很多人却像寓言中的“叶公”一样，当城市化浪潮真正到来之时，对于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真正的认识和准备，甚至手足无措。
比如说，城市化一定意味着要占用土地，把郊区变成城市，把良田变成工业用地、城建用地。但是，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缺乏，十几亿人要吃饭，又必须严格保护耕地。这就产生了根本性冲突，于是，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长时期中，将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处理好保护农地与城市化之间的矛盾的问题。盲目占地、滥用土地肯定不对；但限制过死、阻碍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也肯定有问题，因为城市化的趋势是不可扭转的。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其直接的影响，都是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汽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其间接的影响，则是对诸如钢材、水泥、能源、交通、运输等形成巨大的压力。
问题在于，面对如此革命性的需求变化，我国的供给结构的调整却是相对迟缓的。一方面，满足传统需求的供应能力依然在扩大，这造成大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以及相应的价格水平徘徊；另一方面，满足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供应能力一时间还难以有效扩张。在这种供求严重不对称的格局下，生产资料的紧缺便很自然，其价格上涨亦属意料之中。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少数产品供不应求和多数产品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并存的现象，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完满的解释。
第二个因素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由此引导的消费结构升级。2003年，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超过了1000美元。这个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理论研究和各国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人均收入水平每越过一个台阶，就意味着人们的需求结构要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消费结构已经多次升级，从过去的“老三件”，发展到“新三件”，近年来则演变为汽车、住房、休闲旅游等更新的“三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的调整，有效解除了当期收入及储蓄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这无疑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消费需求，无不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汽车、住房等新产业产生巨大需求；而这些需求又都对煤电油运等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巨大压力。
第三个因素就是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改革的因素过去是，今天仍然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中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日益增强，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一旦出现有利可图的领域或行业，马上就有大量企业进入，投资很快就增加并可能迅速饱和，于是，该领域或行业的供应很快就会过剩。由此可以看到，企业活力增强和市场力量的增大，首先的意义是使得经济的自调整能力增强：当经济中出现局部不平衡的时候，市场(通过企业的投资)马上就可以进行调整，非常迅速，也十分有效。不像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中出了问题，要等到中央认识到，再作出决策，然后再采取措施，那已经是问题成堆了。现在不同。比如说，钢材价格上涨是一个令我们头痛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策干预，市场自身也会逐渐平衡供求。由于价格高涨，利润丰厚，对钢铁建设的投资就会增多，于是，无须很久，钢铁的供应就会大量增加。在另一方面，由于价格高悬，对钢铁的需求势必减少，人们会节约使用钢铁，甚至寻找钢铁的替代物。这样，供应和需求一增一减，市场供求就会平衡。这是市场的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经由市场进行的调整，其波动性很大，而且还常常有一定的盲目性。因此，随着市场机制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经济的波动性也会增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强调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始终强调不要大起大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存在着越来越强的市场自调整作用，我们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就必须给市场调整留出空间。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必须考虑到这种新的变化的影响。
最后一个新因素是全球化的影响。这也是过去我们没遇到的情况。中国应当是感受全球化影响最深的国家。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出现了“中国制造”现象，中国已成为全球产品加工的重要基地。这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分工发生的重大调整。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存在着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的加工能力极强，基础设施较好，劳动力成本很低且受过比较好的训练。但是，就在大家都在为“中国制造”欢欣鼓舞的时候，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在我们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时，全球的经济运行也给我们增添了越来越强的不可控因素。举例说，所谓“制造”，首先便意味着要大量获取原材料，这些东西能取之于国内最好，不行就必须进口，甚至会越来越多地从全世界进口。所以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石，从中东进口原油，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当然，也使得一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一旦中国经济下滑，对世界各国都有影响。这里的问题是，当彼此的依赖越来越大时，贸易摩擦相应地也会越来越大。“中国制造”的另一方面是卖，我们加工制造完了要将产品卖出去。现在，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到处都是中国的产品，我们对他们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这些国家在本国利益集团的驱使下，就要跟你摊牌，要加税、要反倾销，要使用什么条款来“制裁”你。就是说，在卖的环节上，我们的贸易摩擦也急剧增加。众所周知，连续多年，我国都是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今后十年、二十年，都会如此，换言之，只要“中国制造”的格局不变，贸易摩擦就不会止息。进一步看，在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国内事务也会越来越多地引起外国人的关注。我们看到，现在外国人也开始关注和谈论我们的货币政策，谈论我们的汇率和利率，谈论我们的通货膨胀，甚至要把中国拉入什么“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希望能在内部约束你。总之，在这种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我们国内的供求链条需要调整，我们的国际收支、贸易、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通货膨胀等等都已经不再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我国经济已在深层次上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同时在全球经济运行的背景下，我们也将面临新的选择和机遇。
总结以上，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在一系列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套用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来认识形势和制定政策，也不能简单地套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格局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总之一句话，我们要研究新问题，宏观调控也应当有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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