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清：中国经济需要回归均衡发展的轨道

　　本报记者 文钊 北京报道

　　郭树清近几年不断提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均衡发展。他认为，对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来说，出现不均衡是正常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发生较大的负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里，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非均衡形态。他将这种非均衡总结为四大方面：需求波动剧烈、就业形势恶化、收入分配失衡、资本相对过剩。他说，按照世界上已有的 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不应当出现上述问题，至少不应当同时出现上述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当前的中国尚未得到真正解决。

　　他认为，这种非均衡不仅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影响范围极广，提高了发展成本，降低了增长效益，限制了未来潜力。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任何主要经济体是否平衡和稳健都会影响到其他许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决定着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的1／4份额，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从中国自身来看，我们也并没有更多时间去拖延这种调整。因而，回归均衡发展是最佳选择。

　　访谈

　　问：您在分析中国经济非均衡状态时提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他国家相比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我们注意到，从产出和就业构成来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经济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吸纳就业的比重都比较低，为什么会如此？

　　答：在全部GDP中，中国的三次产业比例是15，52，33；低收入国家是23，32，45，中等收入国家是10，38，52，世界平均是5，31，64。中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与国际上不完全可比，服务业产值的低估可能较为严重，但是即使考虑这个因素，中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也显然过高。从就业构成来说，据统计，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就业分布为49.1：21.6：29.3。其他国家的普遍规律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第二产业的2-3倍。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略高一些，但是第三产业比重也明显高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就业统计中没有考虑农民广泛存在的兼业问题，如果按实际工时的分配来测算，那么农民真正用于农业生产的时间可能平均只有两个月左右。将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估计我们的三次产业实际就业分布大约为25，35，40。第二产业就业比例过高，第三产业就业比例过低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就我的分析，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于世界常态，根源在于增长方式。

　　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国外，但都有所继承和学习的新的增长方式。由于采取“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总政策，政府和市场共同导向，农村和城市一起推动，数量和质量目标并列，工业化、信息化都加快了步伐。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全面鼓励外贸外资和引进技术、管理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从这里也能够看到过去我们倡导的一些发展方针的影子，例如放权让利、调动地方积极性、大中小并举、土洋结合、农村办工业等等。这种增长方式的优点和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也带来了一部分消极后果。

　　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病在90年代中期积累到比较严重的程度，矛盾开始尖锐化。促成这种形势突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内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性的制造业产品趋于饱和，竞争激化，不仅是国有工业企业，而且包括乡镇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二是遍地开花的工业化方式，造成了生态和居住环境的急剧恶化，经济增长成本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三是外商投资企业持续增加，不仅主导了对外贸易，而且开始引领国内产业和市场；四是银行不良资产负担日益不堪承受，靠巨额贷款增加支持高速经济增长扩张难以为继；五是农业长期停留在小农式的家庭经营为主的方式上，与现代化的工业和市场难以契合，极易出现波动和反复。

　　问：正是在这种增长方式的驱动下，从199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面过剩的状态。我们一般获得的经济学解释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在服务业上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好象并不一样。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说是有效需求不足没有错，但是这个问题也同样可以归结为生产结构不合理，也即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工业结构雷同，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高附加值产业缺乏。除了有相当大比例的技术设备需要进口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造业在开拓市场、引导需求、创造新产品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

　　这也是中国经济结构偏离世界常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资本结构上，资本形成包括固定资本和存货增加两个部分。中国的存货比重畸高，1990年代经常持续在资本形成中约占10%左右，约相当于GDP的3%，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有数千亿元的产品生产出来计入GDP，但是这些产品没有卖出去，形成库存积压。10多年来，累计的存货增加高达20000亿元以上，除极少部分为扩大生产所必需之外，主要是产不适销的缘故，由此增加的银行不良贷款至少在一半以上。

　　问题在于，在大量产品滞销积压的同时，有许多居民和社会需要且有能力支付的服务则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仔细分析，几乎全部服务产业都是供给不足的。商品批发和零售业提供的服务远远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相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业对居民个人的服务，总体上与发达国家50年前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教育、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法律、会计和审计更是严重滞后。毫无疑问，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均衡的。在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很少看到这种现象。

　　问：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主要问题出在哪里？

　　答：我想这里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主观的原因。从体制上来说，服务业过度管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任何国家，一些服务业因其功能特殊，都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调节。例如通信业、金融业、保险业、媒体和广告业、卫生保健业等等。以防范风险为目的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效益为目的的管理，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目的的调控都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对服务业的管理，长期保留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制度和方法，与新的形势严重不协调。一方面，该由政府部门负责管理的资质审查、合规性监督等等很不落实；另一方面，该由企业或事业法人自己独立经营、自主负责的事情又常常听命于政府部门。这在市场中介机构、教育、文化单位尤为突出。这导致服务业发展困难重重，活力不足，无论是经济效果还是社会效果都很不理想。

　　所谓主观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牢固确立客观、全面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思维方式。经济发展和政策措施常常带来正负双重影响，因此，经济学家不得不时刻想到事情的两个方面。然而，我们过去的教训在于常常过分地强调某个方面而忽略或否定另一方面。

　　比如，过去一直都有人拿工农业与服务业比较，要分出孰重孰轻，到底谁更重要呢？我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产品和服务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二次产业与三次产业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将服务业视为非生产部门，竭力予以限制和压缩。后来提出发展第三产业，也是将其放在补充的、附属的、次要的、第三位的经济活动来对待，这是导致服务业严重滞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服务业是农业和工业的依托，是国民经济的纵深。更重要的是，服务业还是国民经济的先导、中枢、核心。国民经济中最具有活力和生机的部门都集中于服务业之中。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最好衡量尺度。如果继续把第三产业仅仅理解为饭馆、旅店、擦皮鞋、修电器，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一种“犯罪行为”。

　　问：您在分析中国经济非均衡状态的时候，特别提到还存在着一些并非是问题的问题，或者曾经是问题的问题。比如出口，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出口的重要性，但去年以来，我们开始说要加大进口，是我们对这两者的重要性看法有了改变吗？

　　答：出口是为了进口，因此进口比出口更有目的性意义。但是由于外汇长期短缺，涉外经济中形成了一整套出口优惠政策，逐渐地扭曲了市场关系。本来就有成本优势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这对扩大市场占有率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世界各国中间商、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的实惠。但是，出口价格水平和进口价格水平的变化，脱离了国际比较价值，不能真正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为了换取相同数量的外国产品，我们必须出口更多数量的本国产品。出口的数量在不断扩大，但是出口的素质却提高缓慢，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特别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很低。出口的可持续性受到损害，过度鼓励出口最终限制了出口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正常情况下，进口有助于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引进先进的经验和人才，限制进口很可能最终限制了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限制了本国经济的成熟，同样也限制了未来出口能力的提高。显然，我们不能出于保护国内落后产业的目的以及其他任何短期利益的理由来限制进口。

　　问：中国经济要回到均衡发展的轨道上，需要在很多方面做调整，从金融方面来说，应该做哪些努力？

　　答： 回归均衡发展，自然意味着要顺应经济社会运行的规律，切实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我们曾经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口号，只有在体制和政策方面采取实质措施才能使之真正落实。概括地说，我认为应当抓住以下五个方面作为战略基点：让市场在调整结构中更充分地发挥作用；让政府在公共领域尽到自己的责任；让农民平稳有序地转入城镇；让沿海与内地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国内经济更合理地融入世界经济。

　　从金融方面来看，我认为，首先是应该根据早已具备的条件，加快推进货币、资本、保险、外汇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其次，完善金融产品的市场定价机制。金融服务业本身需要加快发展，无论是支付清算还是信贷融资，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货币、票据、保险，都需要大力发展。应当制定全面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

　　问：在对外开放方面，外贸和外汇政策是否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

　　答：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有利于矫正中国的结构失衡。从调整外贸政策来说，就是要逐步减少对出口的过度优惠待遇。切实改善外贸出口结构，减少国内稀缺资源和高能耗产品的出口，控制一般制造业产品的外销数量，促使发达国家改变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提高进口素质。同时，要坚决、稳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重点支持国内企业到海外开发能源、原材料和农业，建立有优势的制造业海外生产基地，开拓市场，发展营销网络。

　　从外汇政策来说，就是要拓宽资本流入与流出渠道，逐步使人民币资本项目交易从部分可兑换过渡到基本可兑换。我们还应该积极引导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流通，发展双边本币在贸易和投资中的支付清算功能，参与区域性货币合作，逐步减轻国际经贸和金融活动对少数几种货币的依赖。与此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调控，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确保国家金融和经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