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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晓西
编者按：本刊2004年第11期发表了经济日报社高级记者姜波先生的“经济学家 请自爱一点！”一文，对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教授在一次论坛上的发言有所引用，并对李教授的观点表示了批评。李教授近日以“姜波先生，请让我们共同自爱”为题撰文，专供本刊，对姜波先生的批评作出回应。为示立场平衡，本刊对李教授的文章未作任何删改，全文刊发。
近日有朋友告诉我说，《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一位名叫姜波的记者文章，叫“中国经济学家 请自爱一点！”，点名批评我。我不相信。在网上终于查到这篇文章。看后难以平静。这哪里是批评，完全是一篇充满仇恨的文字，是一篇煽动公众情绪的放肆发泄。尽管20多年来我在做学问上力求认真，在发表文章上反复推敲，在公众面前表态慎重又慎重。但是，我仍然免不了被指责是说出了“‘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被指责为“没有起码的社会良知？” 这位记者，你何至于此？何至于给我扣上几顶如此可怕的高帽子？
你有没有想过，上海固然是你的城市，你的家园，融会了你的血脉和情感的栖息地，但你怎能自比印第安人，把外来人比为北美的白人殖民者？难道今天上海的发展不是上海人和外地来上海的人共同在创造吗？外地人是不是你的同胞？是不是也在为你服务？是不是也可以把上海看成自己的家园、当成自己的情感栖息地？你有没仔细想一下，商务成本高与老百姓住房是否一回事？商务成本高到底是会“赶出去”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业人士，还是会把在上海居住的本地人赶出去？退一步讲，上海作为国内外工商界人士争先恐后投资的地方，商务成本升高因此上海三产收入高对上海人到底好不好？
说到这里，我还想问，这位记者说 “瞪大眼睛，上下文贯通地仔细看了好几遍，好像没有看错，也没有什么曲解”，这就能证明你的理解就是正确的？就能证明你的侮辱具有正当性？你确实看见了某报道中摘我那一句没头没尾、删头去尾的话，但你能看见当时会议的真实场景吗？你能体会到当时发言人的表情和语气倾向吗？你知道我与提问主持人在观点上的交流吗？你真的认为我这句没有任何证明的话就是我的研究成果，值得花费精力写一篇大作！我不明白，你给我下了那么重的结论，仅凭两个月前一纸报道中一句话就够吗？老实讲，曲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曲解变成了“强盗逻辑”。
有人说，这位记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了上海人想法。我不相信。我去过多少次上海，我亲眼目睹上海20年的惊人发展，并多次参与上海经济发展和成功经验总结的研讨会；亲耳听到很多上海人自豪地宣布上海是全国人民的，要当好全国的龙头，并也因此使上海在经济发展中受益；我亲自送孩子去上海工作，并知他与同事合住在一人月租650元的旧楼小房间里，体会到作为一个上海普通市民的乐与苦；我也亲口用自己的感情和讲演，多次赞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人的规划和创造力？难道我不爱上海？就你爱上海？
有人说，这位记者的观点可能代表了媒体的声音。我不相信。我和媒体有20多年的交情。我们共同度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有多少观点和文章，是媒体与我们合作；有多少会议和论坛，是媒体请我们参与。这份《经济》杂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经济日报》主办的。在我的记忆中，是《经济日报》邀请我参加了1984年全国第一次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是《经济》杂志在创办时邀请我参加了刊物的专家委员会。正是在这份杂志上，其前主编高路同志曾在对我一书的书评中肯定了经济学家的良知。至于说到这次参与《21世纪中国经济报道》的城市品牌论坛，也是报纸主办方邀请，而我因多次谢绝参加《21世纪中国经济报道》专家园桌会议而不好意思再推托。我不相信，与我共同生长起来的新闻界朋友们会委托这位记者来推销“高帽子”。
可贵的是，这位记者声明自己是“经济学的外行”，这句话很有份量，很有作用，很能使我产生谅解的情感。作为经济学的外行，他不必了解经济学家多年研究些什么，发表了些什么，他可以根据一句有来无去的话，给你做判断。作为经济学的外行，他可以“出语惊人”地评价整个经济学家，还可以大度地宣布:“并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卖身’”。什么人算经济学家，没人打算说清；经济学家有多少，也没见有人统计。如果科研单位经济类研究员和大学经济学教授都算是经济学家，那是多么庞大的一支队伍。谁能担保他们中没有你所指责的人？但又有谁能否认其中大多数在为这个社会努力工作，为培养人才费尽心智。作为代表社会良知职业的一员，你到底是追求通过扬善抑恶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还是想挑起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的仇恨而沉沦社会？
当然，我也不能不反思一下我错在哪里？我想，我错在没有再一次推托而接受了邀请；我错在没有问一下会议组织者城市品牌主题外是否要研究上海的商务成本？错在没有搞清理论研讨会为什么安排得象个记者招待会？错在没有好意思推辞就被请到台上在无准备状态下任由提问？错在没有要求所有与本人相关的报道发稿前让本人看一看以免把围绕会议主题的正词漏掉而把附调做大！错在没有想到不经意的问答会成为有些人倍感兴趣又特别痛苦的引子，也给我自己带来两个晚上时间的“非生产性劳动”！全怪自己！程序的简化安排和报道语言的主观选择性多么可怕，虽然这可能都是不经意的，甚至好心的！
我有一个习惯，把各类报刊约稿函都放在一个夹子里，有时间就要还“欠账”。我仿佛记得发此文的杂志有过约稿，找出联系人，我就可以将此稿投给这个杂志。果然找到，2003年1月13日，《经济》杂志来过一封新年致贺信。信中既表达了祝福，感谢，也介绍了新领导班子的成立，并希望“能有机会经常采访您，文章在经济日报和杂志同时刊登”。更令我感慨的是，这封不满一页纸的信，有三处出现了姜波的名字。姜波呀姜波，我们虽没有见过面，我虽没有完成贵刊的约稿，但不至于一年多时间，会从一个“尊敬的李晓西专家委员”，变成没有“起码社会良知、且不知人格上是‘独立’还是‘卖身’的人”！作为一个年过半百、走近花甲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谢谢你姜波，我会更谨慎的，让我们共同自爱！
(详情请见《经济》杂志11月号，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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