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与对策

　　2004年10月30日，由《环球财经》杂志和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发展与反思”中国论坛，在北京怀柔举行，新浪财经做了全程直播。

　　本次论坛，以契合热点的议题和与会专家的精彩发言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反响，也为中国经济在全球化历程中遭遇的问题开出了药方。

　　议题的起因来自于2004年9月16日发生在西班牙埃尔切的“焚鞋”事件，该事件中中国鞋城价值100多万欧元(1欧元约合10元人民币)的鞋子被烧毁。

　　尽管像“埃尔切事件”这样的事件仍属个案，但华商与当地人发生矛盾和摩擦的事情在西班牙，乃至整个欧洲并不少见。

　　专家认为，以温州鞋为代表的中国商品，之所以在海外遭遇如此极端的报复，价格低廉、直接挤兑了当地产品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鞋业近几年的发展，已部分掌控了当地的营销渠道，并直接面对市场搞研发，打破了当地商人的垄断利润，显示了强大的市场后劲，结束了简单的商品输出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才是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呢？

　　此前，中国的研究机构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并持续了多年，而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他国可能出现的冲突研究却不多。西班牙“烧鞋”事件至少传达了两个信息：冲突是难免的；在我们已经形成一定优势的商品领域和一些国家、地区，冲突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我们应如何认识这种冲突？应如何从冲突中找寻合作之道？

　　除此之外，我们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在“全球化”遭遇世界性质疑时，我们的资本如何借鉴跨国公司在国际上的运作经验，在海外市场运作中，从冲突中找寻合作之道？

　　为什么外国资本在中国可以依据其竞争优势大行其道，而我们的民间资本却找不到出路，甚至只能成为炒作股市和房市的“无业游资”？为什么我们的资本在进行商品输出时会遇到反倾销、标准壁垒等屏障，而进行资本输出时却又面临本土居民的激烈反抗？在内外市场开发皆受困的情况下，中国资本的出路何在？

　　中国资本在内外市场开发皆受困的情况，和其在全球产业生态链中的位次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中国资本在全球产业生态链中位次的提高面临什么障碍？怎样解决？怎样和相近位次的世界产业竞争？

　　这些问题，我们有幸倾听了专家们的建言，并与读者一起分享。

　　“发展与反思”中国论坛精彩发言

　　张小冲(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相当一批中国企业具备了走向国际市场的经济实力和需求。

　　十几年前，是我们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现在，包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美欧日)在内的许多国家要到中国来招商引资，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和变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而且相当一批中国企业具备了走向国际市场的经济实力和需求。

　　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进入了外国市场。因此，中国的企业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并站住脚，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参与严酷的国际化市场竞争，政府应该给予企业什么样的指导和支持，这些都成为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迫切问题。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和长远发展要有国家强力的支持和保障。

　　中国的发展速度，引起了西方工业的恐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实行围堵，最常用的三大手段，就是技术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我们要研究WTO的规则，在WTO规则面前，我们只可做合格生，不必做优秀生。做优秀生的结果就是自己吃亏。入世已经3年了，WTO规则对我们的外贸顺差有一定的威胁，现在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明后年一定要进行突破。

　　在反倾销的问题上，必须争取市场经济的地位。21世纪头4年中国产品被告的案件占全世界16.4%，但中国出口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5.9%，两者根本不成比例。

　　需要下大力气实现出口多样化，开拓南美、非洲等新市场。我们的进出口企业一旦发生问题，国家必须要保企业，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和长远发展要有国家强力的支持和保障。

　　另外，政府要加大科研工作，2001年全国科技投入16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700亿美元的5.7%。这样和发达国家竞争，谈何容易。

　　贺力平(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

　　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人民币的定值水平有关系，汇率的适当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发达国家是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模式，而我们现在的条件还不成熟，走出去还面临很多问题，对于日本这样的经济先行国，尚且在走出去的时候(1980年代后半期)有很多失败，那么中国在现阶段不成功的可能会更多，如果坚持现在的这种做法，20年后可能发现这或许是一场闹剧。

　　从长远来看，资本输出是一个必然之路。但必须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中国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与人民币的定值水平有关系，汇率的适当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反映总体成本的一个指标是汇率水平，短期内，汇率调整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因为它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卢国正(商务部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反倾销，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处理得当，有可能成为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好事。

　　一般来说，在经济萧条，或者对外贸易逆差比较大的时候，反倾销调查可能呈上升的趋势。反倾销调查，虽然可以减缓国内势力集团的压力，但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方面进行反倾销调查，政府要进行相当的投入，人力的投入和财力的投入，同时它也可能遭受对方的报复。

　　对国外的反倾销调查应该实事求是，不能过度反应。反倾销，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处理得当，有可能成为优化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好事。

　　左大培(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发展外向型经济，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

　　不能片面强调比较优势。我们这几年过度强调发展外向型经济，一个基本的依据就是比较优势。切不可把外向型经济当作惟一的道路，要求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更不应该盲目地照搬、照用。

　　发达国家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加强贸易保护的倾向，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实现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发展外向型经济，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

　　陈明星(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出口的结构性调整是必要的。这不仅表现在矛盾业已显性化的鞋业，而且表现在或必将表现在所有的产业领域。

　　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在于一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粘性。一国生产条件的改变，必然要求相关国家的生产和贸易的总量和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半个多世纪以来，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对内依靠市场、对外强调开放，因此发展的互动性较强、落差不大，矛盾相对较少。

　　从1979年至今，中国GDP年均增长9.5%，是发达国家平均增长水平的三倍。

　　这种状况，必然要求相关国家无论是生产和贸易的总量还是结构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还包括地区、阶层、职业的利益的明显甚至短期的较大反差。这不仅表现在矛盾业已显性化的鞋业，而且表现在或必将表现在所有的产业领域。

　　史世伟(对外经贸大学欧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西班牙事件所反映的是一个中外贸易冲突，这种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文化的冲突。

　　中国的企业应当与当地的企业和商会交流，如德国的企业在中国，也和中国的企业交流，要造福当地，要与当地的人民搞好关系，这样人家才能接受你，认同你。也才能使两种文化深层次地交流和融合。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和商会要给予中小企业一定的扶持和服务，比如德国、法国，它们的商会很发达，政府甚至帮助中小企业打官司，有种种优惠政策来扶持走出去的中小企业。

　　赵文斗(经济日报社前驻东京记者)：

　　如果企业仍然只片面追求出口数量，那么贸易摩擦将长期继续下去。

　　上世纪60年代，日本推出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时候，我们当时也能生产出来。日本能生产64K半导体，我们也能。但现在呢？我们主要靠引进，迄今几乎没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打芯片。

　　在IT时代，韩国和台湾的芯片生产发展很快，但是核心技术、主要技术装备在日本。日本的做法还是靠不断的技术进步，高端领先高科技新技术的研发，高附加价值来支撑。

　　我坚决支持我国企业、政府积极应对反倾销，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保护企业的切实利益。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特别是企业，仍然只是片面追求出口数量，那么外贸战线这种廉价倾销、贸易摩擦不断的状况有可能再继续10年，甚至20年。因为现在我们虽然有进步，也有质量提高，但总体来讲，中国产业结构没有基本的改变。

　　岳福营(中国证券期货杂志总编辑)：

　　中国企业资本总体规模很大，但个体资本量偏小，如何在国内先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产业和资本的整合应当引起关注。

　　产品输出往往容易产生冲突，如何实现资本的粘连才是关键，TCL 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如果实现了与外国相关资本的结合，不仅能减少冲突，还能实现我们自身生产和经营的优化。

　　当然有一个资本整合“出海”的问题。我们企业的资本总体规模很大，但个体资本量偏小，如何在国内先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产业和资本的整合，这应当是一个引起关注的课题。

　　丁刚(人民日报社国际部高级记者)：

　　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社区了，才可能带动当地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一种依存关系，不被轻易地“消灭”。

　　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市场的流通领域，确实是一个变化和进步，因为只有进入流通领域，才能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和社会。至于进入的方式，我的建议是：

　　除了借鉴日本在美国市场采取的是“买断”的方式、建立出口商会、建设品牌外，还要融入社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上台阶，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只有真正融入当地社区了，才可能形成一种依存关系，不被轻易地“消灭”。

　　此外还要考虑战略问题。目前中国的的企业光是埋头出口，没有考虑到国家经济战略的作用，而且这是变化中的战略，很多时候，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做事，有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等。这点必须注意。

　　钟云华(经济日报社内参编辑部副主编)：

　　大众传媒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无疑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埃尔切事件”提醒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从此可能结束了简单的商品输出的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一，长远来看，首先要学会充分利用“走出去”以后所在地的媒介资源，了解信息，熟悉民情，以便更好地融入当地。

　　第二，从近期来看，中介、商会和企业，应重视并着手构筑联络大众媒介的快车道，建立相应的机制，充分表达符合自身合法利益的观点。比如，可以密切联络中国驻外新闻机构；及时联络国内主流有影响力的媒介；勇于争取国际传媒机构的关注和支持。

　　于凤川(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研究员)：

　　如何与当地的企业和人沟通，是摆在两种“生态”不同的人群面前的一个问题。

　　埃尔切其实是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人们的生活很有秩序。然而，中国人的勤劳让那里的人们感到不安，因为打破了人家非常正常的生活节奏，该午睡时睡不好午睡，该休息时有时不能正常休息。但是，中国人是去赚钱的，是做生意去的，跟人家不一样，这就打破了当地人的生活和工作规律，所以人家对“入侵者”实施打击，也是出于他们的无奈之举。

　　邵振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部)：

　　中国的产品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都会受到抵制，原因是我们的这些产品是在和他们抢市场。

　　解决的办法我认为：要有明确的对外经济的战略，这个战略要与产业发展战略相匹配。我们的产品要向上走，要挤占上层的座位层次。

　　对此，我们的对策：一是加强环保和提高劳动力的待遇，从而提高产品的价格；二是国家组织开发公共技术并无偿转让给企业。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推动产业升级。

　　葛方新(《环球财经》杂志总编辑)：

　　只有掌握了销售渠道，才能实现不依靠外商订单或做贴牌而直接面对市场。

　　在“中国造”走出国门的过程中，简单的商品输出只能是第一阶段，能否实现资本输出和海外渠道掌握程度才是检验“中国造”走出国门的重要指标。因为掌握了渠道，才能实现不依靠外商订单或做贴牌而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提高技术做大产品附加值，摆脱低价恶性竞争，并依托资本的力量实现本土化生产，减少与对象国经济的冲突。但后二者目前恰恰是我们的弱项。